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中律的荒谬（5801字）

正因为人类文明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平地起楼的倒金字塔结构，至今没有成熟到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人化标准，所以面对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束手无策，可见旧思想界都未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终极理性挖掘并整理清楚，因此导致旧哲学理论体系从整体到局部无论怎样宏大，最终都因为缺乏可知行合一的终极方法论，只能被功利的世人归零于无用之用，所以当所谓的逻辑天花板在理论创新中被演化为花样繁多的专业壁垒的时候，就已然导致——只要创新者缺乏建构终极方法论的主动性，那么任何嘲笑哲学的人就和被嘲笑者一样，注定尴尬于事实上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而不暇自哀。

翻遍哲学史，正因为看不到任何旧哲学家有建构终极本体认知的主动性，所以透过人类整体至今都处于用逻辑而不知逻辑本质的集体无知状态，我用常识化视角，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发现逻辑就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于是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的常识化建构，进而建构了由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因果一致性主导的广义终极认识论体系。

通过与融智学的深入沟通，本书以挖掘整理哲学基础概念之间的一致性为由，试图展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强大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结果通过对“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的深入解读，不但彻底封闭了哲学的开放性，而且发现人类的任何概念的命名与解释都有广义本体论色彩，进而发现，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内，不但一切对立统一命题之间具有同构性，而且一切需要做名词解释的命题之间都具有同构性，因为一切命题都服务于常识化解析逻辑先在，所以一切语义关联皆同构关系就是终极方法论。

这样一来，在掌握了归纳与演绎同构于类比之后，经过与盲目否定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人再次进行深入辩论，我又发现，所谓归纳，就是对所归纳的命题进行形而上学泛化；所谓演绎，就是对需要命题的对象思考到足够清楚时所进行的形而下学泛化。

总而言之，只要用概念进行命题，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归纳泛化，还是形而下学的演绎泛化，都是人的认知由个体常识化向集体常识化迈进的过程起点，因此无分科学命题，还是哲学命题，甚至其他什么命题，只要相关命题被纳入人类的知识的传播体系，相应的命名者就被冠以相关领域的权威身份，他们的理论创新就为哲学最后的常识化转向做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

这样一来，通过归纳与演绎同构于类比的认知的常识化工具属性的终极明确，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不但即将终极哲学的语言转向，而且还将同步终结哲学的实践转向，因为透过归纳与演绎在类比上的同构性，不但终极逻辑学即将得到常识化建构的新起点，而且终极辩证法的常识化建构也将因为终极逻辑学的常识化建构成功而成为可期的现实。

为了证明我的预言的合理性，下面通过此前就论证过的旧哲学的排中率的荒谬开始瓦解西方哲学曾经错误的逻辑认知。

关于排中律，西方哲学认为，在肯定、否定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能两不可。也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时间、同一意义上，对同一问题做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中，必须有一个是真的，非此即彼，不能都否定。否则就会犯模棱两可的错误。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关于排中律，显然只在共时态的假设环境和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在历时态视角下则尽显以偏概全的狭隘与荒谬，因而并不普适于历时态人生的知行合一性需求，所以相对于知行合一人生有无尽的形而上学追求，形式逻辑只能提供相对形而下的基于假设的理论分析，因而其以偏概全的先天狭隘性虽然有利于透过现象看清时空的宏观与微观的深层次本质，通过激变现代科学而提升人的物理自由，却不利于直接提升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人的思想自由只能在现实人生中知行合一地获得，不允许像搞理论研究一样，假设着活。

正因为知行合一的人生不允许假设着活，所以西方逻辑学认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的同一时间、同一意义上对同一问题所做的两个互相矛盾判断必须有一个是真的”这一命题是个伪命题，因为作为人的有主观能动性的文明存在，有太多问题需要长周期才能循序渐进地发现与厘清，这个长周期经常是个体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又现实存在，所以一贯追求理性的西方哲学能坚信这样不具有知行合一性的伪命题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画地为牢的固步自封式无知，因为这个命题一旦成立，人类的一切思想就都可以直接定义为可知论，那么唯心主义神学就不会是不可知论，事实恰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者才一直以不可知论祸乱人心。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成功画出人的认知结构图，就是因为通过终极同构认知明确了概念之间的一致性之后，不但终极瓦解了不可知论存在的任何合理性，而且封闭了哲学的开放性，因为意味着我已完成了当初要求哲学必须解决我的一切现实人生困惑的追求和目标，而且结合以上分析，还可以据此进一步常识化判定，西方文明在政教合一政治主导下，除了在民间用宗教思想愚民外，在专业学术领域，也只接受非终极辩证的形式逻辑误导一个与终极革命追求没有直接关系的错误学术方向，这就是西方文明至今仍一贯把形式逻辑误当辩证法使用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他们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条件下的人化水平仍然相对很低的原因所在——整个现代西方文明在政治的一贯愚民惯性中对哲学辩证法呈集体选择性排斥心态。

