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吴昌硕为例，古砖收藏风气下的印外求印
古砖收藏风气下的“印外求印”
——以吴昌硕为例
晚清之际，金石收藏还呈现出一大特色，即由青铜鼎彝、碑版古刻向汉、晋古砖的转移。这是在清代朴学的影响下，金石收藏门类不断拓宽的原因所致。砖，又作専、甎、塼、墼，《韵会》：“甓也”。出土古砖以汉、晋、六朝时期为多，主要来自砖室墓。按汉末时期江南民间风俗，士大夫以上治葬筑墓，须用特别烧制的墓砖。墓砖坚实厚重，一般都有文字记治葬年月和墓主的姓名、治葬子孙的名字，或者是吉语和图案。所以其文字和图案，这对于一些好古之士，无疑是很具吸引力的。因此，在道、咸时期，古砖收藏渐成风气，尤其是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上至达官显宦，下至草野民夫，莫不如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则是阮元(1764—1849)和张廷济（1768—1848），在他们的影响下，古砖的爱好者和收藏者越来越多，渐成风气。
凤皇三年砖拓本
一、江、浙地区的古砖收藏风气
墓砖在宋代就有零星发现，不过未被重视，直到嘉庆年间的阮元、张廷济、张燕昌（1738-1814)、陈南叔（生卒不详）诸人的大量收藏，才真正开始进入金石研究的领域。当时阮元有“八砖吟馆”、张廷济有“八砖精舍” 、谢启昆(1737-1802)有“八砖书舫”等，可见当时藏砖风气已渐厚。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中有云：
少读洪氏（洪适，1117-1184）《隶续》，思得两京以下瓴甋一二，以觇古制，未之遂也。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游海盐，于濒海败垣中，见汉、晋纪元数砖，为海现时所出，以百钱易之。越日再往，从中人拾砖以待，又得十余品。遂选择致佳者，以“八砖”名精舍。嘉庆初元（1796），今使相仪征公（阮元）来视学浙学，为题额焉。是时，谢方伯苏潭（谢启昆）师有“八砖书舫”，以纪所得“永平”（291）砖八；阮师旋开府两浙，储“五凤”（254-256）、“黄龙”（229-231）诸品，亦署吟馆曰“八砖”，其每砖镌“阮氏八砖之一二”等字，以别于敝箧及谢公所藏。自是三十年来，同邑曹种水（言纯,1767-1837）、徐爱山(正源，生卒不详)、李金澜（遇孙，生卒不详），秀水葛素如（生卒不详），海盐家文鱼（张燕昌，1738-1814）、黄椒升（锡藩，1761-1851）、郭绅垂（生卒不详）、陈南叔（生卒不详）、郎山（生卒不详），平湖田后村（生卒不详），仁和赵洛生（魏，1746-1825），钱塘徐问渠（楙，生卒不详），海昌徐寿鱼（绍曾，生卒不详），武康徐雪庐（熊飞，1762-1835），吴江朱石梅（生卒不详），吴兴陈抱之（经，1792-?）、王二樵（，生卒不详）、钮苇村（重熙，生卒不详），各以所得见饷。而粤东顺德温遂之（儒遂，生卒不详）更毡包席裹，越数千里以致。大兴翁阁学（翁方纲）每咏古砖辄齿及贱子姓名。近则海昌方外友六舟（释达受，1791-1858）、桐城吴康甫少府（廷康，1799-1880后）耆（嗜）之尤笃，移书往复投赠靡闲。历计储藏泛览，视陆剑南（陆游，1125-1210）所龛、岳倦翁（岳珂，1183-1243）所记，殆数十百倍之。地不爱宝，人洽古缘，良用厚幸。然穷老村居，衣未脱白，寓意花砖，徒成笑柄，自幸有又自恧也。竹儒舍人，俊髦能文，薇垣翔步，繄此八甓，正清华珥笔之预征。猥以走夙耆，远道过存，君子于是焉。于是道古为衰年乐事，因缕述生平师友之助，以复舍人。道光壬辰（1832）闰九月廿八日。
吴昌硕为徐士恺题砖拓，采自《艺灿扶桑：日本藏吴昌硕作品精粹》，第112页
张廷济此跋中所涉及的人物颇多，几乎为乾、嘉以来江、浙地区古砖爱好者和收藏者的总录。阮元首开古砖收藏的风气，其积古斋所藏之八砖为“五凤”、“黄龙（229—231）”、“永吉”，“蜀师”、“天册（275—276）”、“大兴”（318—321），“咸和”（326—334）、“兴宁”（363—365）八砖，故名“八砖吟馆”，著有《八砖吟馆刻烛集 》二卷。以阮元的身份地位而言，其影响力自然是不言而喻，因此江、浙地区藏砖风气的漫延，实际上与阮元的倡导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这里所提到的张廷济、徐雄飞、陈经，以及下面所提到的冯登府、周中孚等均为其弟子。徐爱山之父尝任武康（今德清）教官，清仪阁藏砖中著名的“罗道人”砖就是他得之于德清，而转赠与张廷济的。王与翁方纲颇为友善，其宝鼎精舍中藏砖尝题咏之。至于僧六舟，更是金石界的名流。他虽然是海宁人，但因为曾经有过在湖州演教寺担任主席的经历，因此在湖州也留下了访砖的足迹。六舟与阮元、张廷济、杨岘(1819-1896)、钱松（1818-1860）等人均交往甚密，在金石圈的威望和影响甚大，被阮元目为“金石僧”，其“生平所见古砖不下三千种，所藏亦数百种”，所见所藏之丰可以想见。由如此众多的人物，不难推见当时的古砖收藏风气，在金石圈中的热闹景象。
