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之叹，被历史淹没的“诛吕安刘”真相
历史上吕后常被人误解为一个野心家，其实在那个群狼四顾的时代里，这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好的答卷了。只是可惜的是，吕氏有吕雉吕媭这样的豪杰姊妹，却少了有见识的男儿。刘邦的忧患汉高帝十二年三月，长乐宫。自知时日无多的刘邦，满怀心事地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免赋税）。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亡通“无”）。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看得出来，刘邦最担忧的，莫过于在他死后，那些功臣宿将起兵造反。这担忧的来源，便是“与之共定天下之豪士贤大夫”。是的，刘邦这位“布衣天子”的天下，正是他由身边的功臣和他一起打下来的。虽然功臣们最终一致推举他做了皇帝，但其实心里并不痛快（常怏怏）——毕竟这其中不乏“功高震主”者。为了安抚这些大功臣，刘邦只好学着周天子，分封王侯，裂地酬功。然而这些功臣们并不满足。高帝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反；十年，赵相国陈豨反；十一年，夏，梁王彭越谋反；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燕王卢绾反。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再次开始了他的“统一战争”；当初一个个由自己亲自册封的诸侯王，到头来竟然还要一个个地亲手消灭！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除了裂土封疆的异姓诸侯王，在朝中位居公卿的“开国元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些人当着皇帝的面就敢“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甚至会因封赏不及时而“相聚谋反”。如此看来，汉室天下岂能长久？难道也会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么？临终之际的刘邦，时刻惦念的，就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大汉王朝。更忧心的是，以太子刘盈仁厚的性格，恐难以守住这汉室江山。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强势可靠的人，来帮助自己的儿子。这个人就是吕后。吕雉的实力吕后是刘邦的结发妻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在一点一点变淡，尤其是在“好酒及色”的刘邦有了众多的“新欢”之后。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却是一如既往的紧密。因为这大汉江山是刘家和吕家一同打下来的——换句话说，吕后和她的家族就是刘邦创业时期的 “最初合伙人”。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几乎被历史所遗忘的重量级人物——吕泽。吕泽是吕后的长兄，吕氏家族的族长。他在刘邦平定天下之际，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朝建立不久，就因功受封为周吕侯。然而这样一位大人物，在史书中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万幸的是，太史公仍然在他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为我们保留了一些有关吕泽战功的珍贵资料。根据两份《年表》的记载，在楚汉战争中，吕泽率领的部队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战役：暗度陈仓击灭“三秦”之战——吕泽部将丁复、朱轸俘获翟王董翳；彭城之战——吕泽在下邑接应兵败的刘邦；荥阳会战——刘邦逃出荥阳后，由吕泽坐镇继续指挥作战，城破前夕在部将冯无择的保护下突围；灭齐之战——吕泽部将丁复配合韩信、曹参、灌婴等击杀楚军名将龙且；陈下之战——吕泽部将蛊逢（又作虫达）协同灌婴、樊哙等击破楚军；垓下之战——吕泽部与其他汉军一道围困项羽。这位能征惯战的“大汉第一外戚”也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称吕泽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这赫赫功勋不仅成就了吕氏家族，更成就了吕后。朝中重臣如张良、叔孙通、周昌等，也都成为了她的羽翼。故而史载“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这是刘邦的那些“新欢”们永远也比拟不了的。所以，吕后才能稳坐皇后之位，刘盈才能储位不倒。至于戚夫人之流，只能是“痴心妄想”一番，最后“自取灭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刘邦决定以刘盈为继承人，看中的正是吕后的实力——无论是她本人的，还是她家族的。功臣可以不服仁弱的少主，却不能不服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吕后。
