徐小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颗棺材钉
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徐小斌
徐小斌，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生于北京，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写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双鱼星座》等。
《徐小斌文集》五卷本1998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徐小斌小说精荟》八卷本201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她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三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6年获英国笔会翻译文学奖并入围英国金融时报奖。《羽蛇》成为首次列入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部分作品译成英、意、日、西、葡、挪和希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发行。
网上文谈
有人说，徐小斌的写作是“刀尖上的旋舞”。她本人更准确的定位是“刀尖上赤足的旋舞”。
熟悉小斌的人，都会觉得她长不大。即使现在，在文坛驰骋了近四十年，她才“试图重新看世界”。结果是深感无知无能，曾经以为自己是可以独来独往、无所畏惧的独行侠，现在才深知自己只是一粒尘埃。只不过比别的尘埃任性一点而已。
在新作《任性的尘埃》（海峡书局）中，她写道：任性，就有可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任性，就是企图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超越自己。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风格迥异。最初的长篇小说《海火》写大学，叙事风格便有了学生味；《敦煌遗梦》写宗教故事，神秘的气息于是挥之不去；《羽蛇》写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文字犹如热带森林里繁茂的植物及盛开的华丽奇异的花朵；而历史小说《德龄公主》，则让人感觉回到了明清小说，怎么读都有些《红楼梦》的味道；《炼狱之花》是当代讽刺小说，年轻人的语言颇接地气；而《天鹅》一开始就定位为白描式的朴素手法。
网络观：我们最缺乏原创能力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网络打交道的？感觉如何？
徐小斌：1995年，因为我工作的央视剧中心要抓一部长篇电视剧《李自成》，前期筹备时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仅仅用作文字处理，顶多在浏览器上看点新闻。要说和网络打交道还是自新浪博客开始的，2006年初，新浪多次来电，敦促我开博客，开了博客之后才发现，原来每一篇博文都是有人关注的，有一篇写查尔斯、戴安娜、卡米拉关系的短文，点击竟然有七八万，但是对我来讲，网络是双刃剑，一方面有和读者直接交流的快感，另一方面也觉得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所以后来新浪再敦促我开微博就没有再开了，现在只有微信。
记者：新媒体对您来说有怎样的利弊？
徐小斌：利弊都很明显：优势是太方便了，与朋友交流，哪怕隔着万水千山都没有问题，打车、吃饭、电影票，买买买，什么都可以在网上搞定，缺点是太占时间，创作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看一眼微信，特别分散精力。
记者：您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多吗？手机阅读、电子图书和您有无合作？
徐小斌：前几年传播很多，自从前年我委托律师之后，这两年明显少了，律师帮我要回的未经授权或者授权期已过的网上版权费，竟然高得意外。电子图书一直有合作，手机阅读还没有。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如何看待他们的海量制作及IP（指知识产权）等现象？
徐小斌：网络文学是相对自由的创作，但是我认为还远远达不到脑洞大开的程度。像是被绳子捆过又松绑的，不像是从来没被捆过的。我认为年轻人就要敢于发出和接受智力挑战。当然也有很优秀的网络作家，譬如我认识的南派三叔，有很棒的想象力，人品也好。说到IP倒是想多说两句，现在应当是个IP的时代，原创性的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前些年我就注意到，好莱坞的工业化生产程序，正是原创故事A4纸那一页最重要，最昂贵。可说句老实话，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原创能力，连那些综艺节目模式都是买人家的版权，太可悲了。这个方面我倒是真的可以自我表扬一下（笑），尽管情商低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但平地起楼的能力是强的。譬如前两年与一位顶级电视导演合作，需要先写一个五十集的详细剧本梗概，没有任何踪迹可循可依托，写好后，成为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稿通过的分集梗概。又如韩国获得过奥斯卡奖的某导演曾经在N年前与中国的一家电影公司合作，该公司的老大找了数十位作家与编剧写一个原创故事，说白了也就是好莱坞A4纸那一页。最后要的是我那一页。这件事让我很高兴，尽管我的稿费被该公司扣掉了一大半，那部电影最终也没拍成。
最近我的长篇《敦煌遗梦》的版权卖给了一个新的公司，剧本是我写的，导演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我看好他，希望能奉献给观众一部真正有诚意的电影。
文学观：好小说应该是混沌的
记者：从事写作近40年，您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早期的作品是一种单纯的颜色，新鲜而又纯粹；逐渐感受到中间色的神秘与迷人。在《羽蛇》中您就运用了神秘的“补色”。这部被海外翻译最多的作品是您最满意的吗？
徐小斌：应当说是某一阶段最满意的作品吧。
可能因为从小画画的缘故，我写作时眼前经常会出现画面，有时是画面导引我写作，很有趣吧？早年写《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时，写到痛处，竟然随时趴在桌上痛哭，太投入了。但是文字色彩是单纯的，黑是黑，白是白，到了《迷幻花园》阶段，就不自觉地感觉到了一种文字的过渡色，即使是灰，也有十余种层次……这才明白原来好的小说，其实应当是混沌和不可言说的。
“补色”，其实来源于歌德的《色彩论》，他说她看到一个红衣女郎坐在白色的墙壁面前，待她离去，墙壁上留下的是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由此他发现了神秘的“补色原理”。
我以为，这种原理似乎也可以运用到文学领域，《羽蛇》中，我不仅用了“不可言说”，也用了“佯谬”和“正题反说”，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让有心的读者在全文读罢之后才能悟到某些东西。
记者：有些作品繁复，比如《羽蛇》中采用“树形结构”来书写百年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讲述了五代十二个性格各异的女人曲折跌宕的命运故事；有些作品人物简单，比如《天鹅》中女作曲家古薇与年轻军官夏宁远在新疆伊犁发生的一场惊世骇俗的忘年恋。您如何看待写作的难易——与作品的架构有关吗？
