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周振华/中国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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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华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一金句,是1943年毛泽东主席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题写的贺词。后来,便成为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随着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步伐加快,“八字精神”迅速发扬光大。于是,我国很快有了自己的汉语拼音。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没有拼音字母的。我国在古代是使用汉字为载体,采用直音、反切等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即使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极不方便。
明末清初以来,外国人为传教和学汉语而设计的注音方式有利玛窦的拉丁字母式、英国人的威妥玛式拼音、美国人肯尼迪设计的耶鲁拼音等。“这些拼音方案都是为外国人服务的,既没有统一的语音标准,也不追求与汉语汉字读音对应的准确性。”因此我们需要创制自己的、更加科学更加准确的汉语拼音方案。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才十天,毛泽东主席就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过了一年,主席又果断做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于是政府从普及百姓全民义务教育的百年大计出发和考虑,最终选定了汉字拉丁化方案。就是说,汉语拼音和英文同出自拉丁字母,一个用来拼写英文单词,一个为汉字注音。同时在推广普通话方面,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学习工具。
“如果说《汉语拼音方案》前30年的主要功绩是为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扫除文盲,并且从国家标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标准。那么后30年的主要功绩则在于适应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国家语委原副主任、研究员陈章太表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汉语拼音的这一功绩也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全民都在共学拼音。早年的课堂上,那些和孩子们的手势一起跳动着的能发出各种音色的拼音字母仍历历在目。
当时,中央针对全国文盲率达80%的现状,为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特别重视扫盲和文化普及,开展了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这首当年的民歌,唱出了百姓对汉语拼音的喜爱。
那汉语拼音的功劳到底有多大?仿佛谁也无法将其准确量化。可身处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的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它巨大的能量和它立体的多维的全力的参与。
记得小时候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致可高呢。因为拼音,校长大人特批本人六岁可以入学。
小时候,生性总喜欢和长我一两岁的伙伴甚至更大的孩子一起玩耍。转眼这帮孩子已七周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只有小他们一岁的我,不准和他们一块上学。这在当时是我很大的一个心结,小小的心里居然为这事吃不好睡不安。为此母亲也很在意。她是一个十分脸儿热的人,但生是硬着头皮带我来到西峰山小学杨校长的办公室,向校长大人求情:“杨校长!您就收下这孩子吧!他和他的这帮伙伴从刚会走路就整天在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拾麦穗,一起捉迷藏。要是等明年入学,和他同年岁的是一大伙丫头,这孩子脾气犟,为这事都愁得吃不下饭。”杨校长听了这毫无理由的话对母亲说:这是学校,不!是上边的硬性规定,您说的这些不成理由啊!孩子必须要年满七周岁方可入学!没什么商量!
杨校长说完好像觉得话有点硬,于是微笑着对母亲说:除非您孩子有特长,就是身上有特殊的地方。紧接着杨校长问:您孩子有什么特长吗?如果没有,那只好一年后入学了。母亲忙对校长说,孩子会拼音,您看算不算特长?会拼音?校长问。好!让他说说!我听听。杨校长点上了一支烟。母亲把我往前推了推,快!快给校长说说你姐姐教你的那些拼音!我笔直地站在校长面前,熟练地把b、P、m、f、d、t、n、l……一套拼音字母说了一大半。没等我说完,杨校长就站起身来,好!好!他又递给我纸和铅笔让我写,我接过笔纸在他办公桌的一角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写了起来。嗯!不错!这就是特长啊!凭这,这孩子就可以入学!校长同意了,母亲高兴地连声道谢。我也给校长深深鞠了一躬。就这样,我可以提前上学了。回家路上,我想,会拼音这么重要啊!要不是它,我只能再等一年。这下我可以和我的小伙伴们在一起了!
能提前上学,应该归功于姐姐。她把她先学会的拼音字母一个一个的教我,也许天生对拼音感兴趣,尽管才六岁,我就认识了很多字母,会念,还会写。为正式入学后学习拼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姐姐,1958年上小学。这年的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此后这个方案便成为帮助小学生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一年的秋季,国家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识字。姐姐上学正赶上学拼音。后来我成了她的学生,她成了我的汉语拼音启蒙老师。我能早一年上学,还得感谢姐姐。教学相长,姐姐教我也扎实了她的拼音基础。当时我觉得姐姐的拼音水平特别高,特了不起!从心里佩服她。等我熟练掌握以后,在姐姐面前就有些不服气了。还经常小考一下姐姐。由于当时家庭劳力少,生活较困难,姐姐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小的年纪就下生产队劳动了,锄地、挑水、打场、割麦子什么都干。当时村里和姐姐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好像都没上过几年学,村子里很少有初中毕业的。他们的父辈更是没读过什么书,大多是文盲。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当时全国都是这种情况,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展了扫盲工作。当年有句流行语,叫“扫盲学文化,不做瞪眼瞎”,那年月扫盲运动几乎是路人皆知。

