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作者：施蒂格勒
来源：法律经济学
经济学家在论争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他们(和我)发现，与经济分析中相对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相比，这一主题错综复杂，难以捉摸。当然，伦理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人们在估价政策时必须具有宗旨，这些宗旨肯定包含了伦理内容，不过很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在这几次演讲中，我将用经济思想史作为重要的探测工具，来探索某些伦理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第一讲里，我打算讨论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学发展主流中的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如何劝导人们和社会采取合适的行为。现在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他们已经提出的劝告，而在于这些劝告所仰赖的伦理基础。对于道德或正义，经济学家并没有特殊的专业知识，问题自然在于，对一个已经完全具备这方面知识的社会，经济学家将如何传递确切的和独特的劝告。
说教知多少？
说起经济学家—说教者，首先，也许最重要或者最令人惊奇的事就是，他们很少说教。我想，阐明我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是指，对人们或全体社会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或者更经常是，谴责)。要给说教贴上任何非中性的字眼几乎都是令人生厌的-的确，我们的语言词汇贫乏，以致无法对赞同或反对进行暗示。在最近一次论争中，一位经济学家声称他反对“通常的商业”。一秒钟后，有人问，他是否反对“商业，逗号，如通常一样”。
我将阐明我关于说教的不严密的定义，随后将引证著名经济学家们的许多观点，现在我暂时离题，向在座的非经济学家们解释一下那些著名人物的权威性。我引证的所有经济学家智商都极高，训练有素，他们有关经济学的观点值得你们注意和深思，但是到此为止。亚当·斯密是一个例外，他处于不同的位置：如果第一次听到他的一段话，你就颇有微词，那么，你是在作无效的反应；正确的反应是问你自己：我想知道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当亚当·斯密谈到通货的贬值时-当然，通货在当今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他说，“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少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实际上，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在说教了，因为“剥夺”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性的字眼。这一温和的、我希望是合理的道德判断定义表明，我只是引证了《国富论》前100页中一个明显的说教例子。在后面的章节中，斯密的说教变得更加频繁，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几乎不存在说教，穆勒的《原理》中说教也相当鲜见，而马歇尔的《原理》中根本就没有说教。当然，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在对许多事情表示赞同或反对时，总是斟字酌句，精妙入微。杰文斯说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案是“这个(19)世纪中最倒退的一项立法”，这句话隐含了反对的意思。搜集诸如此类的评论并不困难，但是这些名言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经济学家的专著中，它们非常难得。
要是说经济学家并不醉心于频频提出挑战性的政策主张，这会使大多数非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也不敢苟同。我相信，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在与一位非经济学家交谈时，经济学家除了谈论政策之外，是没有别的经济学好谈的。外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专业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他会发现那些著名的《新闻周刊》专栏作者的专业著述都是莫名其妙的。专业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与公共政策是无关的-甚至往往与这个世界也显然无关。经济学家的政策顾问活动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我不得而知，但是，这肯定不是专业经济学的所关心的问题。
因此，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一心致力于说教。的确，没有人会因其说教而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也许是一个例外，有些人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我认为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世人把我们看作是各项政策的热心支持者，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近200年来，我们始终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一任务，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向谁说教？
在我的印象中，从前的教士精心致力于修正个人的行为，而如今，他们力求修正社会政策。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反正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去告诫人们应该动机高尚或者行为典范。
我仍然回到斯密先生。斯密断言道，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合股公司的职员只考虑他们自身的荣华富贵。
