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之八：扶苏还是胡亥，郡县还是封建，嗣君背后的选择
#我上头条##秦始皇#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改革，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些开创性的措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伟大领袖对此评价为“百代犹得秦政法”。
本文是系列专题：千古一帝的第八篇。
秦始皇一统六合，“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遂号为“始皇帝”，意在政统传之无穷。但如贾谊所言，秦始皇在由“离战国而王天下”的时代变轨中，道不易、政不改。二世仍“长遭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错过了“历史曾经出现一次可能的转机”。使天下苦秦久矣，身死政息，为后世所笑。
治国之道，贵在张后有弛。秦始皇理应选择一个既懂得收揽民心，又能接手战后转型事业的嗣君。据《史记》记载，扶苏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数直谏”始皇，有向儒的政治倾向，且“为人仁”，有改变秦政用法深刻的可能。他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中最具声望，“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同时也注重存抚民心，辑安天下。扶苏的这些品格，被时人称颂，倒秦势力一度打出“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的旗帜。
但直到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死前嗣君问题才出现解决的迹象。这年十月，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途中病危。他在临终之际赐书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但这道诏书不但没有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进而推动由“奋六世之余烈”的始皇之张到扶苏之弛的转向，反而引起秦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以及天下臣民对嗣君合法性的质疑，成为郡县制王朝史上首个政权交接失败的案例。
后世学者对秦代嗣君问题的探讨，既基于二世而亡的教训，也隐含着秦始皇应该将事业交由扶苏，进而由他开拓新局面的政治期许。所以，与其质疑秦二世矫诏即位，不如详细考察秦统一之后的政局演变，找出左右秦始皇事业展开的核心线索，以此探寻他属意的嗣君究竟是谁。
封建郡县之争中的“请立诸子”事件
始皇二十六年，秦甫一统，新王朝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它直接拉开了此后两千余年郡县制王朝的序幕。但实际上，在封建郡县之变背后，还隐伏着一条秦王朝政治演进的重要线索。
当时，丞相王绾等奏请封建始皇诸子为王：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绾提议的依据其实有两个：摆在明处的是一种现实考虑，他认为燕、齐、荆地远，推行封建制便于管控新秦地；但其背后隐伏的实则是一种制度传统——周曾在东方分封，并且实现了几个世纪的长久统治。
对于这个建议，秦始皇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令群臣共同商讨。李斯反驳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相比于王绾等人的委婉建议，李斯十分尖锐地指出周代分封制对社会长久稳定的潜在破坏。而这一点，也是古今学者用来解释秦最后决定推行郡县制的缘由。李斯言罢，秦始皇当即表示赞同。
事实上，王绾等人所言，表面上是“请立诸子”，实则不然。其间有一个尤为精妙的细节。当始皇将这个建议放在宫廷讨论时，竟然是“群臣皆以为便”。一个“皆”字，就说明在秦廷高级官吏中，赞同分封的人也很多。这句话背后的内涵十分丰富。秦自商鞅变法后，形成了以军功爵为主要晋升通道的社会结构，即便身为宗贵，没有军功也不得属籍。历经数代秦王的铁血历练，及至始皇，朝廷“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
可是，此番封建动议的对象是始皇诸子，这与功臣集团又有什么利益牵连呢？
