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张祎昀丨何谓训诂：论黄侃先生的训诂界定与理论自觉

导言

今天是黄侃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在训诂学史上，黄侃先生对“训诂”的界定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这一界定被后世广泛引用，而更在于它蕴含了黄侃先生对语言文字的源流本变规律的高度自觉，并影射出了从“训诂”到“训诂学”的历史跨越。今日，“章黄国学”刊出此文，以纪念黄侃先生和他的“系统条理之学”。

何谓训诂：论黄侃先生的训诂界定与理论自觉[1]

文丨孟琢 张祎昀

一、问题的提出

对“训诂”的界定是训诂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其中涉及对训诂的内涵、性质与类型的理解，这也是各种训诂学通论的开篇内容。历史上，张揖、郭璞、孔颖达、邢昺、段玉裁、马瑞辰、陈澧等人都曾对“训诂”加以诂解，尤以孔颖达《毛诗正义》阐释《毛诗故训传》之“训诂”一说，最为学者所宗：

《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孔颖达沟通了《毛诗》与《尔雅》之间的渊源，在他看来，“训诂”是一种经典解释的工作。“诂”与“古”同源，即以今语解释古语，与《释诂》中的单音词训释相应；“训”与“道”同义，即描述事物之形貌，与《释训》中的叠音词训释相应。与此同时，二者也对应着《尔雅》中的词义训释与名物训释。这一源自《雅》学传统的“训诂”界定影响深远，几乎成为训诂学研究中的定论。正因如此，黄季刚先生对“训诂”的新诠便尤为值得重视：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2]

黄侃向来尊重前说、量守旧辙，却在“训诂”界定这样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上，提出了与《孔疏》不同的解释，其中的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的学术立意与理论突破？黄侃区分了“训诂”与“训诂学”的不同，在“训诂”界定和训诂学体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学理关联？在学术史上，黄侃的定义影响极大，在80年代以来各种训诂学论著与教材中被广泛引用，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阐明[3]。尽管如此，对这一界定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我们仍需不断领会，加以深入的系统阐释。更何况还有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如认为黄侃之说“似是而非，粗疏失要，都不能推明古人立名的精意”[4]。对此，我们也应给予充分的应答。

二、黄侃“训诂”界定中的语言观念

黄侃对“训诂”的界定并非凭空而立，以“故”释“诂”、以“顺”释“训”皆为常训。如《说文》：“诂，训故言也。”《段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说文》：“训，说教也。”徐锴：“训者顺其意以训之也。”《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既然如此，这一界定的突破之处便不在训释本身，而在于训释背后蕴含的语言观念。根据孔颖达的解释，“诂”与“训”的区别源自《尔雅》的不同篇目，这是针对词义、名物等不同训释对象的平面分类，并不足以涵盖全部的语言现象。在黄侃的解释中，“诂”为语言之本来，包括汉字本义，也包括“初文”所体现的汉语词源意义。“训”为语言之引申，体现为汉语词义的派生造词，与孳乳造字的现象亦密不可分。在这里，“诂”与“训”的关系是历时性的，这是根据语言文字演变规律的学理分类，体现出自觉的语言源流观念。通过“诂—训”之辨，黄侃将语言演变中的现象一析为二，从源流角度对其进行穷尽性分类。而当历时的语言源流积淀为泛时的语言整体之后，源流关系进而体现为“本”与“变”关系——“小学结果，知其本以推其变”[5]，这是黄侃对“训诂”进行界定与划分的关键，也是他突破前人的根本之处。

阐释了“诂”与“训”的词义后，黄侃进一步将“训诂”解释为“用语言解释语言”。这一说解看似平常无奇，其学术立意往往为人所忽略，甚至产生“粗疏失要”的误解。实际上，我们只有立足黄侃对训诂学体系的整体思考，才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学术内涵：

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6]