吴昌硕题“建兴三年太岁在乙亥孙氏造”砖拓，采自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二），拍品号1326
乾、嘉以后，随着古砖收藏蔚然成风，将藏品先后结集成书者也颇多。如凌霞（1820—1903）在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录》序言中就提到甚多：
逮国朝（清）以来，耆（嗜）者既多，搜讨渐博。尝见褚千峰（峻，生卒不详）所辑《古砖录》，其中颇有异品，然未梓行。厥后纂辑为书者，则有张氏燕昌《三吴古砖录》；冯氏登府（1783—1841）、释达受各有《浙江砖录》；周氏中孚（生卒不详）有《杭嘉湖道古砖目》；徐氏熊飞有《古砖所见录》；陈氏宗彝（生卒不详）有《古砖文录》；丁氏芮模（生卒不详）有《汉晋砖文考略》；陈氏璜（生卒不详）有《泽古堂古砖录》；王氏有《宝鼎精舍古砖录》；纽氏重熙《百陶楼砖文集录》；吴氏廷康有《慕陶轩古砖图录》；严氏复基（生卒不详）有《严氏古砖存》；吕氏佺孙（1806—1859）有《百砖考》；纪氏大复（1721—1831）有《古砖品》；宋氏经畲（生卒不详）有《瓴甋录》；近时陆氏增祥（1816—1882）有《皕砖砚斋砖录》，皆是也。
郑文焯古砖题跋之一，葛昌楹旧藏
褚峻以拓售碑帖为业，《金石图》即为其缩摹历代名碑之作，在金石界颇为著名。冯登府，为阮元弟子，于经学造诣尤深。周中孚，曾就学于诂经精舍，也是阮元的高足。吕佺孙父子兄弟三人，均嗜古砖。冯登府当年曾在其父吕子班幕下，担任四明教授之职。由此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在古砖的收藏上不但有着一致的兴趣，而且私下也不乏有交流。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清至民国时期，江、浙籍（或非江、浙籍，但曾经在该地区有过活动）的古砖爱好者所著述的专著就多达四五十种之多，其中仅湖州籍的就有十八人十三种著作之多，当时江、浙地区古砖收藏风气之厚，由此可见一斑。
二、吴昌硕取法古砖的书法、篆刻实践
乾、嘉以来江、浙地区的古砖收藏风气，无疑为财资有限，而又饶有古癖的吴昌硕的集古生活，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效仿之路。据吴昌硕（1844—1927）自云，他素有砖癖，“旧藏汉、晋砖甚多”。施浴升（？—1890）在《古甓记》中提到，吴昌硕所藏古砖主要有：“古甓十三：吴五晋八。吴曰“五凤（254—256）”，曰“永安”（304），曰“凤皇（272—274）”，曰“天纪”（277—280）者二；晋曰“元康”（291—299）者二，曰“永嘉”（307—312）者二，曰“建兴”（313—317），曰“咸和”，曰“太元”（376—396），曰“泰始”（265—274）。”促使吴昌硕致力于古砖收藏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性之所好”；二是“绌于资”；三是可以以此谋取微利，以贴补生活；四是杨岘、陆心源、金杰等砖友的相互影响。当然作为藏品的古砖，对于吴昌硕而言是可以付之艺术实践，才是其真正价值之所在：如以古砖文字入书、入印；制作拓片，进行题跋和博古画的创作；进行砖砚和砚铭的制作，等等。终其一生，乐此不疲。
许梿模（橅，通“摹”）汉甓文联 采自汤剑炜《金石入画·清代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研究》，第367页