如今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具体建构，已然明了，逻辑就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提供了新的建构起点，从哲学与人生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角度，能这样预见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显然意味着人的文明距离通过终极自律实现终极和谐已经不远了。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逻辑，就是思维的运作机理的哲学化表述，与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理认知具有异名同出的同构性，因此不真懂逻辑就是不真懂本体论，而逻辑又是西方文明进行知行合一的思辨的唯一工具，所以当西方文明通过打开全球市场而占据主流文明地位的时候，实际导致在进步之余，人类整体依然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能力实现人的文明存在的终极主观成熟，遑论客观成熟。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通过归纳与演绎能力的综合运用，在追逐精神人生自由和物质人生自由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具备分别封闭哲学与科学的开放性的能力，进而发现，通过封闭狭义哲学与科学的开放性，实际是对人的认知对象——逻辑先在——的开放性的封闭。

正因为封闭逻辑先在的开放性的过程就是用已知蚕食未知，所以随着精神自由和物理自由的先后实现，最终通过有封闭性的哲学与（狭义）科学体系的常识化建构，实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由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代表的两个层次的自由。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与物理自由相关的人的物种的永生命题，旧文明因为有诸多无可化解的认知障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用玄学命题进行低层次自圆其说以自欺，也就是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束手无策。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基于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人的自我意识内涵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具备无限指向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建设的潜在冲动，也就是潜在理性，所以为文明的渐进成熟提供了智力方面的原动力。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这种潜在冲动所内涵的潜在理性与人的终极理性之间隔着一道确知但不确定的逻辑天花板，所以在自我意识所内涵的无限指向终极自圆其说冲动的运作机理与逻辑认知互为表里的情况下，通过常识化视角明确人的潜在理性的运作机理，既是对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常识化解析，又是对哲学终极本体论的常识化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广义认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有了这种具有终极同构关系的认知概念体系（见图－1），就可以通过因果一致性进一步明确，智力所内涵的智能，在认知上，具有与人的存在同质化的主客观一致性，换言之，就是人工智能无论怎样发展，都只是人的智能的技术延伸，这对现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具有与人的主体性认知能否终极成熟相关的重要指示作用，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工智能如果真能超越人的智能，意味着人的终极物理自由与人的物种永生命题的同步实现的全部可能性。

以终极自圆其说于不被灭亡的终极物理自由为标准，人工智能永远只有工具属性，因此对于某些人所担忧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反噬人类问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那必须以科技能让人的产生不再依赖女性的子宫为前提。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即便人类的科学发展真能进步到那种水平，也是很久远的未来时，但哲学常识化转向却是已然是现在进行时，因此随着人的文明即将终极主观成熟于终极自律所内涵的终极和谐，人的整体一致性文明存在体系当中将没有压抑不了的人性之恶，不然文明何以明人？！文化何以化人？！因此上说，凡担忧于人工智能会反噬人类的，都是无知的不可知论者，其中就包括被某些人推崇备至的霍金。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具备诱变终极可知论的终极文明意义，是因为通过史上最严谨的前提批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指导人的知行合一人生的逻辑具有多维辩证的同构性，根本不是西方哲学曾经认为的形式逻辑的线形结构。

正因为具有线形结构的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在感知过程的局部生理机能，不是辩证认知整体，所以通过逻辑的终极辩证属性的明确，人类整体不但可以彻底摆脱与形式逻辑认知相关的低层次思辨的束缚，而且通过与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相关的哲学的常识化普及，人的整体一致性的终极自律理想就能知行合一地得到全面实现。