此等公司的职员，既有经营贸易的手段，其办公地点，又在1万哩以外，几乎全然不受主人监视，要指望他们仅凭主人的一纸命令就立即放弃一切为自己打算的营业，永远放弃一切发财的希望，而满足于主人所认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与公司贸易所得真实利润相称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没有了。…如果有人干涉他们以代理人为媒介而秘密经营或至少不公开承认是他们经营的贸易部门，他们就会使用政府的全部权力，并颠倒是非曲直，加以钳制或破坏。
斯密在描述了这些令人讨厌的、欺诈他们的主人和受害者的贪婪之徒之后，赶紧说：“以上所述，并不是诋毁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诋毁任何个别人员的品格。我所要责备的，是政府的体制，是这些人员所处的地位，而并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所以，人们应该谴责的是社会制度：人们以可以预计的、也许是不可变更的方式对所处环境作出反应。这并不是对指导人们的自身利益原则表示赞同或反对，尽管斯密很可能同意我们在后面还将深入了解的弗兰克·H.奈特说过的一句话，不可避免的就是理想的！
斯密很少就个人行为对个人进行说教的习惯延续至今，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习惯。当然，道学之士仍免不了向晚辈、下级乃至大众进行指导，这些做法或许会使你们感到有趣，而我则感到难堪。马尔萨斯抱怨下层阶级过多地倾心于他称之为“性欲”的东西，甚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颇有同感地建议用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对付大众的这种欲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指出，依靠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来赌博是愚蠢的，但是后来，幸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吉米·萨维奇能够依靠边际效用递增法则为赌博活动找到了理由。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由于对未来的需要缺乏判断所造成的过失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曾经听说，一家公司在人和事方面都毫无可指摘之处，但至今为止还横遭许多政治家的鞭挞。谅必个人身上的毛病与某种客观的制度相比，前者更适合于成为讨厌和反对的对象。经济学家从社会现实向个人行为的这些偏离，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承认他们也是人类的成员的话。
然而，这些偏离是应该辩驳的。经济学家—说教者关心的恰当对象是社会政策和制度，而不是个人行为。经济理论的特定逻辑需要这一指导方针：我们论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力劝人们不要这样做，那将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们可以劝说一位垄断者不使利润最大化，于是，其他改革者也可以劝说资源不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变得不得要领。
鼓吹效率
在经济学家喋喋不休的说教中，主要的题目就是，良好的政策有利于而低劣的政策会干扰一个社会的收入最大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题目，但在近200年里，效率，即较完美地实现无可争议的目标，一直是规范经济学家开出的主要药方。我们在考察良好行为的这一基本法则的要旨和权威之前，先观察一个重要的例子。
亚当·斯密最持久应用这一原理通常是在抨击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和重商主义的时候；他在他的巨著中为这一事业花费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斯密为此阐述道：
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如此强大，以致没有任何帮助，它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
大约40年之后，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由于比较成本理论而得以深化，但是，中央政策的结论得到了保留，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是，“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力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迄今为止，这一观点几乎还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把效率用作判断经济政策是否合意的标准，但是它们并不比上述例子更加重要。对垄断进行批评的中心要点是，它降低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建立最低工资法或者对劳动力在地域和职业间的流动设置障碍等等，都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对此进行批评的中心要点是，它们影响了资源的配置。经济学家正是这样的人物：一边阅读着埃德蒙·丹特斯被关在小屋里所写出的作品，一边为他失去其他创作机会而叹息不已。
在斯密时代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关于效率的争论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天赋自由权抹上了一层修饰的油彩。然而，如果说人们对天赋自由权的考虑一度曾很强烈的话，那么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它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
只有在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代价方面毫无争议时，对这些政策的效率进行抨击才是合适而又令人信服的。假如一项政策比另一项政策能收益更多，而资源代价相同，那么，这一政策显然就是较优的，并且没有伦理论争的余地。确实，这向来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就公共政策进行说教的本质所在。
根据这一解释，经济学家—说教者只是帮助纠正那些常常使国家陷入混乱的问题。J.S.穆勒用他惯常的洞察力解释了支持重商主义的那些错误认识：低劣的论说如何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一个商人在把货物转换成货币之前是如何不承认事业的成功；货币是如何“超群地”支配着一般商品，并随时可以满足其他商品所无法满足的需要；国家如何“从实物税中获取相对很少的利益，除非它征收货币形式的税收”，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一起促使个人和政府在估算平均值时，几乎把重心都放在货币上…”
