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大学
作者：朱新地
1969年作者摄于盈江，衣服是向寨子里的傣家姑娘借的
能进高考考场是一种幸福。也许今天的考生对这话不以为然，但相信我的同代人会有同感。这份进考场的权利，是在我离开学校十二年后才得到的。1966年高中毕业，临进考场之际，突然平地起风暴，轰轰烈烈一阵后去了广阔天地。此后，虽也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那是轮不到我的。原以为此梦今生难圆，未料1977年10月，忽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时，我已经在泥水里滚了多年，几经迁徙，书早作废纸八分钱一斤卖掉，又拖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欣喜若狂。然而，由于我的诚实，却连考场都未能进：那一年，中央规定66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三十岁，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就因这两天之差被拒之门外，准考证不给我。不服的我四处奔走，去“招办”论理，我说：“我不是开什么后门，仅是要求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而已！”招办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说：“谁叫你那么填呢？许多人比你大，谎报了年龄，我们明明知道，也发给准考证了。你们这代人确实是够苦的，但现在你白纸黑字写着，虽然只差两天，却是硬杠子，没办法啊！”几个年轻朋友也替我抱不平，他们说：“我们所有不会的题目去问你，你都能做出来，现在我们报了名，你却报不上，我们情愿把这考试资格让给你……”这些话令我感动，实际上却谁也帮不了我。
全家福。1969年冬摄于昆明
1977年岁末，在成千上万人或兴高采烈或忐忑不安迈进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时，有一个人站在料峭寒风中远望考场默默流泪，那就是我。还是不甘心。因为按那土政策，大部分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都要被排除在外了，我相信中央的意图并不是这样，于是狂兮兮的决意给中央写信反映。信写好了，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寄，当时还不知道有国家教委之类的机构，突然想到是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信封写上“邓小平收”。封好信贴上邮票去邮寄时，半路上我又折回来。我思忖，邓小平日理万机，信能到他手中吗？后来终于想出一法：把信寄给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托他转交有关部门。其实我与周先生无亲无故，只因想起了当年鲁迅先生帮助青年学生的故事。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重新埋头于花圈（那时我的工作是做送葬用的花圈），上学的梦再次成为泡影，真以为这花圈要做到最后送自己的时候了。
1971年，作者摄于扬州
没想到半年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老知青还能再考。我又一跃而起去为“准考证”奋斗，不过， 这次面对的不是土政策，而是单位领导的压制刁难：“算了吧，孩子都有了，还上什么学？”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做白日梦了！”…… 此时，好心规劝也罢，冷嘲热讽也吧，甚至身体不佳、功课来不及复习、幼小女儿的哭闹、 以及若考不上的艰难处境等等，我全然不顾了。只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进考场！唯一的念头是：如 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会终生后悔，如果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后来的结果很简单：我最终拿到了准考证，在高中毕业十二年后迈进大学校门，圆了今生的 大学梦……前不久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才知道当年中央曾有过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张“准考证”实在来之不易啊！如今再回首，我没有放弃努力固然值得庆幸，但真正应该庆幸的是：我和我们国家一起，终于告别了那个噩梦般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到学校报到的那天，办完各项手续后找到了自己住的那间宿舍，刚坐下不久，进来一个女生 （也是老三届），一见面就说：“你知道这个学校要念五年吗？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不会报考这个学校的！” “五年哪！”我心里一惊，报考时我根本就没有留意过要念几年。1966年高中毕业，遭遇文革，整整折腾了十二年才得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经历过那些运动不断的岁月，目睹过父母屡屡“挨整” 的情况，当时的想法是：学医应该比较安全，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人总会生病，医生总是社会需要的吧！