具体而言，就是曾经的直观与直觉是错觉，只要不能常识化纠正这种错觉，人的文明的终极理性就无法得到常识化建构。正因为任何直观与直觉都是下意识错觉，所以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下意识命题是非终极性认识论命题，只有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在本体论层面明确，下意识是潜意识理性与显意识理性在意识层面冲突后的行为表现，这时的下意识直观与直觉追求才能因为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而具有终极理性，因为这时候的人已经知道逻辑是什么了！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但可以明确人的终极理性的常识化建构路径，还能从文化自救的角度，把人的文明自救过程具体细分为主观终极思想自由和客观终极物理自由两个阶段和层次，其中由哲学主导的，是人的思想自由；由科学主导的，是人的物理自由。

因此上说，在人没能实现终极物理自由之前，机器因为不具有主体性，所以永远没有可能奴役具备主体性的人，因此哲学一旦常识化转向成功，那么只要用终极理性彻底压抑人性先天恶的一面儿，人造的人工智能自然就没有反噬人的任何机会与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才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自信，不然就只能言之凿凿于似是而非。

正因为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提供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理性，所以忌惮于人工智能对人的反向奴役的可能，那是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的非终极理性者对终极理性过于无知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善恶交织的两面性未来没有文明与文化自信的表现。

正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在文化层面都有迷信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伪）学术权威现象，所以人类文明发展史都经常犯一些盲目反对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错误，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用非终极理性反对终极理性狐假虎威现象，如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终极厘清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旧思想界都不真懂形而上学的终极辩证属性。

相对于旧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进行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系统理论创新，就是因为我能下意识地捕捉到与归纳相关的本体论思维具有收敛性，所以本着强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首先建立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其次通过主客观一致性、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命题系统论证了“一切差异性认知都建构在一致性基础上”，最后通过同构性命题明确，具有终极辩证属性的逻辑在语境层面是通过多维一致性嵌套结构表义，也就是“一切差异性认知都建立在一致性基础上”从来就是一个多维的同构性关系，这是任何准终极本体命题具备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表意功能的内在逻辑基础。

这样一来，人的任何认知都可以成体系地被同构性逻辑框架所囊括（详见插页图－1），是谓哲学常识化转向于与人生之间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建构成功，因为从道生万物的角度，道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本体，而且是人的精神主观存在的本体。

相对于旧哲学对本体追求在客观方面的偏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常识化视角下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我发现，有本体认知追求的人却始终缺乏类神一样的完整主体性，因此为了实现方法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进一步发现，对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但有终极自圆其说追求的人而言，借助语言工具把前提批判推进到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归纳的终点，既是运用演绎能力建构完善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的新起点，又是人的文明即将终极主观成熟的新起点，因为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成熟，哲学常识化转向将迅速进入实践启动阶段。

具体而言，因为人通过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物种永生的理想隐含在具有杂多性的逻辑先在当中，所以对面杂多命题在集合理论上的整体一致性，通过因果一致性命题明确归纳认知的收敛性，便可以明确人的文明注定因此而走向可知论的终点。

有了这样的终极可知论，不但可以明确人的文明注定因为认知的收敛性而率先实现终极思想自由，而且与科学知识收敛性相关的终极物理自由命题也因此有了必然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哲学一旦常识化转向，将没有不可知论的任何生存空间。

正因为只有基于兼具辩证与直观的同构命题才能常识化解析这一切，所以基于常识化建构这个命题的经验周期太过漫长，因此相对于人的文明从零起点自主建构文化体系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用与终极思想自由相关的理论创新封闭哲学的开放性，必以科学技术成熟到能提供足够充实的物质人生为前提，因此由存在与意识关系所派生的物质与精神的第一性问题，有合理性，但不是全部，因为各执一端的西方哲学就是这样一直在共同肢解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同构性而浑然不觉，比如排中律实际排斥的就是主体间性，而西方哲学进行到语言转向开始，才只下意识地认识到恢复这其中的主体间性，实际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伦理）关系问题，这是导致任何只具备非终极理性的旧哲学都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理性的关键逻辑内因之一。

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诞生，人类文明因思想的终极自由而封闭哲学的开放性时机已到，本书将通过与同构性相关的一致性封闭哲学的开放性，然后以“存在”的绝对性和“非存在”的相对性为逻辑基点，通过逻辑的多维辩证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关联证明这一切，从而为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方法体系的常识化建构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