但是更应该注意其结论：
“可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表面似乎令人可信的东西时，荒谬并不终止它的荒谬…”
由此我们找到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学家并不拥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伦理体系时，他怎么能够如此广泛而又毫不费力地对政策进行批评。答案是他批评错误无需任何伦理体系：他仅仅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算术家。他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历史的和现代的、深藏的和浅露的社会错误，他只是向社会指出它所追求的目标，社会正在无效率地追求，但他无需与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争论。
一个充满错误的世界能够产生种种新的错误，其速度毫不亚于经济学家纠正旧的错误的速度!这恰恰意味着，无能为力的社会需要它们的经济效率专家，而我们正是它们自选的救星。
脱去当今经济学家身上色彩斑斓的外衣，我相信这仍然是作为我们这一行绝大多数政策建议的基础的根本信念。确实，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它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天天碰到的社会问题通常都是效率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易犯错误的世界。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一直令人崇敬的目标，也有令人接受的目标，只是对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认识不足，我认为这种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因为在我所讨论的所有时期中，对政策的目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文化的社会，甚至于最独裁的社会，对社会目标都存在着批评。比如，在李嘉图时代，戈德温就强有力地指出过，政治和财产制度是社会苦难的主要原因。或许戈德温还不算是一个恰当的例证；我想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一个自由贸易者。那么，以马尔萨斯为例，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所谓农业保护论的支持者，而这种理论正是李嘉图抨击的目标。
马尔萨斯指出，一个专业从事制造业和贸易的国家很容易发现，来自国外或国内的竞争侵蚀了它的利益，不管怎么说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贸易伙伴的繁荣。一个纯粹农业国会发现自己囿于一个停滞的封建社会制度，换言之，它会发现一旦农作物停止生长，自己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本。因而，马尔萨斯希望建立一个农业和商业混合的制度。
我不必掩饰我的猜测，马尔萨斯实际上是在论证这种混合的农业商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提出了自由贸易者的后代们还很少考虑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经济长期增长和稳定的决定因素，迄至今日，经济学家对此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全体人民中-不太愿意把大量政治活动说成是错误的，对此还存在着第二项，也许更加有份量的理由。人是理性的、有效的使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说恰恰和人们的政治活动与他们的愿望无关这一假说相冲突。我经常为理智的政治行为的主题作充足的辩解，因而这里我尽可能不发表议论。对政治过程分析的失误是很令人沮丧的-就把政治过程当作是慈善的公共利益与无意间的铸错这两者稀奇古怪的混合物吧。
现在我们中有一些人对关于政治的经济理论寄予厚望，不管人们对这些希望是赞同还是反对，反正，假定公共政策是基于错误的观点从而认为这些政策常常是无效率的，这种看法不太正确。要相信，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在大多数国家都可看到的保护性关税或高利贷法案是因混乱而生而非因有目的的行动所长，这一事实特别地令人迷惑不解。最优秀的人物和最优秀的国家确实曾犯过错误，但是100年之后，我们还没有资格问一下，所谓“错误”产生的仅仅是无目的的结果吗?
换言之，一种理论如果认为一大套持续的政策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有反智识的深远意义，除非它本身也成为错误的理论。这是最空洞的“解释性”原理，把无法解释的现象看作是错误因而不予考虑-太阳底下甚至太阳上面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贴上这一标签，弃置一边，而不增加一丁点的认识。
我们经济学家从古至今对各种政策缺乏效率的问题提出了无穷的批评，批评常常导致他们自我(包括我自己)完全的满足。这些批评对改变政策作用甚微，我相信，这是因为几乎一切事情的涉及范围都远远超出了效率本身-这些政策为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目标服务，其效率也可以忍受。关税是把收入再分配给具有很大政治权力的集团，它并不仅仅表示政府对比较成本理论一无所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错误政策的世界，然而，政策的支持者并不认为这些政策是错误的。
我打算再稍微提一下重商主义政策，斯密把它看作是各种大小商人对付愚蠢而又尊贵的地主的聪明策略，在那个时代，地主仍然构成了大不列颠的统治阶级。斯密和他的追随者应该自问的是，拥有诸如埃德蒙·伯克这样的智者的一个阶级是否会在数百年里花费巨大代价去坚持一个简单的谬误。我诚惶诚恐地说，对重商主义的成本与效益认识有误的，更可能是斯密，而不是英格兰的贵族们。我为他而说：一个存在巨大而又持久的谬误的世界未必是经济学生存的良好场所。
鼓吹平等
在实现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识比较一致的目标的过程中，仅仅根据效率是无法顺利地评判一整套政策的：我指的是那些旨在谋求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假设纳尔逊和琼斯拥有相等的收入，一项政策征收了纳尔逊的一半收入并把它付给琼斯，那么，除了琼斯之外，所有人的脑子里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平等的问题。