胡萝卜加大棒汉高帝十二年四月，刘邦崩逝于长乐宫，年六十二。守护汉室的重任终于落到了吕后的肩上。如何对付功臣集团，成了摆在她面前的第一要务。按照吕后最初的设想，是准备把这些元勋宿将们一网打尽，一了百了。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宫廷密谋”居然传到了开国功臣郦商的耳朵里：“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灭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讽刺的是，得知阴谋的郦商似乎并不紧张，反而还通过审食其劝说（也许应该是“警告”）吕后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就会“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跷足而待也！”惊出一身冷汗的吕后，终于见识到了功臣集团的力量，她只好改变策略——既然打不得、杀不得，那就只能收买合作了。收买的方式，就是保证、甚至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惠帝时期一直都在“萧规曹随”，保证功臣集团继续身居高位，执掌大权；更是把刘邦时代所封的18功臣侯，扩充到143人。同时，政治上的“获益”也意味着经济上的“获利”。众所周知，惠帝、吕后时代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休息无为”，于是乎“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得益于此，“列侯”们的食邑内“民咸归乡里，户益息（增长），萧（萧何，封鄼侯，食邑八千户）、曹（曹参，封平阳侯，食邑一万零六百户）、绛（周勃，封绛侯，食邑八千一百户）、灌（灌婴，封颖阴侯，食邑五千户）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食邑民户翻倍），富厚如之”。而吕后对《商贾律》的放松，也使得商业迅速发展，由此产生的商业税同样是“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让这些“草根”出身的功臣们，一夕之间都成了“富家翁”。当他们坐在雕梁画栋间，吃着珍馐美味，伴着娇妻美妾，享受安逸生活的时候，无疑会对皇室感恩戴德。不过，对付这帮重臣，仅仅“利益收买”还不够，还要有“刑杀之威”。吕后除了有自己的家族作为后盾之外，她本人的“杀伐果决”更令人胆寒。早在高帝时代，她“族韩信，诛彭越”的“辉煌”成绩就已在功臣们心中留下了“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的恐怖阴影——正是“特畏吕太后威”，这些元勋宿将们才不敢行为越轨、别有所图。吕后“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基本上摆平了功臣集团，让他们能够继续效忠皇室，为皇室服务。可就在汉帝国的政治格局逐步稳定的时候，惠帝刘盈却英年早逝了。一切都变了。
夺权惠帝身后只留下了八个年幼的儿子，“（惠）帝毋（无）壮子”的局面，意味着汉帝国要面对更大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无疑就是一直盘踞在中央朝廷的功臣集团。这些如狼似虎的“老革命”们，对“与高皇帝共定天下”的吕后可以俯首帖耳；对高帝和吕后的嫡长子惠帝，也可以“口服心不服”；但面对这几个三四岁的小娃娃，恐怕就要“视若无物”了。一旦吕后去世，主弱臣强的局面必成“心腹大患”！而所谓“外患”就是坐镇地方的诸侯王。当初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地处偏远，战略位置不重要的吴氏长沙国除外），本着“自家人靠得住”的理念，重新册立了自己的兄弟子侄担任诸侯王，希望他们能够拱卫中央。然而，对“外贼”日防夜防的刘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最难防的却是“家贼”—— 这些同姓诸侯王们“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同“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尤其是在中央实力衰弱之际（比如幼帝临朝），他们“天子自为”的想法只会更加强烈，所谓“拱卫中央”只是刘邦的一厢情愿而已。此时的吕后已经53岁高龄，不可能辅佐着幼帝直到成年亲政。而她一旦去世，那句“大臣内叛，诸侯外反”的警告，就很可能成真！所以，吕后现在必须重新划分权力格局，以应对她身后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吕后动用了手中最后的王牌——吕氏外戚。于是，惠帝刚刚驾崩，吕后就在中央“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夺了功臣们的权。接下来，她的目标是诸侯王。其实，早在惠帝年间，吕后就已经开始对诸侯王动手了。不过，那时她是以“报私仇”为主，所以只是杀了恩怨甚深的赵王刘如意，教训了对惠帝不敬的齐王刘肥。但这次不同，她的目标是解除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所以手段比之前要狠辣许多。吕后在刘吕之间强制推行“刘吕联姻”， 将吕氏女子全都嫁给皇族。随后又派“诸吕”前往诸侯国担任国相，对诸侯王进行全方位“监控”。