因而我在填报志愿时填了医学院。届时我已经三十一岁，女儿才两岁，我无法想象这五年的生活，也无法想象五年后自己将老成什么样，于是，我想转学到某个专科学校。我不在乎什么本科、专科的，只觉得五年对我实在是太长了。在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后，终于明白别无出路，我只有硬着头皮学下去了！实际上，让我如此困扰的并不是学业，而是严重失眠！那时没有如今这样好的宿舍条件，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加上各人的行李物品，十多平米的 房间挤得满满的。在家时我一般10点钟就睡觉了，而这在集体宿舍是绝对办不到的。每天晚自修后回宿舍，总是一阵阵喧哗谈笑，甚至熄灯后还有人在床上打着手电看书。同学们都比我年轻，倒上床就能呼呼大睡，我则再也睡不着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年大学中，平均每两天我就有一天吃安眠药，“登峰造极”的一次是吃了四颗安眠药仍彻夜不能入眠，第二天还要考物理，早晨起来头痛得像要爆炸，却不能不上考场，未料那次竟考了全班最高分98分。还有一次，辅导员老师到班上听课，听到第三节课时突然发现“怎么朱新地没来上课”，到宿舍来找我，没想到我还躺在床上，原来那一夜我吃了几次安眠药都不能入睡，直到老师来敲门时，仍然连一分钟也没睡着。我们宿舍在三楼盥洗室隔壁，盥洗室经常停水，常有人打开见没水而不关龙头，半夜三更来水时流得哗啦啦响，刚刚要睡着，被水声一吵就再也无法入睡了，只得一次次地起来关水龙头。有时连续几天失眠，简直要疯掉了。实在睡不着时我就爬起来，夜阑人静，独自站在窗口往下看，周围是一片熟睡的酣声，恨不得纵身跳下去…… 当时我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完成五年学业，我担心“也许等不到毕业，我的肝脏就要因吃安眠药而烂了，连人都死了。”但我却不能也不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我没有退路啊！我至今仍对徐进山老师充满感念之情，徐老师是位转业军人，却颇具同情心，他对我们说：“你们那么大年纪还来上学，真不容易啊。”当我实在熬不下去时，便请假一个星期回扬州睡觉，居然也能获准。然而一周后返校，教科书已是几十页翻过去了，繁重的课业压力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帮你的。后来，我总算寻寻觅觅找到了一个“好住处”——那个堆放扫厕所工具的房间，又是徐老师帮我打通了关节。于是我在一片惊异的眼光中搬进那间脏臭的小屋，心里想：“只要能睡着觉，这里就是天堂。”为了能长住“天堂”，我还得频频去拍扫厕所女工的“马屁”，可惜终因与其不协调而好景不长。我已无法再列数那些焦头烂额的日子以及种种折腾了。值得欣慰的是：我最终拿到了大学文凭，而且成绩优秀，肝脏没有烂掉，人也没有死……光阴荏苒，转眼间大学毕业竟已快四十年了！我还清楚记得，第一学期寒假结束，大年初五返回学校，夜色中我独自走在清冷的校园里，边走边无奈地想：还有四年半哪！还要这样走八次啊！毕业是那样遥不可及！如今再回首时，昔日的关山千重皆化作了云淡风轻，涌上心头的是曾读过的两句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七七级和七八级是中国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两届大学生，恐怕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十多年来积压的毕业生潮水一般涌进了考场，因此，这些出身背景各异，生活经历千差万别，年龄差距达十五六岁人，走进了同一间教室，成为了同窗，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我们班四十个同学中，有七个“老三届”。最大者如我等，1947年出生，插过队、做过工，甚至当过“盲流”，是“拖儿带女”来上大学的；而应届毕业生里，最小的为1963年出生。然而尽管差异巨大，同学之间却没有多少隔阂或代沟，大家如同兄弟姐妹和谐相处，互相帮助，皆一心扑在学习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随便举几个例子：同学老殷，父亲原是上海某大医院院长，“文革”中被下放到苏北，全家也跟随迁居苏北。上大学之前，老殷已在基层医院当过八年的外科医生，其专业知识及经验，远远超过了一般医学生的水 平，甚至我们后来到某县医院实习时，那些年轻的带教老师都不如他。然而老殷依然刻苦用功，对每一个问题都深钻求精，加之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因此，同学们凡有不懂的问题都去请教他。同学老乔，来自北方农村，上学时已有三个孩子，妻儿老小都还在那片土地上，全家生计全靠老婆种地、养猪维持。有一次，在得知老乔的困难之后，同学们凑了一些钱想帮助他，老乔不肯接受。后经大家好说歹说，老乔总算收下了，谁知他却把这点钱拿去买了一些笔记本，回赠给每一个同学。近日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翻找出了这本笔记，本子首页有老乔的题词“英明领袖救群童，五湖四海聚金陵，风格高尚学雷锋，革命情谊玉石铭，科技为海苦作舟，共为四化勇攀登。”也许今天的年轻人看了会觉得好笑，我却为老乔的真情所感动，这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啊！