在从斯密到杰文斯的那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小心翼翼地一起进行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可以设想，斯密把收入分配看作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事情，为此他说道，“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层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层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我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尽管人们偶尔也可以找到若干歧见，比如他建议通过对极尽奢华的车辆课以不成比例的重税来加重“懒惰与虚荣的富人”的负担，当然这些歧见很少出现。
古典学派与斯密的做法相差并不太远。平等也带来两方面的有害影响：减弱人们节俭和工作的动力；马尔萨斯的原理认为，它还会增加人口数量。李嘉图对那些不尊重财产权的投票会持否定态度。穆勒，尽管他是财富分配不同于财富生产，它具有社会伸缩性这一令人安慰的主题的作者，但他并不打算支持累进的所得税-他主要是担心收入平均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而且这样一种税收对于政府的调查审核工作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而边沁那种从功利主义者的微积分中产生出来的平等观念没有给他的朋友、门徒甚或佃户留下任何印象。
对于收入再分配近乎沉默的这种习惯似乎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地租，是对使用“最原始的和不可摧毁的”财产所支付的费用，从定义上讲，它不是机能性收入，所以，对地租的社会控制不会影响土地的使用。因而，穆勒热情支持对土地价值的未来增量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如此，穆勒还希望对现有的地主给予足够的补偿。
当效用理论变成经济学的核心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881年，埃奇沃思出版了《数理心理学》，他以艰深典雅、富于想象的特点卓有成效地提供了功利主义微积分。效用论与自然选择论结合了起来，其最激进的建议是所谓不应该允许在一定能力水平之下的人有小孩，以及生产能力和享受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甚至可能导致贵族阶层的优势。这种激情在适当的时候被那种使损失最小化的功利主义税收法则的古典理论所取代。国家在对穷人征税之前应该先对富人征税，但并不是简单地对富人课以比穷人更重的税收，因为过分的累进税制会对生产造成无法预知的危险。累进制是从以下两个假设中引申出来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随收入增长而下降，以及一个人拥有的收入数量与其将收入转化为效用的效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如果其他事情保持不变，只要国民所得的分配更加公平，就能扩大经济福利”，1912年庇古把这句话称作福利经济学的一条公理。但他对广泛直接的再分配仍然抱以勉强的态度，理由是-由此足见他是个古怪的人-穷人不会理智地使用资金：“妇女，不管她们怎样用臭鱼烂虾喂养孩子，也不会丧失母亲的职位，父亲不管怎样对儿子的前途不负责任，也不会被开除父亲的资格…但是，人们一直说的，…足以建立这一命题…即穷人，作为向自身和子女投资的企业主，反常地缺乏能力。”幸运的是，穷人的智商获得了迅速的提高，以致几年之后庇古就能够写道：“指控整个穷人阶级都无知和缺乏经营能力，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诽谤。”难道是庇古跟上了社会的步伐?
我要宣称我只相信我可以证明的东西，在过去100年里，经济学家—说教者越来越关心收入分配的问题。当今，任何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任何政策评估首先要考虑的主题，而平均主义几乎成为社会政策无可辩驳的目标。以下两段论述概括了收入分配在对经济决策进行道德判断时的支配性地位。
第一段论述说，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的关心程度的提高不是源自于经济学本身。迄止最近，关于收入分配的专业文献还是非常鲜见的，比较蔑视传统观念的(尤指人与人之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并且没有累积起来。毋庸置疑，经济学家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主流中汲取了平均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不是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重要贡献者。在我作为范例的英国传统中，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相比，费边社会主义者才对平均主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是平均主义的坚决支持者。
第二段论述是，在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中普遍接受伦理原则阻碍了实证性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这样一种实证理论可以解释大规模的收入分配如何影响诸如财富增长和教育的发展、税收和其他政治行为的作用、遗产制度以及家庭性质的变化，并可解释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收入分配的。这种实证性理论正开始形成，我预计它将对经济学家关于再分配政策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最近对收入分配的专业研究还为数甚少，没有累积起来，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仍然把这一主题看作基本上属于伦理性问题。
结论
我的这场关于经济学说教的说教应该告一段落了。从我们作为说教者的经历中，我得出的主要教训是，我们要鼓吹社会希望倾听的东西，在此限度内，我们会受到欢迎。或许所有说教者遵循此道都会受到普遍欢迎。
一个说教者的声望大小未必能衡量出他作为说教者更不用说作为学者的影响力。事实上，人们也许可以说不受欢迎的说教反而更有影响-当然，假如对立面是正确的，而说教者只是使听众坚定信念，那么，教士就应该站在教徒的后面，让更聪明的人来引导众人。无论经济说教者是引导还是跟随，他们都需要一个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的建议。在下一讲里，我将介绍他们的伦理学的性质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