接着是打击不听话的诸侯王。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此二人先后徙封赵王）因不满“刘吕联姻”被逼身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对诸侯国体系进行“重组”，重组的方式就是重封新王。这就提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封诸吕”。但所谓的“大封”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直到吕后临死前，吕氏王也就三位——赵王吕禄、梁王吕产、燕王吕通。这对于几乎占据了汉朝半壁江山的刘姓诸侯国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当然，有人会拿“非刘不王”的白马之盟说事。然而“白马之盟”很可疑。按说，这份盟约应该是大汉朝的一级“红头文件”，怎么也得“藏于高庙”；即便不“藏于高庙”，也要存档备份，载入国史。但奇怪的是，这份“红头文件”的内容，在史书中仅零散见于几个章节之中，而盟誓的时间、地点、条款、参与者竟然完全“失载”！更奇怪的是，不符合“白马之盟”的吴氏长沙国，不仅没被“天下共击之”，反而还平安地延续了五代，直到文帝前元七年才因为“无嗣”而“国除”。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份“四无盟约”根本就是出于伪造，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证明“吕氏王”的“非理非法”！但实际上，“吕氏王”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吕后所封的这吕氏三王，都是由列侯提拔上来的，从资格上来说，完全合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受封之前，都经过了“民主评议”，不仅朝中大臣认为“无所不可”；各地诸侯王也“皆以为宜”，所以册封诸吕为王在程序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后来齐哀王举兵讨吕，声称要“率兵入诛不当王者”，分明就是在自扇耳光。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却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就是吕后在“大封诸吕”的同时，也册封了刘氏诸侯王，而且数量不少，前前后后一共八个，远多于吕氏三王。虽然在此之后，八王中有三位夭折，一位入继为帝，但剩下的四王，在数量上依然超过吕氏。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刘氏诸侯王中，常山王刘朝、淮阳王刘武、济川王刘太都是惠帝的儿子（三位早夭的小王和入继为帝的也是），也就是吕后的亲孙子；余下的琅琊王刘泽，则是吕后的外甥女婿。如果再把吕后新封的诸侯国放在汉初版图上来看的话，不难发现她“重组”诸侯国的真正用意：吕氏的燕、赵两国横在了齐、代之间，不仅将后两者隔绝开来，还能对它们进行监控；原来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齐国，则被分割成了四块，其中分济南郡为济川国、琅琊郡为琅琊国，城阳郡为鲁国（吕后外孙，鲁元公主之子张偃被封为鲁王，其父张敖追封鲁元王，“鲁元太后”之称应源于此。刘肥奉妹为“太后”之事甚为荒诞，恐出于后人编排，并不足信）；再往南，这三国与梁、淮阳、淮南三国（淮南王刘长为吕后养子，与吕后感情甚深）连成一片，将齐、楚、吴三国与中央直辖区完全隔离开来，由北到南形成了一个以少帝亲兄弟为腹心，以吕氏外戚为羽翼的战略屏障！而建立这个战略屏障的目的，正是为了防范那些贼心不死的诸侯王！至此，吕后多年来扶持外戚的意图也真相大白：在大臣不服，诸侯异心的情况下，小皇帝唯一的依靠只有外戚，所以，吕后才会把大权交到外戚手里，甚至封他们为王。这并不是因为她“权欲熏心”，更不是企图“谋朝篡位”，而是为了保证小皇帝今后的统治不受威胁！吕后苦心经营了这么多，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吗？不能。因为吕后去世仅仅过了两个月，吕氏家族就在功臣集团的屠刀下彻底覆灭，而吕后自己也身败名裂。
反叛最先发难的是齐哀王刘襄。作为吕后称制时代被折腾得最惨的一个诸侯王，刘襄对吕氏恨之入骨。吕后崩逝的次月，他就从封国起兵了。只是，他起兵的目的并不单纯，除了干掉吕氏“清君侧”之外，还准备过把皇帝瘾。类似的戏码，在华夏大地上演了很多次。汉有“七国之乱”；明有“靖难之役”。总而言之，都是如法炮制。不过，话说回来，仅仅是一个齐国起兵的话，对中央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实际上刘襄从起兵到罢兵，只骗到手一个琅琊郡，打下了一个济南郡——也就是说，他连那个“防御圈”都没突破。真正可怕的在于，楚国也起兵了。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的异母弟。如果从辈分上论的话，刘襄还得喊他一声“叔爷爷”。作为刘氏诸侯王里辈分最高的一位，刘交的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如果其他刘氏诸侯王响应这位“叔爷爷”一同举兵的话，那对于在中央执政的吕氏来说，就真的是“天下共击之”了。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立刻派开国名将灌婴前去平叛。