答案要从李斯的话中细细品味。李斯的回应，却变成了诸子以及功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秦王朝的这次封建郡县之争，是在以封建皇子之名商讨对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李斯正是意识到了众臣附议的真正意图：借商讨安置皇子之名，透露出日后对军功集团的安排也应如诸子那般。朝廷功臣借由“请立诸子”镇守远地，再次表达求封的政治诉求。但始皇内心的郡县主张由来已久。我们可以察觉到，李斯提出“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安置方案，完全契合秦始皇的过往实践与政治期望。这并非临时起意的对策，而是有准备的应对。
始皇借此不再顾及“群臣皆以为便”的情形，也不再像当初以“大笑”那般回避王翦的不封之怨，而是决意彻底解决功臣安置问题。
始皇首次东巡与文化精英的反郡县思潮
“请立诸子”事件后的第三年，秦始皇首次巡视东方。除了威加海内的目的之外，这次东巡还隐有扩张国家祭祀格局，进而谋求政权合法性的深层意图，具体表现为封禅泰山与打捞周鼎这两件事。
封禅泰山的事情前文有述，就不再累牍了。此后，始皇捞鼎不成，还至湘山，发生了一件让人颇感费解的事情。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史记·秦始皇本纪》
巡行途中难免偶遇恶劣的自然环境，那么，仅逢大风的秦始皇为何要“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呢？
我们可从秦始皇伐树赭山前与博士的对话中品出一些蹊跷：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表面上看，博士是在回答湘水大风的原因，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始皇原本是问湘君是哪路神祇，能兴起大风。但博士所答，却着意强调湘君的政治身份，是“尧女，舜之妻”，并未直言是“何神”。其中的曲妙就在此。基于双方已有的芥蒂，这个回答可能会被理解成阻碍皇帝返途，乃至于阻碍郡县集权体制展开的并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是古代圣王的政制传统。因为“尧女，舜之妻”葬此阻碍皇帝旅途的说法与秦始皇“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的讹传，其实同出一脉，意在强调始皇乃“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始皇正是察觉到了其中深意，才会骤然大怒。他在盛怒之下想要皆伐的湘山树，何尝不是生长在东方文化精英心中反郡县思潮的杂草。
而秦始皇对此暗讽行为坚决抵制的背后，实则还有一番政治用意。秦始皇这次东巡所携朝臣，主要是一众高级军事将领。其中居首的便是“夷六国”的王翦，而他恰恰曾对“有功终不得封侯”的政治转变抱有微词。此外，还有首倡“请立诸子”的王绾。
秦秦始皇这次携军功重臣与郡县之臣李斯一并出行的深刻意图，是想以金石为纪的方式，与高级军功集团就皇帝“以为郡县”这件大事，达成一种政治约定。同时他亲巡远方的行为，也向军政精英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燕、荆、齐地虽远，不为置王，也可填之。分析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始皇为何在东巡期间，尤为忌讳文化精英的反郡县行径。
始皇二十六年军功集团“请立诸子”以及李斯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隐含的就是这层深意。
而且，秦始皇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子是不是，或是他们中有多少人同样怀有封建的想法。毕竟，嗣君只有一个，其余皇子谋求建藩，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动了封建的念头，那么，就可能会有朝臣以他们为中心结成求封势力。这些都是造成始皇对嗣君选择犹豫不定的原因。
嗣君问题与始皇晚年政局
封建郡县之争中，秦始皇的生死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始皇三十五年，靡费以巨万计的宫廷方士竟在诽谤始皇后外逃。始皇大怒，复起坑儒之事。求药方士的叛走，与日益恶化的社会舆论环境一道，迫使始皇郑重考虑嗣君问题。以扶苏当时的声望，确实是接手秦国战后转型事业的合适人选。但他却因坑儒之事与始皇公开发生冲突：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果没有封建郡县之争这层深刻的历史背景，扶苏的这番话，可能仅会被理解成他是为秦王朝事业展开谋求一个稳定友好的舆论环境。有了这个前提，扶苏还公开质疑始皇政策的可能性或只有两种：其一，扶苏的政治嗅觉不敏锐，他的这个建议只是单纯地想维持战后稳定的社会环境；其二，他明知道其中利害，却依然站出来反对的原因，有可能是出于他认同东方文化精英的政治主张。
