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
前一阵，在阅读哈佛百年经典丛书之旅的缝隙中，“认识了”史铁生陈希米两口子。
在《我与地坛》和《让“死”活下去》的字里行间，我除了感受他们惊心动魄、相亲相爱的爱恋外，更触摸到他们问道人生、探索生命的声声擂鼓，更重要的是，在以此感召下，身为女人的陈希米，单腿用了怎样的力量推着史铁生的轮椅，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前端。
有朋友让我为他推荐可读的励志书目，我毫不犹豫地首推其中。
在他们两口子的“引荐”下，我又“认识了”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尔博士。
弗兰克尔博士常常询问患者“你为什么不自杀”，在患者的回答中，常有这么三种人让患者“不自杀”：第一个人的生命中存在着他所牵挂的对孩子的爱；第二个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有待发挥的才能；第三个人的生命中也许只存在着一些值得保留的回忆。
他发现此“意义疗法”，即弗兰克尔博士将这些不完整的生命细线编织成意义和责任感的坚实模式，由此创立和提出现代存在主义分析法的目标和挑战。然后，用自己曾经被纳粹编入集中营的经历，告诫世人：生活就是受难，活下去就是在受难中寻找意义。
阐述这些观点的书名：《追寻生命的意义》。此书被译为30余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400余万册（2003年统计数据）。有记者采访他如何看待他的业绩或成就，他的回答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我从不认为这是我的业绩或成就，相反它表明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灾难：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抢购一本其标题许诺将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著作，那么这一问题必然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
此书因为时间关系，我从牙缝挤出的时间里，仅仅读到一点皮毛；从仅仅读到的“一点皮毛”里，消去了我些许现世里的疲惫；从而让我又“心无旁骛”地思考人生、度过人生。
有人一定会说，这些问题离我们太远了。就像一位常与我论道的故友，每每谈及有关艺术的话题，他总为艺术家们戴上“都很偏激”的帽子。
那些有关生命存在的意义的话题真的远吗？当庚子年将人类推向瘟疫漩涡的时候，当撕裂的民主在“文明”的美国发生的时候，当身边的亲人朋友受到疾病侵犯的时候，我至少不敢说那个话题离我很远，也不敢说“艺术家都是偏激的”话。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源于每一位活着的生命的“不同案例”。
我眼里的生命是：在高楼大厦俯瞰的时候，生命如一只只蚂蚁。在战争瘟疫中，生命就是一组组冰冷的数字。而在家庭中，生命却是一根根擎天柱，或是一滴滴傍湾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肉体自我的健康，灵魂自我的高尚。正如曾经阅过的前程似锦的法国人让-多米尼克·鲍比的故事。
让-多米尼克·鲍比是世界顶级时尚杂志法国《ELLE》总编辑，因为身体突然中风瘫痪，只有一只眼睛能动。在康复过程中，硬是凭借一只眼睛的眨动，与反复读23个字母的医生交流，确定字母顺序，从而写成四万二千字的《潜水钟与蝴蝶》。意在告诉人们：我的肉体虽如潜水钟一般坠入大海深处，但我的灵魂仍如蝴蝶般飞翔！
我邀请那蝴蝶爬我窗，来到我的家！告诉它：“这儿不是街上，没那么多闲人。围观的尽是人性见底的脊梁。他们抛了卖炭翁的诗句，将取暖的柴禾送入风雪交加的度夜郎！”
界世的你
我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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