然而灌婴刚到到荥阳就反水了，不仅停止进军，甚至还派使者前往齐国和刘襄谈判，商议如何“灭吕”。刺不刺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多年前，功臣集团也曾“挺吕”。只是，这种“挺”是有条件的——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可随着权力被吕氏家族夺走，他们的立场逐渐变成了“倒吕”。而吕后的死，使功臣集团失去了最后的制约，打倒吕氏，重新夺权，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目标上的“不谋而合”，让功臣与诸侯王最终站到了一起。当出使齐国归来的贾寿把灌婴反水的事汇报给吕产、吕禄的时候，这兄弟二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留在长安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准备再加一把火。他们派吕家的好友郦寄（郦商之子）去忽悠上将军吕禄交出长安北军的兵权。郦寄跟吕禄说：“只要你交出兵权，就能平安地回到赵国，继续当你的诸侯王，这些大臣绝不会拿你怎么样。”吕禄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同意了，还兴冲冲地邀请郦寄去打猎。据说，吕禄的姑姑吕嬃（樊哙之妻，有一子樊伉。汉臣在诛杀诸吕行动中，也将樊伉诛杀了）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得破口大骂，还把家里的金银珠宝扔了一地，并说了句很有名的话：“勿为他人守也！”有的时候，头发长的，不一定见识短；头发短的，不一定见识长。功臣集团成功地解决了吕禄，下一个就轮到了吕产。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吕产在听了贾寿的一番话之后，要进宫“挟持皇帝”。然而这位执掌长安南军的相国吕产，在进宫“谋乱”的时候，却连个兵都没带！而不带兵的后果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吕相国，竟被未央宫看门的卫士挡在了宫外！吕产在宫门口急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而此时，太尉周勃已经成功接管了北军；潜伏在吕氏家族身边的卧底，御使大夫曹窋（曹参之子）也飞马赶到军营，汇报吕产的动向。虽然当时的形势是明显的“敌寡我众”，但各位“老革命”却没有一个愿意以身犯险的。思来想去，陈平和周勃派出了一个愣头青——朱虚侯刘章（这位朱虚侯是齐哀王刘襄之弟，策划刘襄举兵的主谋之一，也是齐国潜伏在长安的内应。他被吕思勉先生称为“年少椎埋者”，也就是“小土匪”的意思）带兵一千攻杀吕产。当吕产看到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凶神恶煞般冲过来的时候，终于如梦方醒，做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跑。然而公子哥出身的吕产，哪里跑得过长期受训的军人？最终，他被追上来的士兵杀死在一间厕所里。吕产的死惊动了皇帝。这位少帝虽然年纪小，却还有些政治头脑，他立即派人持皇帝符节去“慰劳”刘章。所谓“慰劳”，其实是为了制止刘章滥杀无辜，更是为了和吕氏做“切割”。然而刘章对“慰劳”不感兴趣，却对符节很感兴趣。他随即劫持着这位“持节”的使者，率兵直驱长乐宫，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至此，“擅杀大臣”变成了“奉诏讨贼”。“年少椎埋”果然名不虚传。吕产被杀的次日，那位一度怀揣着“不失为富家翁”梦想的吕禄，也被抓住砍头；而吕氏家族则无分长幼，惨遭屠灭。这出“喋血京师”的大案就是赫赫有名的“诛吕安刘”——汉室功臣不忘旧恩，与刘氏诸侯王一道，联手摧毁了企图“谋反自立”“危害国家”的吕氏团伙，维护了皇室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帝国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真是一派胡言！吕禄“欲发乱关中”，却稀里糊涂地交出了兵权；吕产要进宫“谋乱”，却连兵也不带——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个“反贼”是这么“谋反”的？实际上，吕氏的迅速败亡，正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取代刘氏的计划。吕思勉先生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除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猝）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所以，“诛吕”并不是什么“平叛”，而是一场夺权政变。那么“安刘”呢？“安刘”则是个弥天大谎。分赃随着吕氏外戚的迅速覆灭，死亡的厄运也降临到了少帝刘弘和他的几个亲兄弟的头上。没过多久，“政变集团”宣称刘弘兄弟是吕后“诈立”的“他人子”，而非“刘氏子”，然后杀害。虽然这罪名安得“言之凿凿”，但却是在打他们自己的脸。因为就在政变成功后的第七天，重新掌权的陈平、周勃等人，还把这四位“难兄难弟”中的济川王刘太徙封为梁王。所谓的“非刘氏子”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政变集团为什么要谋杀少帝呢？