如果第二种可能性成立的话，就不排除扶苏或已成为东方文化精英在朝中的代表人物的可能。后世选择以扶苏为旗帜反抗暴秦，背后可能涉及他与秦始皇相异的政治主张。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即便扶苏只是出于第一种可能，但秦始皇未必会这样想。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朝中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势力，都会被贴上反郡县的标签。
扶苏被外放的次年，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这被认为是针对国运的大凶之兆，反抗力量把握住这个绝佳的时机，东方社会进而涌现了大量针对秦始皇的政治凶象：先是，“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随后又“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
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政治预示意在强调以秦始皇与丞相李斯为首的统治集团应该负主要责任。对于这些反抗行为，秦始皇一手严厉镇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一手积极化解，“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又“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他意在破除这些反郡县制的政治预言，但也难免会因此心生芥蒂。《史记》说秦始皇听到“今年祖龙死”的流言后“默然良久”，后人可能并不清楚他当时听到这些事情后的具体表现，但经此一系列的变局之后，他应该会对当时的反体制思潮有很大的震动。
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赵正书》与《史记》皆将之视为始皇“变气易命”的后续行动。考虑到秦始皇此前对长生的执着与努力，此说不能轻易否定。但除此之外，秦始皇也借祭祀大禹的时机，再次表明了郡县自信：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史记·秦始皇本纪》
细观始皇在东方留下的石刻铭文，无一不是从秦灭六国的合法性以及郡县事业具有光明前景的角度来构建秦王朝主流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义兵”与“圣德”的组合，是秦始皇时代执政合法性宣传的主体内容。
这个时候，他反而会愈发留心嗣君能否延续如他般的体制坚持与自信。始皇晚年既无重新考虑制度调适的可能，那被他贴上不同政治倾向标签的扶苏，以嗣君身份重返政治权力中心的可能，微乎其微。
事实上，班固已经意识到了始皇外放扶苏时，已生弃用之意。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
《汉书》
秦始皇的嗣君选择
扶苏被斥出权力中心之际，少子胡亥公开走上了政治舞台：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没有解释秦始皇为何如此宠爱胡亥。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意在“变气易命”，以破除东方社会针对他制作的死亡预示。也就是说，秦始皇无论是从主观心态上，还是在客观身体状况上，都意识到了这次东巡是他人生中的一道坎，也是郡县制政权能否平稳过渡的一次考验。胡亥“爱慕请从”只是托辞，始皇若无意于让胡亥承嗣，断不会让他相随。这种用意十分明显，秦始皇在此关键时机，把胡亥正式引入权力中枢，也走到了政治舞台前。他此行若一切顺利，胡亥等于在东方社会的民众面前公开亮相。若此行有变，胡亥也能即时着手控制局势。
胡亥能够走到台前，是基于秦始皇在幕后的细心观察与有意培养。胡亥与扶苏不同，扶苏是长子，有一定的从政经历，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与主张，朝廷各种势力因此知道扶苏未来的政治走向，难免会对他施加一些潜在的影响；少子胡亥则受到各方势力的影响最小，可塑性最大。
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残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
《贾谊·新书》
始皇赐食群臣与诸子，胡亥也在其中。但胡亥下陛时，看到群臣把鞋子放置得很整齐，便故意“残败而去”。有学者认为，胡亥当时的政治地位或已发生变化，“若胡亥仅为普通公子，又是最小的儿子，其众兄长或当阻止，或当指责，或当一笑置之，何至于叹息？无论该记载是否真实，其产生背景已足以证明蒙毅所谓胡亥'去诸公子绝远’并非虚言”。
胡亥在君臣、诸子齐聚时的表现，秦始皇自然看在了眼里。考虑到王室公子的政治倾向往往受到其师、傅的引导与塑造，解读胡亥这种行为的来源，或可从他的老师赵高身上探寻线索：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
《史记·蒙恬列传》