黄侃自觉地辨析了“训诂”与“训诂学”的不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方法总结与学理升华。正因为黄侃具有训诂学的理论高度，他对训诂的理解才比前人深透；也正是在训诂学的理论自觉中，具体的训诂工作才与“系统条理之学”默契相洽。在“真正之训诂学”的高度上，“以语言解释语言”体现出四个层面的语言观念。

（一）语言本位观念。“训诂”是一种解释的工作，这一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在训诂学家的阐释中，可以是“古代语言”“古语古字”“今古方俗言语”“述其古事”“所言之事理”“疏通经义”“名物礼制”等，包括了古语、方言、典故、文意、事理、名物等不同内容。在黄侃的界定中，训诂对象被明确为“语言”，其他内容的解释都是以语言解释为基础的。这一界定体现出清晰自觉的语言本位观念。在黄侃看来，“小学”研究是以语言的意义为方向和归宿的，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论，“从孔颖达的解释到黄侃先生的解释，说明到了近代，训诂学的研究范围已比较固定，方向也日益明确。它偏重在语义的研究，研究的语言单位更偏重于词。而且，这种研究，已经伴随着对词汇理论的探讨进行了。”[7]

（二）语言全体观念。黄侃将训诂对象界定为语言，这是否意味着训诂学的狭窄化？这涉及对“用语言解释语言”中后一个“语言”的理解。在《尔雅》与《方言》的传统中，训诂工作或是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或是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解释的对象是具有特殊性的古语、方言。在黄侃的界定中，他强调训诂工作“初无时地之限域”，而是针对突破时空限制的语言材料的全体，体现出贯通古今的语言观念，充分拓展了训诂学的研究范围。

（三）语言系统观念。在训诂工作中，被解释的“语言”对象往往是个体性的，这是否意味着训诂仅仅是个体词义之间的沟通阐明？这便涉及对“用语言解释语言”中前一个“语言”的理解。在黄侃看来，训诂不是“一对一”的词义关联，而是通过对“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贯通，准确说解被训释词的意义。一方面，语言文字的系统体现在汉语词义的源流演变之中，“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元始之本也”[8]，通过词义的源流考察把握其内在系统，这是训诂学的基本工作。一方面，汉语词义的训诂统摄了文字、声韵之学，“先有义而后有名，音则生于二者之间。故训诂不待文字、声音而后有，必依附文字声音而后著，是以求义者不能离音与形。”[9]语言文字系统最终落实在语言文字源流考察和形音义综合研究的结合之上，这意味着训诂学和文字学、音韵学的融会贯通。在黄侃的“训诂”界定中，对语言的解释是源流互证的，而非前后割裂的；是系统关联的，而非孤立个别的，体现出自觉的语言系统观念，这与“诂—训”辨析中的“源流—本变”观念是高度统一的。

（四）语言理论观念。黄侃高度重视训诂学的学理建设，他提出了“系统条理之学”的学术理念，作为训诂学历史评价的纲领和现代训诂学的追求方向。“系统条理之学”的核心内容在于汉语言文字的古今源流考察和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具有鲜明的求本思想与系统思想[10]。由此可见，黄侃的“训诂”界定是“系统条理之学”摄持下的产物，“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工作，可以提升为“论其法式，明其义例”的训诂学理论。换言之，在黄侃对“训诂”的理解中，蕴含着建立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方向。

通过对黄侃“训诂”界定中的语言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诂—训”之辨中体现出清晰的语言源流本变的观念，这与“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内涵密不可分：训诂工作以语言的意义为本位，根据汉语汉字源流本变的内在系统对全体语言对象进行解释，充分体现出“系统条理之学”的理论自觉。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黄侃 述，黄焯 编