其他几个“老三届”，以及更多年龄稍小一点的同学，也多有过上山下乡或各种各样的工作经历：工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有的甚至是“现役知青”考进来的。 而那几个应届毕业生，则是从中学直接迈进大学的，一张白纸、稚气十足。记得大一时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全班同学正坐在庄严的会场等候投票，辅导员徐老师突然进来，把晓玲、利平、冠冠等四五位小同学“请”了出去，说：“你们还未满十八岁，还没有公民资格，没有选举权！”一时间成为众人的笑谈。那时候，学校里生活设施和各方面条件皆有限，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首先是吃饭简单，食堂里没有桌凳，大家都站着吃饭，三下五除二就完事了。后来，学校后勤推出关心学生举措，晚上食堂有时有面包供应（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过），但迟了就买不到，于是买到面包便有一种满足感；再后来，开始有方便面了，二角多钱一包的鲜虾面、牛肉面等等，更是人人喜爱的美味佳肴，宿舍里几乎每人的床头都挂了一大网袋……每天只有早饭和晚饭时间可以打到开水，街面上也还没有什么桶装水、瓶装水的，同学们基本上是一暖瓶开水，就可以满足从喝到洗一整天的需要，寒冬时节还要省下小半盐水瓶来暖被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还远不丰富，大家的衣着基本还是“新三年，旧三年” 的老一套。然而春天毕竟来了，市面上各类商品渐渐丰富起来，琳琅满目地吸引着眼球。班里大多数同学都要靠助学金，家长中也没什么大款，人人的日子都要精打细算。于是，爱美的女生们就在街上买来打折处理的便宜衣料自己做，省钱的办法是：先到街头的裁剪摊上裁出一件，回来后把衣料舖在床上，用小剪刀按衣样一件件地剪出，再让家在南京有缝纫机的同学拿回去做，新衣服很快就能上身；还有女生宿舍里那些互相帮助却毫不逊于理发店的“美发技艺”等等，等等，这些当今学校里已不会再有的事情，却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回忆，也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一道道别样的风景……白云苍狗，斗转星移，“七七、七八级”已成为历史名词，我们也已两鬓染霜，大部分同学都退休了，但大家依旧怀念那些一同走过的岁月，怀念那些志存高远、蓬勃向上的日子。也许，以后大学里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班级和这样的“同学”了……我总想找出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列宁那句名言“学习、 学习、再学习”最为适合。大多数同学都有过“被折腾”的经历，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因而人人加倍努 力，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们上大学时，一周还要上六天课，只有一天休息。但实际上，周六晚上和周日教室里依旧坐满看书的人，甚至“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也不例外。其实，学校或系里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也没有谁倡议过，完全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反倒是不努力学习的人会产生一种自责。我就有过这样的体会：因长期失眠，精神欠佳，除了临近考试，我的星期天基本是用作休息的。有两次，不知因什么事在周六晚和周日走进教室，一看，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那么多同学都在埋头用 功，连“老本丰厚”的老殷都那么勤奋、认真，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负罪感”。当时晚自修还常遭遇停电，停电时大家就借助烛光读书，有个同学眼力好，居然可以在月光下看书，惹得我们好生羡慕。后来，不知谁发现学校附近的省中医院、工人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院的候诊大厅不停电，有些商店也有电（可能是自己发的），于是一到停电的日子，学校附近的医院、商店等处便挤满了“借光”读书的学生……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起初，学校只有一个大教室周六晚上放映电视，热门的如《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等，这些外来电视片让国人大开眼界，尤其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禁锢后， 更是感觉精彩之极，然而去看电视的人却不多——原来都在教室里用功呢！后来各系里都有电视机了，开始放映一档流行的英语学习节目“Follow me”，放映时电视机前总是人头攒动，后排的人就站在凳子甚至桌子上看，个个争相“Follow me”。事实上，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对外语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当今，老师只强调阅读能力，对“听、说”却没有什么要求（即所谓“哑巴式英语”），因此许多同学在阅读能力已相当不错时，听和说的能力却近乎于“零”。