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梦里的青山与故人
怪吼一声吧，为人生壮胆
正文
湖南的湘西早已闻名世界，与之相邻的，湖北的鄂西可能还少有人知。我的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为避战祸和匪患，从湖南龙山的曾家湾，一路向北，迁徙到了鄂西山区。他们徒步迁徙的那条路，可能是当年鄂西山民通往咸丰、来凤、龙山等地的商道，如今已经修成了盘绕在群山之间的209国道。在鄂西山区，他们又几经迁徙，才最终安定下来。
鄂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路险，完全是与世隔绝。这里有一座山城，叫恩施。刘禹锡曾写到：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李商隐也写过著名的诗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恩施便在巴山的南面。春秋战国时期，恩施曾属巴国，出过著名的大将巴蔓子。因此，恩施人自古就自称为巴人。恩施地区属卡斯特地貌，多溶洞、天坑、地缝、阴河、伏流，四面环山，而且是崇山峻岭。北面，是大巴山，还有长江三峡。南面，是武陵山。东面，有瓶壶山。西面，是方斗山。这一重又一重的山，将恩施封闭起来，无法与外界相通。
在此山区，唯一通往外界的，可能就是清江。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利川齐岳山龙洞沟，在腾龙洞伏流几十里，过大峡谷，蜿蜒而到恩施，从水布垭奔流而下，过长阳，在宜都流进滚滚的长江。清江若是能走船，从宜都可以直上恩施，那么，自古以来，这座山城应该不至于如此与世隔绝。这条唯一通往外界的水道，很多地段十分险峻，无法行船，注定了恩施的封闭。水路走不通，只能走山路。古时候，我不知这条山路存不存在。如今，这条山路就是从上海一直通往西藏的318国道线，途径红岩寺，过野三关，盘旋在大山里，大概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出山，到达最近的城市——宜昌。2010年，沪蓉西高速公路终于通到了山城恩施，不久又通了火车，如今已开通动车。对恩施人而言，出山的路容易了许多。
在这样一个地方，世代居住着一群山民，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最多的还是汉人。此地的少数民族，早已被汉化。早年，山里人住的是黑瓦木柱的吊脚楼。如今，吊脚楼多半消失，普遍修起了二层小平房。此地与世隔绝，理应能保持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实不然。以土家族为例，若不是近年来政府为发展旅游业，各处兴建土家族乡镇，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土家族。
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村干部每家每户登记人口，然后发下户口簿。此前，人们不需要户口簿，也不需要身份证。此后，唯有这些证件，能证明一个人是谁。在登记过程中，关于民族一栏，进行得十分草率，大多都被村干部填成了汉族。关于登记民族的事，还闹过一桩笑话。有一个村在高高的山上，村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村里的干部也不知道。但村干部知道恩施是少数民族自治州，他觉得这里的人理应是少数民族，而不是汉族。于是，他就根据地形，将村里所有人归为高山族。众所周知，高山族是台湾的土著民族。这份户口登记引起民政局的关注，据他们所知，恩施境内绝没有高山族。为查证实情，他们还派专人去调查，才弄清楚原因。由此可见，恩施虽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通人并不知道少数民族是什么。
在几千年的民族交融中，土家族早已名存实亡，跟汉族无异。进入新中国后，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多次遭到打击。如今，如果说还存在土家族文化,不过是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此种文化，包括很多风俗习惯，早已荡然无存。近年来，山城恩施在政府的大力号召下，正在成为仙居之地。我想，大多数百姓并没有过上神仙般的日子。
从恩施过去三十多里，靠近宣恩县，有个小镇叫芭蕉。古人写诗，常以芭蕉为意象，抒发孤独愁闷之情。宋代著名诗人林逋就写过：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该小镇取名芭蕉，并非某个专写芭蕉的诗人到过此地，而是此地多芭蕉树。从芭蕉过去，再走几里山路，有个叫龙潭沟的地方，便是书中写到的小乡村。恩施可能是整个湖北省最封闭的地方，而龙潭沟可能是恩施辖区内最封闭的地方。在我爷爷的父亲那一辈，他们带着族人从宣恩县的三省堂，搬迁至此。此后，几代人居住在山上的吊脚楼里，再也无法搬走。我就出生在那里。几年前，山上的人都在山下新修了房子。我们家也搬到了山下。从此，那座山上的吊脚楼虽在，却已无人居住，成为了一片空山。