三、黄侃“训诂”分类中的学术体系

在界定了“训诂”的内涵之后，黄侃立足语言的源流本变，进一步辨析了训诂的类型，将其区别为“本有—后起”“说字—解文”“独立—隶属”“小学—经学”四类。这一辨析是训诂学史上的开拓性工作，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具体而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体现为三种思路：其一，辨析黄侃训诂分类的不同类型，对其进行再度划分、归并，具体的分合角度亦各有不同；其二，根据自己的训诂学体系，拆散黄侃的分类而纳入其中；其三，批评黄侃的分类缺乏层次性[11]。我们认为，第一种思路是“自其分者而观之”，但要注意的是，黄侃对四种训诂类型的论述始终是彼此相扣、互相阐发的。我们不能轻率地批评他的分类不够彻底，而是可以“自其合者而观之”，从另一种角度深入思考黄侃训诂分类之间的整体关联；第二种思路是训诂学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但这并不能代替学术史研究的还原与理解；第三种思路则需进一步加深对黄侃的理解。要之，三种思路具有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未能从基于汉语汉字源流本变的“诂—训”之辨出发，理解黄侃训诂分类内在的一贯之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依据《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的行文次序加以探讨：

（一）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这是黄侃首先提出的一组训诂分类，前者指对本义的训诂，后者指对引申假借之义的训诂。“本义不可施于文章，而文字不引申，则不足于文章之用，故引申假借以生。后起训诂为辗转训释而来，而为引申义。”[12]这一分类延续着黄侃“诂训”界定中对“语言之本来”与“语言之引申”的辨析，体现出对语言文字源流本变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在对这组分类的论述中明确将“说字”“解文”之训诂与之对应，“不明本有训诂，不能说字；不知后起训诂，则不能解文章而观文为说。”[13]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二）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说字”与“解文”的所指是什么，研究者的理解有着一定分歧。一般来说，多认为前者是脱离语境、通释语义的训诂，后者是随文释义的训诂[14]。这一解释固然无误，但尚未完全阐明黄侃的立意所在。我们认为，“说字”针对文字，“解文”针对文章语境，二者的释义性质不同，这不仅体现为是否脱离文本语境，更体现在黄侃对“说字”“解文”的独特理解之中：

字之本义既明，又探其声义之由来。……于至繁之字义，求至简之语根，文字语言训诂之根本[15]胥在是矣。[16]

名必有义，即训诂之根源。……盖字虽与时俱增，而义类固属有限，是则初文为字形字义之根本，实一字而含多义矣。[17]

“说字”与“解文”显然化用了“说文解字”之名，在《说文》学传统中，“说文”与“解字”之间蕴含了据文字演变规律“顺理而释”的含义，这种源流本变的关系亦体现在“说字—解文”的训诂分类中，这与“本有—后起”的分类思路是一致的。“说字之训诂”具有双重内涵：首先，“字”指汉字，这是对汉字本义的训诂，多为形训。本义统摄了引申、假借之义，“说字”之训诂也由此统摄了个体词汇内部的意义关联。其次，“字”对应着作为“字形字义之根本”的“初文”，在章黄词源学中，“初文”是汉语词族的系联起点，“说字之训诂”也由此进一步统摄了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在这一层面上，它亦不限于形训之范围。正因为这种双重的统摄功能，黄侃强调“说字之训诂”能够“一字而含多义”“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这是一种据源讨流的训诂方式，以汉字为枢纽统摄了丰富的汉语词义系统。

相应地，“文”指广义的文章，对应着具体语境中的词汇使用义。“自古文章用字，正假相兼，用字与造字不能相应，以及文字与文词不能相应。是故文字有本字、假借字之分；义训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之别；声音与义训同符，亦有音同、音近、音转之异……应由已分离之时探究至未分离之时者，小学之事也。”[18]如果说“字”代表了在本义统摄下的词汇的贮存状态，“文”则代表了词汇的使用状态。在黄侃看来，无论字形、词义、语音的演变，都是“字”进入具体语境之后的结果，而“解文”正是对语境制约下的具体词义的解释，属于“字义中之一部分”。至于“小学”的重要任务，则在于立足进入个别语境（已分离）的具体词义的解释，探求不限于语境（未分离）的词义系统的理解。我们看到，“说字”和“解文”之间具有源与流、本与变的关系，黄侃不仅辨析了训诂的源流之别，更建立起前者对后者的统摄关系。尽管“说字”之训诂作为词义的贮存状态，包括了由本义到引申、假借的整体，“解文”之训诂作为词义的使用状态，亦包含对本义的说解。但在源流本变的学理框架中，黄侃仍将其与“本有—后起”之训诂相对应，这是他的训诂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关键环节。