当时也没有什么“四、六级”考试，学习全赖学生的自觉性。刚进大学时我的外语大概算班上最好的，毕业时已被许多同学超越，大家的努力与刻苦简直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例如同学王某，眼睁睁地看着他词汇量突飞猛进，外语进步神速。同学陈某，经常见他在喧闹场合用双手蒙住耳朵，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练习口语，难怪他毕业后就能胜任外国专家交流讲座时的“同声翻译”。到大三时，有好几位同学已经练出了这样的本领：老师在课堂上用中文讲课，他们在下面用英文记笔记。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后他们在国外的职场上，个个如鱼得水。再来说实习。我的内外科实习是在高邮县人民医院，当时在那里实习的还有某医专的学生。带教老师曾直言不讳地说：“南医的学生比某医专的强多了”。我无意与其他学校类比，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实习时每个人都希望多有些实践机会，人人争着上手术台，以至于每个值夜班的同学，都盼望夜里能来几个急症病人，比如急性阑尾炎等（此类手术实习医生能当二助），只要能上手术台，哪怕整夜不睡觉也倍感高兴。有趣的是，最善于“抢手术”的赵同学，毕业后真的分到省肿瘤医院，玩了一辈子手术刀，可谓是“天意”加“心想事成”！事实上，那时因规章制度还不完善，条条框框不多，带教老师也放手，我们的实践机会还是挺多的。高邮是血吸虫病高发区，巨脾症患者不少，脾脏切除这类手术也做的很多，连这样的大手术我们都能上台。有时夜里七八个小时干下来，白天还要接着上班，却从来没有人喊苦喊累。多年后我有同学当了带教老师，感叹我们当年的学习劲头有如拼命，不像如今学生只顾缩在后面玩手机……外科门诊时我的带教老师是个工农兵学员，比我还年轻，居然出现了病人不要他看而要我看的好笑之事。还有一次，我和老殷门诊手术，给一位老者切除头颈后部的脂肪瘤，术中出现大出血， 洞巾全部被血浸透，而手术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我紧张得浑身都被汗水湿透，多亏老殷功底扎实，冷静沉着应对，终于化险为夷，手术获得圆满成功。这段经历也使我对社会基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县医院的就诊者多半来自农村，许多事情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例如：我曾接诊过夫妻吵架妻子喝乐果（农药）自杀，半夜送来抢救的；接诊过开手扶拖拉机撞到树，拖拉机手把转向击到心脏部位驾驶者当场毙命的；其实该患者送来时已经死亡，但在带教老师指示下，我仍跪在地上给他心内注射三联针。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死亡，当时竟无任何恐惧感，心里装的只有责任和使命了。还有一事也难以忘怀：那是内科病房的一个伤寒患者，已经快出院了。家人心疼他瘦弱缺营养，煮了点青菜粥给他吃，结果引起肠穿孔大出血。当时县医院没有血库，有输血需要时便联系那些名单在册的献血员，患者必须交钱后才能输血。因拿不出钱，一家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死去。更令我心痛心碎的是在儿科实习时，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两个、两三个这样的患儿。他们多半来自里下河地区，家长诉说“发了两天烧，以为是感冒，谁知就不会走路了。”而一做腰穿检查， 立即可确诊是脊髓灰质炎。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们划着小船赶来县城，相信大医院能看好孩子的病（在他们心目中县医院就是大医院），万没想到连大医院也治不好啊！有人说当医生必须冷血，当时作为实习医生的我，不知跟着流了多少眼泪。我还曾打听该到哪里去反映这情况。因此多年后我看到 “脊灰”在我国基本消灭的报道时，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真是感慨万千!我们上大学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活跃、百废待兴，女排姑娘们的胜利令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也大长了国人特别年轻一代的志气。我至今记得当年同学们围坐在小半导体收音机旁听女排比赛转播的情景，是那样的投入和兴奋。“努力拼搏、振兴中华”就是我们大家一致的心声与动力！如今我班同学有四分之一在国外。本来，欧美等国家是不承认中国医学生学历的，但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和严格的考试，皆取得了相关执业资格，个个干得风生水起。在国内者，也都成为了各单位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这两年来大部分同学已经退休了。我相信，“学习、学习、再学习” 不仅是行为，更是一种精神，它不会随着毕业而逝去。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拥有这种精神，我们的人生就会不失落、不会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