六十年代初,本人上小学时学习汉语拼音的那段记忆非常深切。当时的课程设计,汉语拼音可算是一门大课、要课、主课。校内校外对拼音这门课程都非常关注,提得响,抓的实。除主讲老师每堂课反反复复强调拼音课的重要性外,学校的教室里、墙壁上长期张贴着学好汉字拼音的标语或口号:学好拼音,受益终身;扫除文盲,拼音帮忙;拼音学得好,一家吃得饱;学拼音多识汉字,长知识报效祖国。在我的印象中,拼音课一点也不逊于语文、算术课。可没想到,学了半天,下了那么大功夫,后来的日子拼音就慢慢无声无息了,且一扔就是几十年。可怎么也没想不到有一天突然又拾了起来,且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拼音字母了。看来,所掌握的任何一门知识,即使一时派不上用场,也都是封存起来的金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值,然后足以让你喜出望外。
说起来,汉语拼音可以说是小学生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学会了拼音就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自己认读课本中的生字,还能流畅地阅读下来。随着识字量增多,阅读和写作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因此拼音是识字的基础、是阅读、习作的前提、也是学好中文不可缺少的。所以,我觉得在小学时不仅要努力学好学扎实汉语拼音,而且一定要掌握和应用好。
眼下,我的文学创作、编发微信、查询资料,天天都要敲打汉语拼音。是迅发的电子时代赋予了汉语拼音的强大功能。只要拼音学得好,功底扎实,就不会被这个时代甩得太远。面对需要及时或随时处理的大量信息,可以很从容自若地操作手机与键盘,不管年龄多大,都可应用自如。
小时候和伙伴们走在上学与回家的路上,常嘴里不停地叨念那些枯燥乏味的拼音字母。好在先人编排得很顺嘴,“嘚啵”起来蛮有意思!加上小孩子的记性好,容易记住。几十年过去了,曾经刻苦学习拼音的场景仍很亲切,那些字母背诵起来还是那么朗朗上口,依旧温馨如故。
那时除了语文好,觉得学得最扎实最卖力气的科目就是汉语拼音了。加上有学龄前的拼音功底,入学后就更如鱼得水了。拼音真的帮了我很多忙,查字典、辨生字、发信息、打电脑、速记代字,都离不开拼音。在之后十几年的实践中,拼音的陪伴,使我能及时跟上时代变化的节奏。仔细想来,拼音的发明真是太伟大了,它既是工具,又是老师,有时还像是朋友,生活工作中不能没有它。感谢它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捷与方便。我欣慰曾经的我没有怠慢“拼音”,所以现在能够较好地学以致用,尽管也一把年纪了。
读小学那会儿正值“文革”,记忆里六年制的小学真正上课的时间,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运动”深入后的日子,学校的课程也变得不那么稳定了,随时插一些临时性的劳动课。记得三年级以后,升班无需考试,学生们的自主空间随之加大,可以广泛地涉猎学校或课程以外的东西,甚至可以走出学校做你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从上学到“运动”开始这两年,我抓住了这段学习机会,将拼音这门知识扎实地学到了手,而且做到了熟练掌握与灵活运用。

回想起来,拼音学得好,首先要感谢老师教得好。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程,在我们小孩子眼里程老师可年轻可有活力了。听大人们说她是大城市刚毕业分配来的,专门教我们山里这些孩子拼音的。她泼辣严厉,高傲漂亮,但十分敬业,认真负责。她在课堂上的要求极高,每次留的作业必须按时按质完成,谁的拼音字母书写得不工整,就要重写,不留一点情面。程老师常把各种小动物的名字引入拼音的教学当中去,以便增加学生的兴趣。当时缺少教具,她就利用纸板剪成拼音字母,涂上广告色形象地为我们演示和组合,这样的教学方式,易于学生理解和记牢。她还常对我们说,学拼音不是你们一个人的事情,你们学好了,学扎实了,回家就可以为需要帮助的家人提供帮助,帮他们识文断字。同学们都记住了吗?程老师银铃般的声音在教室里久久回荡。老师的叮嘱至今还常常在耳边响起,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会想起她,想念她!我们的程老师,永远不会忘记您讲课的风采、举止和贵习。按她当时的年龄推算,眼下应该有80岁了,虽然我和老师很少见面,长大后几乎没见过,但她教会我的拼音让我受益终身,感恩恩师。