（三）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脱离语境以展现词义系统，“解文之训诂”立足语境以说解具体词义。根据它们和语境的不同关联，黄侃又将其界定为“独立”与“隶属”之别。和辨析释义性质的“说字—解文”不同，“独立—隶属”更强调训诂类型背后不同的学术传统：

《说文》之训诂，乃独立之训诂，《尔雅》乃隶属之训诂。独立之训诂虽与文章所用不相应，可也。……如“若”，《尔雅》训“善也”“顺也”，《说文》则训“择菜也。从艸从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可知《说文》所解，不与六经相应，而《说文》必如是解者，不说“择”无以说“右”字；不说“菜”无以说“艸”字。又杜若香艸，虽不足以解明从右之故，而可以说明从艸之义，此则为独立之训诂也，《尔雅》则不然。[19]

《说文》训释本义，由此统摄引申假借之义，不依赖语境而立；《尔雅》则是经书训诂的汇编，与文献语境密不可分。以“若”为例，《说文》训为“择菜”，针对字形“从艸从右”的构意；《尔雅》训为“善”“顺”，则是先秦文献中“若”表示“顺从、和善”的常用义。“独立—隶属”分别对应着《说文》学和《雅》学的不同传统，由于黄侃训诂分类背后的源流统摄关系，这意味着训诂学中“《说文》本位”的建立。在训诂学史上，汉唐经注义疏多以《尔雅》为重，乾嘉朴学则以《说文》为本，段玉裁在《尔雅匡名序》中说：“吾未见熟于《尔雅》之必能通经也，则又求之《说文解字》矣。以《说文解字》言形，与声与义无不憭然。……然则谓《说文》为纲，谓《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诸书为目，可也。”[20]已经提出了《说文》为纲、其他“小学”著作为目的观点。黄侃对清代《说文》学传统进行了总结性继承，高度推崇《说文》的核心地位，强调它是“言小学最完善之书”、“一切字书之根柢”，都与对训诂学的体系性思考密不可分，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书影

（四）小学之训诂与经学之训诂。在对“说字—解文”的辨析中，黄侃同时将其界定为“小学—经学”的训诂之别：“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之训诂贵专。”[21]这组分类不仅是“小学”专书和随文释义的体式之别，更体现出黄侃对释义性质和学科关系的辨析。对此，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圆”和“专”的内涵及其与“说字—解文”的对应关系是什么？第二，在黄侃的训诂学框架中，如何理解“小学”和经学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圆”具有“周遍”与“体系”的内涵。太炎在《成均图》中，用圆环来展现汉语的音义系统；《齐物论释》更将“卮言”释为“圆遍之言”，强调其意义的周遍性。黄侃在对《广雅疏证》的论述中指出，“音理圆周，义多联属，凡音理相近之字，其意义多有可通之处”[22]，亦用“圆周”表示语言音义的系统关联。因此，“圆”代表了词义的周遍丰富与系统关联，这与“说字”训诂一字而含多义，以汉字本义统摄词义系统的特点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专”具有“个体”与“准确”的内涵，这与立足具体语境的“解文”训诂也相契密合。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黄侃训诂分类中的源流本变关系，“小学”与经学的关系也得到了新的框定。就释义性质而言，“小学”训诂通过形音义系统的整体把握，统摄了基于经典文本语境的“经学”训诂。就学术方法而言，经典释义想要客观准确，更要做到以圆摄专、以本统变：

经学训诂虽有时亦取其通，必须依师说展转求通，不可因猝难明晓，而辄以形声相通假之说率为改易也。[23]

凡读古书，遇有所疑，须展转求通，勿轻改易。……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24]