徐小斌：写作的难易与作品结构无关。
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必须学会做减法，必须断舍离。
在那之前也写过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中篇小说《别人》，只有两个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不再写《羽蛇》《双鱼星座》那种繁复华丽的小说了。加法与减法，如同出世与入世的转换，随意转换，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世界观：确实有内心真纯的人
记者：《天鹅》缘自非典中一个真实的故事。有这样的故事垫底，怎么还会前后写了七年？
徐小斌：《天鹅》说是写了七年，其实断断续续都不止。
之所以写了这么久，简单地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写的是爱情小说，可写了半截不相信爱情了——我是个不会做伪之人，对于已经不相信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继续。
突然有一天，我重听圣桑的《天鹅》，如同一个已经习惯于浊世之音的人猛然听见神界的声音——有一种获救的感觉。这时，来自身体内部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响起：“写作，不就是栖身于地狱却梦想着天国的一个行当吗？”难道不能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一个神界吗？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它至少会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就这样，经历了四年的瓶颈几乎被废弃的稿子重新被赋予了活力，再度展开了一场几乎遥遥无期的自虐苦旅。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其实一直都在书写爱和美。不论是《羽蛇》还是《炼狱之花》，都有一个不愿意说谎的孩子。这种价值观或文学理念来自什么？
徐小斌：其实我重视的首先是“真”。只有“真”，也就是奉献给读者的诚意，才谈得到其它。
我的确痴迷一切美。但是，我的“美”是主观的，不一定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很多真正了解我的人总是诧异我“长不大”，说没想到小说写得那么复杂的人这么没心眼儿。其实我为这个问题苦恼过，但是似乎没办法解决，后来我看了高尔基初见托尔斯泰的印象记《哲人·小孩》，心中似乎稍有宽慰。高尔基说世界上确实有些内心真纯的人，会一直拒绝长大、到死还保留着童心。
价值观：除了写作完全浑浑噩噩
记者：《任性的尘埃》比您的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有您的经历，和我们熟悉的朋友，读来特别亲切而愉悦。
徐小斌：回忆过去，其实就是为整个的历史写下一份个人的备忘录。
特别是最后一章《良师益友》，我写了自己钦佩的前辈与朋友们，不仅包括作家艺术家，还有政治家经济学家普通老百姓，都是我在人格上看重的人。包括宗璞、林斤澜、张承志、史铁生、朱嘉明、黄江南、贾平凹、姜文、王朔、苏童、崔之元、芦苇……还有我的同学外交部长王毅等等。当然还远远不够，这一系列，以后还会接着写。
记者：您曾在中央美院举办过画展，对音乐的了解也是专家水准，能谈谈艺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徐小斌：我十三岁正式拜师。老师是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姚治华教授。十年后恢复高考，姚教授对我说“你不适合走学院派，会桎梏你的想像力。”结果，我考上了一个经济类的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我人生第一次个展——是我创造的一种刻纸，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又有古典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然生发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后来又尝试利用旧挂历现成的色彩与纹路，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新品种。现在我又自创了一种新的画材，想做一种全新的绘画尝试。据说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作家自写自画一百幅画的全彩绘本，我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双鱼星座》？
徐小斌：我写了三十五年，得的奖其实很少，《双鱼星座》可能也是正巧赶上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文学比较热吧。在此之前《小说选刊》复刊评奖，据说此篇得了全票，但是被一封匿名信给告下去了，说里面有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此事当时的作协书记陈建功直接告诉我了，我那时除了写作完全就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根本没有为自己争辩，觉得无所谓。到了首届鲁奖，刊物再报，评上了之后才通知我，那时候简单啊。
写《双鱼星座》时我内心处于崩溃状态——本来就常常对现实世界无所适从，完全不懂得处理各种关系，常常万分痛苦却又无法言说。
于是第一次自觉地写了逃离意识——女主人公卜零在男权世界的权力、金钱和性的三重挤压下，在现实中奄奄一息无法生存，她逃离在梦中。颁奖会上好像真没什么记忆深刻的事儿，只记得当时的奖金很少，只有两千元。
记者：您曾经送朋友一句评价“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颗棺材钉”，但实际上这个评价同样适合您自己——这种理想主义，将伴随您一生？
徐小斌：是的，多年以前，我对参加北大竞选的一位好友说：“你不适合搞政治，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可以说，你是理想主义最后的一颗棺材钉。”没想到三十年过去，在异国他乡，他依然没忘记这句话。当然，这句话其实也适合我自己。
有人说我的写作是“刀尖上的旋舞”，我想也可能是“刀尖上赤足的旋舞”吧，如同小人鱼为了爱情喝下巫师的毒药一样。但是我想是好事。疼痛，会让你清醒，会给你刺激，所以说太幸福的人没法儿写出好作品了，痛苦才能给人POWER！
我并不是有些朋友说的“坚强”，实际非常敏感和脆弱，而且经常莫名恐惧，神经质。说到我还有点坚持的勇气和动力，基本上来自两个人，一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位正直善良的老知识分子，早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世的时候，他总是为我每一点小小的成绩高兴；另一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见的一个人，从我的一些作品里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们对我的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爱滋养了我的一生，让我即使面对黑暗也永不坠落。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