原因很简单，少帝不仅为吕后所立，更是吕后的孙子，他一旦长大亲政，这些发动政变的人恐怕一个都活不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而随着少帝刘弘、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的同时被杀，惠帝一脉彻底断绝。少帝被废，再立新帝成了当务之急。在当时情势下，可以“参选”皇帝的，一共有三人——高帝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长孙齐王刘襄（楚王刘交、吴王刘濞、琅琊王刘泽因系“旁支”，不具备参选资格）。这其中，齐王刘襄无疑最可能胜出。他本人既是“反吕首义”；其弟刘章又率兵攻杀吕产；另一弟刘兴居则亲自驱逐少帝出宫——可以说，他们兄弟三人在政变中出力最多。然而第一个出局的就是他。因为，这涉及到“分赃”。齐国作为原先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一个，其国王的家族势力也相当强大。不仅刘襄本人兄弟众多，他们的“外戚”也很强势——甚至被形容为“虎而冠之”（也就是“老虎戴冠”的意思，相当于“衣冠禽兽”），齐国举兵之时，外戚驷钧就出了很大的力。倘若刘襄即位为帝，受重用的肯定是他的自家兄弟和外戚，策划政变的功臣集团岂不是要“靠边站”了？况且这些功臣普遍都有“挺吕”前科，一旦野心勃勃的刘襄坐稳皇位，旧事重提，功臣们难保不会倒霉。所以，刘襄只能出局。剩下的两名“候选人”中，刘长是吕后的养子，更不能立；而刘恒不仅看上去忠厚老实，“外戚”也很“谨良”，于是成为了功臣集团眼中最合适的皇帝人选。当年闰九月，代王刘恒被迎进长安即位，是为汉文帝。变革刘恒果然不负众望，刚当上皇帝就给政变集团论功行赏。周勃被升为右丞相，灌婴被升为太尉，他们与左丞相陈平的食邑也各加三千户；“首功”刘章和刘兴居的食邑各加两千户，一年后，又分别进爵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解决政变的“合法性”问题。于是，屠灭吕氏被洗白成了“诛吕安刘”；少帝的血统也从惠帝之子变成了“来历不明”；吕氏家族在汉朝开国时的功勋更是被删得所剩无几。这可真是“皆大欢喜”。然而，政变集团高兴得太早了。这位看上去“忠厚老实”的刘恒，实际上心机很深。他进京当晚，就令亲信宋昌、张武接管了长安的南、北两军；此后，跟着他进京的代国旧臣也都渐渐坐上九卿的高位，掌握了朝廷实权。随着刘恒皇位越坐越稳，功臣、诸侯王好日子的也到头了。文帝三年，刘恒勒令丞相周勃（此时陈平已死）退休养老，不久又以涉嫌“谋反”为名，将他关进监狱修理一通；而接替周勃出任丞相的灌婴，则在上任三个月后被罢去兵权，过了一年多病死。更为讽刺的是，政变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刘襄兄弟，反而下场最惨。不仅刘襄本人什么都没捞着，他弟弟刘章和刘兴居的封地还都是原来齐国的地盘——也就是说，他们折了腾半天，什么便宜没占到，全都成了“替人做嫁衣”。不久，刘襄和刘章相继郁郁而死。而心怀不甘的刘兴居，则在文帝三年起兵谋反，结果兵败自杀，封国入汉。两年后，刘恒将刘肥剩余的七个儿子全部封王，昔日在诸侯国中首屈一指的齐国，至此一分为八（包括残存的齐国）。而刘恒唯一在世的兄弟淮南王刘长，也因“谋反”被逼死，淮南国则被分成三份，封给了他的儿子们。刘恒就这样用“软刀子杀人”的方式，摆平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汉初两股最大的政治势力至此慢慢消退。刘恒的“收权”行动，却无形中推动了一种变革——“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始于春秋战国，及至秦始皇兼并六国，分天下为36郡，才将这种制度第一次推向全国。中央集权不仅赋予了帝国元首至高无上的权力，更使帝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空前广大的疆域。但随着秦帝国的迅速覆亡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的诞生，“中央集权”的进程被打断了。通过“推戴”上位的汉高祖建立了一种皇室与功臣、诸侯王“共治”的政治模式。然而随着掌握实权的功臣集团与诸侯王的逐渐做大，他们对皇室的权威已构成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高祖铲除了异姓诸侯王；吕后则重用外戚，以牵制功臣与诸侯王，试图达成一种新的权力平衡。然而随着吕后的去世，平衡被打破，“共治”模式的不稳定性也迅速爆发出来，功臣和诸侯王为了自身利益联手政变，结果少帝遇弑，吕氏夷灭。血的教训让文帝认识到“集权”的重要性。所以他一面下令列侯回食邑就封，不动声色地夺了功臣的权；一面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肢解各大诸侯国。至景帝时，随着“七国之乱”的迅速平定，诸侯王再也无力掀起风浪。而功臣系此时也已凋零殆尽，“功二代”中的翘楚周亚夫被杀，更加速了功臣集团的衰亡。籍父祖时代对“集权”障碍的扫除，汉武帝放心大胆地开始了他的“大一统”。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各诸侯国逐渐瓦解殆尽；三年后，布衣儒士公孙弘拜相封侯，标志着效忠于皇帝的文官集团正式取代汉初功臣集团成为政府主宰。至此，汉高祖所建立的“共治”模式，彻底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