以古砖文字入印，是在乾、嘉以来古砖收藏风气影响下，并在“印外求印”思想指导下付诸实践的艺术行为之一。在这种印学思想的影响下，篆刻家们不再局限于仅仅取法于篆刻本身，而是汲取钟鼎、汉镜、钱币等等上古文字，将其化到篆刻中去，如吴让之（1743—1805）对汉碑额文字的化用，黄士陵（1849—1905）对于钟鼎文字的摹拟，赵之谦（1829—1884）对汉镜、钱币文字的汲取，都是极好的例子。这些印学研究者提及甚多，这里不作展开。然而与之同时的篆刻家对古砖文字的汲取，却没有引起后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砖文入印，尤以“西冷八家”尝试最多，无论是缪篆字体，还是章法布白，以及切刀所形成的残缺之美，这些在他们的印风中感受尤深，无需赘言。本文即以吴昌硕为例，略谈其取法古砖文字的书法、篆刻实践。
达受摹砖文“一室半窗”联 采自汤剑炜《金石入画·清代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研究》，第350页
（一）以古砖文字入书
古砖文字字体造型独特，变化多端，体现了民间书法的质朴和意趣。从时代风格来看，汉砖文字主要以缪篆为主，与汉印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为什么篆刻家会直接取法古砖文字的主要原因之一。六朝古砖的文字不拘泥于一体，篆隶均有，而且在书法上也稍显粗糙，别字的现象也普遍增多。三国古砖，介于二者之间，既有标准的缪篆，也有地域风格明显的其他字体，如近年绍兴出土的“凤皇三年”砖文是典型的《天发神谶碑》字体，与它的属国三国时期的东吴书风保持一致。
吴廷康摹“岁吉月祥福祚永昌，延年益寿万载无疆”砖文。采自靖斋博客
以古砖文字入印，首先是从书法的借鉴开始。于此，吴昌硕在诗文中也屡屡提及之：如“缶庐道亦在，残甓抱左右”；“瓦甓幸饶秦汉意，乾坤道在一盘桓”；“始皇焚书书浩劫，道在瓦甓未易磨”；“赤乌认八分，波磔谢古茂”；“天纪篆文蟠云雷，阿仓获此如获碑”等等，都说明了吴昌硕对古砖文字的重视，将它与秦汉碑版置于同等地位，并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未尽的遗绪。因此，直接取法古砖文字，以此入书者，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潘周尊（生卒不详）“伍甓斋”所藏“岁吉月祥福祚永昌，延年益寿万载无疆”砖文，吴廷康喜爱之极，生平所临仿极多，现在可见的就有多件。另外，僧达受、许梿（1787-1862）亦有摹（橅）砖文的书法对联存世。这些都说明自乾、嘉以来，书法、篆刻家取法的范围不断地拓宽，古砖文字成为直接师法的对象。作为书法、篆刻家的吴昌硕，自然也有摹汉砖文字的书法作品存世，如“金石同寿”便是其一。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吴昌硕与前辈相比的高明之处，即遗貌取神，师其大意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吴昌硕模（橅，古通“摹”）古砖文“金石同寿”横批。采自戴家妙《吴昌硕》，第12页，《书艺珍品赏析》第10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二）摹古砖文字入印
吴昌硕除了以古砖文字入书之外，同时也沿着西泠诸子的足迹，以古砖文字入印，并不断的从古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创造。吴大澂（1835-1902）《题吴昌硕印存》有“鼎彝古籀妙错综，陶钵奇文精研覈。参以六朝残甓书，忽似两京穹碑额”之云，将吴昌硕的篆刻取法钟鼎、陶玺印、古砖文、汉碑额等，表述得一清二楚。吴昌硕直接师法古砖文字的篆刻作品，据笔者所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既寿”
此印吴昌硕先后刻过二枚：一枚款云：“仿汉砖文，俊卿”；一枚款云：“吴俊拟汉砖文，时乙亥（1875）中秋节”，是年吴昌硕三十二岁。二印均与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录》卷二十九中的“既寿考宜孙子”砖文如出一辙。
吴昌硕刻“既寿”。采自《中国历代篆刻集萃·吴昌硕》
吴昌硕刻“既寿”。采自《中国历代篆刻集萃·吴昌硕》
2、“不雄成”
此印款云：“光绪乙酉（1885）于吴下获大贵昌砖，模（橅，通“摹”）此，苦铁。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乙酉十月，仓硕”。