拼音学得好,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是对拼音这门知识感兴趣,对抄写拼音字母非常喜欢。二是勤奋,学拼音下了很大的功夫。除了嘴上不停地嘟哝、练习发音外,手也不闲着。本上写满了,就千方百计寻找其它可利用的一切地方和空间练习书写。小时候街两旁摆放的大石头面上满是孩子们划刻的拼音字母。三是父亲的激励。父亲16岁在外学徒做买卖,上过几年私塾,字认得有限,可他偏偏又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不管什么书,小说、民间故事,他都爱读。爱读书,很多字却认不得,自然就影响和削弱他读书的乐趣与质量。查字典,他不会,家里也没有,只得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不认得的字就跳过去,为此很苦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出于扫盲的目的,在当时很多书籍的汉字下面都标注着汉语拼音,以便人们利用拼音掌握每个字的发音。可不认汉字的人,恰恰拼音也不懂。好在当时很多家庭的孩子,上学首先就学新式拼音,于是,在帮助父辈扫盲上,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就是其中一员。有一次父亲看书,书里残酷的“酷”字,粳米的“粳”字,尴尬二字,他拿不准发音,问我学没学过这些字,我说即使没学过我也认识,因为字的下面注着拼音,还标有发声。告诉父亲这几个字的发音后,他很惊讶也很高兴,对我说:“你就当我的识字老师!”以后你每教我十个字,爸爸奖励你一支铅笔。记得小时候我的铅笔盒总是沉甸甸的,很富。但没有因此随意浪费一个铅笔头儿,都是使到手指实在掐不住了,再换一支新铅笔。光教父亲字的发音还不够,后来,我用和伙伴们到山上打荆条的钱买了一本字典,当父亲再问我生字的时候,我不但告诉他这个字的发音,还告诉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掌握了拼音的我可以熟练地在字典中查到这个字。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看书,很少再找我问我了,按村里的说法——在扫盲中他“达标”了。父亲通过拼音,在原来的基础上,认识和掌握了2000多个汉字。父亲生前看到报纸、书籍上的新闻、故事,还要读出来让母亲和我们一起分享。父亲读得很连贯,很流畅,有时还带着情感,不知不觉全家人都被他打动和感动了!

拼音的使用,让我大受裨益并越来越离不开它。就说写作,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年我都固定在“钢笔+稿纸”的模式里,虽能留下一些纸质稿件,但创作起来效率低也难以做到得心应手。通过近十几年的实践,我现在几乎全部用电脑拼音输入法打字。如果还是传统的“爬格子”,确实窝工得厉害,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电脑打字,不光可提高效率,修改稿件、传送稿件也变得快捷方便。新世纪以来每年的创作要用拼音敲打30万字,总量应该不低于500万字。拼音于我来说,转换成了我的一篇篇文学作品,包括十一年文联岗位上的所有公文写作也不下200万字,同样也是电脑,也是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我想再一次由衷的虔诚的感谢汉语拼音,因为它不光帮助了我,还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着贡献。
常想,如果没有汉语拼音,国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知是一种什么节奏和状况?建国初期那80%的文盲率如何尽快削减?十万余汉字怎么去实现快捷准确规范标音?汉语怎么与当今世界纷繁璀璨的文化元素相融与渗透?通过这六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些都已不是问题了。汉语拼音仍继续发挥着它那特有的功能。
转眼,最早学习汉语拼音的那批孩子都已经老了,可他们仍乐此不疲的天天还在用拼音编辑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作者简介

周振华,北京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北京文联第七、第八届理事。北京市昌平区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第三届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中国散文学会作家书画院院长、北京书协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荣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五届老舍散文奖,第五届北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

文学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新民晚报》《文学报》《十月》《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山花》《当代人》《神剑》《岁月》《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西部散文选刊》等。多篇散文作品入选全国各类散文选集、散文年选、排行榜、教材读本,并被应用于中、高考试题。已出版文学及书法作品23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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