胡亥举止的来源有三个：其一，“通于狱法”的赵高“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在其影响下，胡亥自然少知礼。以往便有学者指出胡亥少习刻薄之教，“表现出与儒学精神的明显距离”，“而赵高与胡亥在'狱律令法’教育方面的师生结合，更助长了执政理念方面的偏执”。其二，赵高与其兄弟“皆生隐宫”、“世世卑贱”，也就是说其背后没有可依恃的军政势力，再加上赵高喜刑名、好强力，与蒙氏兄弟交恶，胡亥在他的影响下，不尊重高级军功集团也很正常。这种趋势在其即位后愈发明显，乃至于后来冯去疾、冯劫直言“将相不辱”，以自杀相抗。其三，赵高所任的中车府令，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喜好巡行的秦始皇，在他长时间的观察下，应该已经清楚了秦始皇选择嗣君的标准，因此胡亥的一些表现，也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了赵高与蒙氏的恩怨，因与本文无关不多记述。但是，身为胡亥老师的赵高，一来，他与蒙毅结怨，随后发展成视蒙氏兄弟为仇雠的地步；二来，始皇在将“事公子胡亥”的重任委托于赵高的基础上，再生施救的私人恩惠。两相结合，秦始皇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就是让赵高与高级军功将领划清界限，以免他影响嗣君的政治倾向。
司马迁说李斯在嗣君问题上“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因此，《史记》将李斯扶立胡亥写成了“听高邪说”后与蒙恬争帝宠、保相位的私愤：
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
考虑到扶苏与蒙恬良好的合作关系，司马迁此说不无道理。但蒙、李将相之争的私愤背后，实则还隐伏着封建郡县两大势力集团的政治分歧。
有了前面的分析做铺垫，这一点不难理解。统一当年，高级军功集团以“请立诸子”之名发起封建动议。当时是李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公赋税”代替裂土封建，始皇才能顺利郡县天下。始皇三十四、三十五年的两次体制之争，也是由李斯挑头反击。
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蒙恬是军功之臣，而李斯是体制之臣。李斯当然惧怕扶苏即位之后，蒙恬会取代他的权势与地位，但这只是近忧。因扶苏、蒙恬掌权而可能带来的制度变更以及对郡县集团的政治清算，才是秦始皇与李斯长远的忧虑所在。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
《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途中生病，他随即急使蒙毅还祷山川。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始皇是在“北走琅邪”途中生病，但他此后又能亲自出海射杀巨鱼，这说明，其病或未危急；其二，蒙毅既非祝官，地位亦不及李斯。对于敬祀鬼神的秦始皇来说，何以非令蒙毅代自己还祷山川？苏轼也有同样的困惑，他说秦始皇“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
通过我们前面的论证，可以这样说，秦始皇若不是有意支走蒙毅，或是他决心扶立远在上郡的扶苏，那断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蒙毅若非秦始皇亲自谕令代他“还祷山川”，那在始皇崩逝后，局势是否会再生变化，也未可知。
秦始皇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时机，给李斯、赵高等人以“祕之”的方式迅速控制局势，并着手展开下一步的行动，赢得了政治操作的空间与时间。待到扶苏自杀，蒙恬被控制后，李斯等人携始皇遗体至咸阳发丧。
细观秦始皇的政治生涯，对郡县体制的认同与支持，才是他全部事业的核心，也是他认为的天下臣民应该遵守的政治道德。秦汉终有些不同，其中之一便是秦始皇是开王朝郡县制的第一人，他没有先例可参，能看到就是封建郡县两种政治主张的切实存在。从随后的事态发展来看，秦始皇选择嗣君的原则与底线，是能够维系他开创的中央集权体制，这也是扶苏不能承嗣的原因，他“数直谏上”的背后，隐伏的是与始皇严重的政治分歧，双方矛盾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但紧要的是，这次矛盾公开爆发于封建郡县之争的大环境下，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为严重。
胡亥能够为嗣，是秦始皇“数年之积”的考虑与培养。军功为多的蒙氏一族与文化精英，均对扶苏抱有政治好感，但胡亥不一样，他最不受军政高层待见，他的背后有李斯与赵高。李斯是数次体制之争中帮助始皇化解、清理封建势力的政治盟友，也就是体制之臣，而赵高则是始皇用来塑造嗣君治国手法与政治倾向的用法之臣。在始皇的授意与配合下，两人合力完成了秦王朝的最高权力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