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史理合一系列之一（3）
王莽改制—敏捷变法分析之三
假如在2000年前，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命令与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发表的著名的《盖提斯堡演讲》的信念很像，后来孙中山先生把这个信念浓缩为“民有、民治、民享”，成为后来三民主义的基础。林肯在演讲中指出，进行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为了“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因为这个信念而被美国人所铭记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下面列举红蓝两派各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
蓝派（抹黑王莽的）：
唐代白居易在《放言》一诗中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代表了对王莽其人的史学主流评价。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红派（唱红王莽的）：
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
台湾作家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
现代四大史学家之首的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这是不公正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一个人的身世往往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那么王莽的身世如何呢？王莽从小丧父，与母亲两个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然王氏一族因为太后王政君的原因个个裂土封侯，但王莽一家却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一个有志气的孩子，遭到逆境，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就是这样的孩子。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他也常常躬身礼让。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与他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王莽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相当于现在国家总理）王凤病重，偏瘫在床。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但往往站一站就走，弄得王凤心里发凉。而作为王凤亲侄子的王莽表现得不同，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还替王凤尝药，《后汉书·王莽传上》记载“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见状，大为感动和愧疚。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即使《孝经》上古人复出，也不过如此。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王政君和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不久升为射声校尉（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射声，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此时王莽仅23岁。
王莽精通儒家典籍，学问渊博，对人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并且廉洁自律，处事公道。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乌烟瘴气。朝廷官员提起王莽，有口皆碑。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心中暗喜王氏有人。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是为王莽讨封。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汉武帝托孤重臣金日䃅旁系四世孙）、陈汤（西汉名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他提出的）也上书颂扬王莽。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
王莽官做大了，却更加谦逊，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拿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把家里的车马、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弄得“家无所余”（出自《汉书·王莽传》）。同时，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不仅效率很高，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对王莽这些作为，朝臣交口称赞，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汉成帝末年，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主席职位的国家总理。
史书上说，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克己不倦，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前去看望。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夫人，一时引起轰动。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王莽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当上大司马后，最关心的就是希望能“扶危救世，救民于水火”。在他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汉哀帝的同性恋男宠）20万亩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这比1800年后美国农奴制的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不卖身为奴，怎么办呢？《汉书·贡禹传》说，贵族之家，连狗和马都因为吃得太多，“苦其太肥”，必须“日步作之”。天天牵出去溜达，以免影响秀美。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西汉王朝风雨飘摇。
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王朝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作为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王莽当然也十分忧虑，但是他刚刚上任，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因汉成帝之死遭受挫折。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45岁的汉成帝去世。成帝在位26年，无子，按预定方案，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上台，大搞裙带关系，祖母家的人、母亲家的人，很多都封了大官。哀帝还把自己的祖母傅氏封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在宴会时，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王莽大怒说：傅太后出身不正，怎么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立刻命令搬走傅太后的座位。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拒绝出席宴会，结果王莽被罢官，回封地河南南阳闲居。
汉哀帝当政不久，几个有远见的大臣如丞相孔光、大司空（副丞相）何武、左将军、领尚书事（高级将领兼皇室办公厅主任）师丹试图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提出建议说，要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诸王、列侯、公主占的田应该有个限度。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30顷。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的奴婢不超过100人，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30人。
哀帝却不是很支持，于是批示说，过一段时间再议吧，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胎死腹中的“限田之议”。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25岁的汉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她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王莽复职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9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2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1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6人以上给葬钱5000，4人以上给3000，两人以上给2000。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修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有意思是，将来起兵反叛王莽的光武帝刘秀当时就在京师太学堂内学习研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这些包括政府救济、官方借贷、廉租房工程、国家教育在内的改革措施，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很像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所做的一些事情？这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汉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2. 56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9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48. 7572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5%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识字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行动。
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这种民意的支持率不仅是今天的美国总统、拜登无法企及的，连拿破仑、毛泽东这样百年一遇的天才领袖，恐怕也只能与当时王莽的民意支持率持平。所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王莽在万民拥戴下，创建新朝，当上了皇帝。现在他已经是九五至尊，要大展拳脚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汉书·王莽传》所记载的王莽强令儿子王获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
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形大钱。
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
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
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3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问题点聚焦并强化，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的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这从班固的《汉书》中评价王莽是“乱世篡位”就可见一斑。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
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史学大家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下面我们从管理的3个维度：环境因素（天时）、问题需求（地利）、管理职责（人和）来分析一下王莽改制。
环境因素（天时）：西汉王朝经历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尤其是汉昭帝和汉宣帝后续的王朝，土地兼并的问题呈高速发展趋势，土地问题成为西汉末年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随时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其统治。
另外，政府长时间与民争利也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复杂利益格局。汉武帝期间，将山川池泽之利收归政府，形成盐铁政策，与民争山川池泽之利。再加上政府官员的普遍腐败，工商方面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局面，加速了整个王朝机体的腐烂。
因此，西汉末年期间的社会改革呼声非常高。之所以会形成万民拥戴王莽做皇帝的局面，是因为老百姓对刘氏王朝已经失望透顶。皇家子弟骄奢淫欲，不顾老百姓死活，与王莽的“克己复礼”、“扶危救世，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和行动形成巨大的差距。整个国家都希望王莽这样的圣人来领导社会变革，而这就形成了对王莽改制特别有利的天时因素。
问题需求（地利）：王莽改制所面临的两大核心痛点：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第二个问题是奴隶制过于残酷。奴隶命运至为悲惨，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而这两大痛点的核心又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如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就能断奴隶问题之源。长久以往，奴隶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因此，王莽改制只需要瞄准核心痛点，聚焦发力，不宜分散项目资源。事实上，王莽改制失败的很大原因之一是项目目标过于分散，他想多头并举，而且项目措施也更注重于效法古制的形式，而不注重变法改革的项目失效。
管理职责（人和）：上篇我们提到过商鞅变法的成功得自于商鞅执行（R）角色与秦孝公幕后A（负责）角色的相互密切配合，又相互制衡，这种制衡使得商鞅需要在有利于变法收益的大框架下去进行，而不能胡来，做出没有利益的事情来。这是R与A制约平衡的妙处。
与商鞅变法不同，王莽是集执行（R）角色与A（负责）角色于一体，因此没有能制衡执行（R）角色的机制。因为在具体项目实施中，（R）角色作用是破坏，而A（负责）角色是保障。这从王莽在后期，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这个事情看出端倪。因此，有的项目经理不愿意有领导管，希望多授权、少干预。但从王莽改制失败来分析，有一个能给项目经理保驾护航、承担最终责任的A角色，我们是需要珍惜的。
《三国演义》水镜先生司马徽曾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意思是，诸葛亮虽然遇到了英明的主人刘备，但是却遇到的不是时候，可惜啦！同样的话反过来也适用于王莽，王莽改制是得其时，未得其法，惜哉! 从管理角度来看，王莽改制的天时要素一应俱全，但对项目痛点没有做到聚焦发力，无限扩大R（执行）的职责，而没有制衡，正是其未得其法的表现。惜哉!
我们下一期将分析第三期变法案例：孝文汉化。下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