在本书中，我试图还原出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如果我说一句假话，就意味着，我要用更多的假话来圆谎，最终只能陷入谎言的无尽流沙之中。因此，我决定从一开始就说真话。书中以我的故乡为蓝本，写到的人物多是我的亲人，或者邻居，也包括我自己。故事的发生地并不局限于那个小乡村。新世纪之后，农村人大多出门打工。他们走出乡村，涌进城市，在全国各地流动。他们到了哪里，故事便发展到哪里。本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出山的路。第二辑：往事不堪成人生。第三辑：逃离乡村。第四辑：何处是归程。书中人物的年代跨度较大，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我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来反应乡村的巨变。
乡村的核心是土地。短短几十年间，土地在乡村人的生活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建国之初，开展风风烈烈的土地改革，先是斗地主打恶霸，人均分地，紧接着实行公社制，土地收归国有，大搞集体，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外公出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于继承了祖上的家业，十二岁被打成地主。从1950年到1978年，他遭到无数次的批斗。1958年开始大办公社食堂，不准私人开火，家家户户的铁锅都被收去炼钢铁了。当时村里干部大呼，中国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此三年不干活，也不愁吃喝。紧接着，在1959年，出现大饥荒，很多人被活活饿死。直到1980年，才结束大集体，土地下放，分产到户。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广大农民面临的问题，还是温饱问题。从9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土地很快失去价值。曾经使我外公被打成地主的土地，转眼间成为了无人耕种的荒山。农民无法再靠土地养家糊口，被迫逃离乡村，涌进城市，转眼间成为农民工。
新一代的农村出身的青年。他们有的读过大学，指望靠读书改变命运，而用高昂的学费换来的毕业证，早已贬值。中国社会，读书，自古以来就是底层人改变命运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前，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依然行得通。而现在，这条路虽然还有很多人在走，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走得通了。大多数人初中毕业，甚至没毕业，便进入城市打工。这群农村出身的青年，不管是读过大学，还是没读过大学，在城市，他们要么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作业的工人，要么进入公司成为小职员，都只能栖身在社会的最底层。面对高昂的物价，他们在城市里挣扎，迷惘，奋斗，活得异常尴尬。他们想扎根城市，城市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想回到乡村，乡村已经是空巢。一群漂泊者，游荡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仿佛时代的幽灵。
身为底层人，我深知底层人遭遇的一切。对他们的遭遇，我充满同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又清楚地看到，这帮底层人的无知与狭隘。在这人世间，他们活着，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彼此倾轧。如今，整个中国充斥着一股暴发户的戾气。这之中，自然有很多农民。他们来到城市打工，活得卑贱，挣了几个辛苦钱，回到乡村，便非常炫耀，好像高人一等。人性有多复杂，社会就有多复杂。这群底层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此之中，又有相对的强者，相对的弱者。强者控制弱者，弱者彼此倾轧。我看见了普通人的善，也看见了平庸的恶。因此，面对这喧嚣的人间，我感到一种沮丧，一种迷惘。
书中，我写到老无所养的凄凉，写到被迫自杀的悲剧，写到沦为妓女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惨状，等等。而这一切，又充斥着人间的烟火气，使悲惨成分被常规的生活消解，无法避免地呈现出庸俗。有些人的遭遇，甚至可以说，是自找的，是遭到了报应。我无意美化乡村，也不想将个人的苦难崇高化。我只是将他们的遭遇写了出来。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打拼，争斗，或悲伤，或欢乐，或正直，或奸诈。不管他们干了什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他们之中，有的活不下去，选择自杀，有的活得比别人好，就炫耀，有的还在挣扎。这些事，都是发生在人间的事。这人间，是充满了烟火的人间。
对这烟火的人间，我是失望的。村里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河边是成片的茶园。在外漂泊多年，我很想回去，在河边建一栋木屋，过上隐居田园的日子。我却不能回去。终有一天，如果我能逃离城市，我也不会回去，可能会去别的地方。那片故土，令我怀念，也让我失望。离开家乡，我到过不少地方。不管我到哪儿，我都无法挣脱这烟火的人间。诗人张执浩写过：你已不在人间，我亦不堪烟火。是的，我亦不堪烟火。我写下这些发生在烟火人间的事，也是为了忘记，为了忘记的纪念。
（原定散文集《烟火人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