黄侃善于通过词内义项关系和词与词的意义关系的对比，在词义的网络关联中准确把握文献词义；他强调在语义、语境与“师说”的互证中“展转求通”，从而避免清儒随意通假的训诂之弊，这一学术理念与训诂的“小学—经学”之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黄侃的“训诂”分类指向了对国学体系的整体认识，他继承了太炎把“小学”作为国学的根基，以语言文字之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的理路，强调“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25]，彰显出训诂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性与统领性。

四、黄侃“训诂”界定的学术史意义

黄侃对“训诂”的界定与类型划分是一以贯之的，其中蕴含着清晰而深刻的源流本变思想。根据《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的行文论述，我们将其表解如下：

我们看到，黄侃对语言文字的源流本变规律具有高度自觉，这是他辨析“诂—训”的立意所在，也是他构建训诂学体系的基本视角。根据语言源流本变之间的统摄关系，不同的训诂分类次第展开，从语言性质、词义演变、释义性质、学术传统与学科体系的不同层面，构建起“训诂”的“系统条理之学”。通过黄侃的“训诂”界定，《说文》成为了训诂学的“主中之主”，也由此确立了传统“小学”对经学解释的统领关系。

在训诂学史上，黄侃的“训诂”界定影响深远。自学科定位而言，这一界定具有鲜明的语言本位思想，为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走向学科独立奠定了基础；以词义为中心的“训诂”阐释，也为基于训诂学的词汇语义学的当代方向带来重要启发。自学术理念而言，这一界定体现出以《说文》为中心的、汉语汉字的源流本变观念，这是建立“系统条理”的现代训诂学的思想起点，也是词汇意义系统论的学术源头。在现代训诂学理论建设中，王宁先生对词汇的贮存义与使用义的辨析、对“小学”专书释义和随文释义的区别、对《说文》作为理论证实著作和《尔雅》作为训诂纂集的性质界定，都深受黄侃之启发。可以说，黄侃对“训诂”的理解，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学理周延上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学者的说解，体现出由“训诂”到“训诂学”的历史跨越，从而奠定了现代“训诂”阐释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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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得到了王宁先生、黄易青先生及同门卜师霞、董婧宸、李聪、尹梦的批评建议，特此致谢。

[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8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3]如周大璞《训诂学要略》，第1-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79年；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文史哲》，1982年第03期，第51页；许威汉《训诂学导论》，第9-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赵振铎《训诂学史略》，第308—30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张猛《关于训诂和训诂学的“黄氏界说”》，《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02期，第49—51页。黄怀信《“训诂”的由来及含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04期，第81页；王庆元《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03期，第82—83页；宋永培《当代中国训诂学》，第72—73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杨光荣《黄侃与现代训诂学》，《语文研究》2000年第02期，第46页；杜敏《训诂学与解释学之比较——兼及训诂学当代发展的途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06期，第41页；黄孝德《黄侃小学述评》，第133—13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卞仁海《训诂学理论及实践：黄侃与杨树达》，《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01期，第226—227页等。

[4]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第13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5]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6]同上，第181页。

[7]陆宗达《训诂简论》，第5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

[8]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9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9]同上，第179页。

[10]孟琢《论黄侃先生“系统条理之学”的内涵与渊源》，《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01期，第89页。

[11]除前揭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外，另如杨光荣《黄侃与现代训诂学》，《语文研究》2000年第02期，第46页。

[1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8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13]同上，第188页。

[14]参见黄孝德、卞仁海等人之说。

[15]“根本”，《笔记》作“语根”，本文据潘重规所记《训诂述略》改。见黄侃讲，潘重规记《训诂述略》，《制言》1935年第07期，第3页。

[16]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9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同上，第179页。

[18]同上，第182—186页。

[19]同上，第189页。

[20]段玉裁著，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第374—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1]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9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22]同上，第266页。

[23]同上，第192页。

[24]同上，第221页。

[25]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本文原载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0第二十六辑）

作者简介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研究，章黄国学主编。

张祎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