吴昌硕刻“不雄成”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3、“仓石”
此印款云：“盐城得'仓’字砖，兹仿之。缶道人刻于袁公路浦，时庚子（1900）春王正月”。
吴昌硕刻“仓石”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4、“八百石洞天仙客”
此印款云：“拟汉砖文，聋”。
吴昌硕刻“八百石洞天仙客”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5、“千石公侯寿贵”
吴昌硕刻“千石公侯寿贵”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此印吴昌硕先后刻过三枚，其中一枚款云：“仿钱耐青（钱松，1818—1860）”。大约刻成之后吴昌硕感觉与钱松的印风相近，遂有“仿钱耐青”之云，当然也不能排除钱松原作即为仿古砖文字的。由此，也可反过来推知古砖文字对西泠八家篆刻的影响。另外，据吴云（1811—1883）致张之万（1811-1897）的信札中又提到二枚：“又'千石公侯寿贵’一方，当年阮文达公八十生辰，门下士张叔未解元年亦七十四岁，持携此砖渡江祝嘏。文达大喜，属邗上精于篆刻者，镌《眉寿图》，图中设有长案，案上置'齐侯罍’与此'公侯寿贵砖’，师弟相对，白发飘萧，诗文咏歌，连篇累牍，至今观其墨本，犹想见高年豪兴，令人艳羡。云（吴云，1811—1883）倩香圃（吴昌硕）依砖文篆法仿制二印，并以一方奉鉴。” 于此可知，“千石公侯寿贵”印当时吴昌硕所刻有两枚，而且是仿摹“千石公侯寿贵”古砖文字所成。
张廷济藏“千石公侯寿贵”砖。采自《清义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五册
吴昌硕刻“千石公侯寿贵”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6、为费念慈所刻校堪书籍小印
吴昌硕和李紫璈（1846—1909）六诗之一云：“《凿印》〔为西蠡（费念慈，1855—1905）刻校堪书籍小印，用古砖文字，奇肆可喜〕金石刻画吾所长，访碑策蹇还飞樯。卅年湖海恣探讨，残砖断甓罗归装。凿印之乐乐何极，玉泉渴饮枣饥食，仙之人兮敢谁测。”可惜此印不知尚存否？
西蠡校勘汉魏六朝文字，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
（三）师法古砖残缺之美
将古砖文斑驳残缺的古意，吸收到印面中，增加了印章的斑驳美，显得古意盎然，这在西泠八家的篆刻作品中尤为明显。而且这也是“浙派”印风的明显标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
屺怀所得宋元以来经籍善本 .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
其实除了直接以砖文入印之外，古砖对吴昌硕篆刻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其残缺美的汲取。虽然有很多的研究者都认为吴昌硕篆刻中的残缺美来源于封泥，但实际上吴昌硕终其一生所收藏和把玩的封泥实物是非常有限的。他主要是通过吴云、吴大澂、潘祖荫等藏家而得以寓目一些实物，另外就是间接通过吴云、吴大澂等人的藏品中，看到陈介祺赠送或交换给他们的封泥拓片。因此，封泥对吴昌硕篆刻影响固然重要，但远不如古砖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由于古砖收集对吴昌硕而言相对容易，他在收藏、把玩、制拓的过程中，对其残缺之美感受尤深，而这自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的篆刻审美观的养成和篆刻风格的形成。这是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点，但恰恰也是研究者所忽视的一点。
梅松先生所著《道在瓦甓》书影
梅松，字淇园、号兰甫，斋号小红木瓜馆、小曼陀罗馆。民盟盟员。历史文化爱好者，馀事喜欢金石、书画，莳兰、植蒲。出版专著2部：《竹轩琐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道在瓦甓—吴昌硕的古砖收藏和艺术实践》（北京三联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