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彼乐土，可曾深深眷顾？ ——我看鲁迅小说《社戏》里的“乐土”

写在前面：许是过度解读，比照当下，我以为鲁迅在小说《社戏》里，其文眼“乐土”一词大可深究玩味一番。

（一）走进“乐土”世界

小说首段即营构出平桥村，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世界的缩影。“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

“离海边不远”，决定了平桥村其偏其僻甚或其封闭与否，其实不完全是由自己所能决定的。海边，永远有伴海而来的各种窥探与造访，再偏再僻，也挡不住外面世界袭卷而来的海风呼啸。

平桥村，临河。即上可溯源，下可至海。虽至偏至僻，但注定现实里可能存在着无数的“桥”。这桥，既可架设通于山内腹地，亦可搭建达于更宽广的外部世界。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平”静，可“平”安，会“平”顺，一直地“平”稳生存生活下去吗？

鲁迅虚构的乡村世界——“平桥村”，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实在值得我们大加玩味。细忖思之，这不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乡村的缩影吗？

接下来对村子的具体描写印证了这一点。

“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中国乡村，分散而住，依势而居。从事农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此时此地已氤氲了一点商品经济的影子，有杂货店，但只有一家，且很小。

显然，这样的“平桥村”在小小孩子“我”的眼里，环境也是相当堪忧的。但孩子终归是孩子，所以鲁迅巧妙一转，“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注意，鲁迅用语一直是相当考究的，一个“但”字，隐含着“平桥村”于我是乐土，于其他人呢？难以言说。我之视为乐土，不过是我受优待，我免念书。试想，一个孩子，居一处而时时受到优待，甚或可以不用念书，那自然是“乐土”的。

其优待是什么，孩子的优待无非是游戏，有玩伴。平桥村民风淳厚，“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这样的情境早在东晋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记》出现过，这是孩子的“乐土”，不念书，尽情玩，都是朋友，没有阶层等级，“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我们往往只会关注到这一句，多么美好的境界啊，真是无以伦比的“乐土”啊，这是鲁迅小说里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吗？

别忘记了，鲁迅还在末尾加了一句神来之笔，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将其忽略掉了。那就是“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对于生活在平桥村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是一群尚未走出封闭偏狭乡村，接受文化启蒙，开眼看世界的“愚民村夫”，他们秉持最原始的劳作，依恃着天时地利而活。这片土地，于我一个小孩子，也只是消夏避暑的短暂“乐土”而已。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它是一块真正的“乐土”吗？

鲁迅一直在启发我们对“乐土”进行深层次的探寻。

（二）“乐土”的文化巡礼

小说《社戏》，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对平桥村最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进行了巡礼。

“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一个经济乏实力的地方，其文化生活同样匮乏。鲁迅有一个置疑：“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作为生活在“乐土”上的人们，即埋首于挥汗如雨的农田之时，多少也总热望解除身体疲惫后，有一丝精神的愉悦吧！“乐土”不“乐”，适彼曷乐土哉？

“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在鲁迅的笔下，乡村的社戏，已然沦为了孩童们玩乐的游戏。说文化的浸润，我个人以为都是一种贴膏药式的自我安慰。

看戏的人许是很多的，“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但能坚持看完的是哪些人呢？

孩子的眼，不染一点尘滓。双喜一语中的：“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没有观众的表演是孤独的。挣扎于生存糊口，碌碌于风尘中的村民，显然是没有余力侍奉文化，更惶论以文化来滋养心灵，静观与欣赏文化的倾情表演于他们是劳作后的添头，可有可无。

“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写至此，一般情形也当了结。鲁迅的不凡之处，即在令人警醒之处，在有意无意间作一点“画蛇添足”。他淡淡的补上一笔。我们往往不经意间就忽略过去了。但如果我们不忘追索以下问题：谁是生活在这片“乐土”上的主人？这块“乐土”是不是所有人的“乐土”？我们就不难找出鲁迅在小说细节里缝补的深意。

“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

文化滋养的是闲汉，是土财主的家眷。甚至也不是他们，他们不在乎看戏，他们在乎有闲有食。乡村文化大戏的欣赏者是闲汉、土财主的家眷，甚至隐身其后的土财主们！乡下人白天工作，是看不到的；夜里为了明天的工作，是看不久的。春赛的社戏是演给“乐土”众多的乡民们看么？孩子，“乐土”的未来建设者，他们在旁观，在热闹里。双喜，是孩子群里最富有领导才能，最聪慧的一个，他乐在数铁头老生“连翻八十四个筋斗”。这是孩童式的欢乐，也是冷静旁观者的悲伤！

文化滋养的匮乏随地可见。置身其中，茫然不识，人人只是充当了文化大戏的看客。孩子们乐此不疲地往返于看热闹的途中。看热闹，不是走进文化的门道里，啜饮文化的汁水，滋养其生命。看热闹过去，余下什么呢？余一地瓜子壳......

我没有吃到卖的豆浆，水是不喝的。“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地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在呵欠与扫兴里，无论上演多好的春赛社戏，都是徒劳的表演，没有共鸣回响的文化传递，是僵死的，是没落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孩子们饮尽这文化的盛宴。但小说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识字，不以为忧，不以为耻。我们当看到小说在无限的欢乐中处处隐匿着深深的忧愁。当识得“乐土”里深埋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1925年5月14日鲁迅在开封《豫报副刊》发表的《北京通信》里谈到：“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件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乐土”挣扎于生存与温饱，还是真正的“乐土”吗？“乐土”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吗？

（三）乐土“乐”的背后

用简单的“天真”和“纯朴”打发这群孩子的性格分析，无疑，我们都是短视的一族。孜孜于分析阿发偷豆的经典场景下展示出少年们的好客、纯朴和聪颖，而忽略掉对这样一群可爱孩子的启蒙教育，缺乏一场深刻的关于守护“乐土”的教育，我们没有看到鲁迅小说里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忧思。

同入选《呐喊》小说集的《故乡》，也写了一位农村少年英雄闰土，这位儿时的玩伴，同样小时乏尊卑之等级观念，我一度引为知己；长大后再度重逢，站在我面前的却是唯唯诺诺呼我为老爷的中年男人。

儿时可以轻而易举跨越的上下尊卑，在时间的鸿沟里却渐变成不可逾越的天堑。是什么将让他们阻隔？多子，战乱、灾荒、捐税......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呈现其作为人，最根本最核心的追问。当我们将一切的过错推给黑暗的旧社会，推给社会制度时，我们就始终缺乏对于自身问题的反观。我始终认为，那是能否接受智识教育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才是关乎建设“乐土”的根本性问题。

平桥村，这块我短暂停留的“乐土”，给予了我儿时无限的欢乐与依恋。通过孩子的视角，我们当就“乐土”作深度的思索与玩味：这是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们的“乐土”吗？我们应该给儿童构建一个怎样的“乐土”？

这是今天网络教学《社戏》后的一点新思考。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