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为国内少见的关于高句丽平壤城刻石的拓片（图一），拓片见于仲威先生新作《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目前为止平壤城发现的类似刻石一共六件，统称为高句丽（高句丽亦作高句骊）平壤城刻石。仲威先生释文为：已酉年□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省小兄非须白头□□矣。对照拓片和其他几件高句丽平壤城刻石，这件拓片应为平壤城第二刻石拓片，完整铭文应为：己酉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苟小兄俳须百头作节矣。
其他五石铭文分别为，第一石铭文：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一里小兄相夫若侔利造作。第三石铭文：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下十二里内卩百头上位使尔丈作节矣。第四石铭文：丙戌十二月中汉城下后卩小兄文达节自此西北行涉之。第五石铭文：卦娄盖切小兄加群自此东回上里四尺治。第六石铭文：本城四十二年毕役。其中第一石、第三石和第六石原石已经亡佚，第二石残片现藏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第四石现藏于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第五石仍砌于平壤城墙中。拓片右侧和左侧分别有题跋和观款各一条，右侧为王瓘题跋，共计五列，最右一列，字体稍大，隶书题写：高句骊故城刻石。其余四列字体较小，为楷书题写，从右至左为：张君仰山得自三韩吴亦梅/转以赠余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王瓘补记藏之/箧中已三十年矣。以下有两方篆书印，分别为“王瓘之印”（白文）和“孝玉”（朱文）。左侧为魏戫楷书题写的观款一条，内容为：光绪丙午四月十五日日本速水一孔定海方若山阴魏戫观。下有篆书印一枚，为“魏戫长寿”（白文），观款右侧有篆书印一枚“仰山审定”（朱文）。以上四枚印章均为方形。拓片上右侧题跋虽短，但说明了拓本的来源及王瓘得到拓本的机缘和时间。王瓘（1847~？年）字孝玉或孝禹，清末民初金石学家、书画家。光绪时期以金石收藏、书法名动一时，官至江苏道员。由于曾为端方幕僚，所见所闻、结交人物颇广。张君仰山即张仰山，浙江人，因经营松竹斋南纸店而闻名京城，松竹斋即荣宝斋的前身，创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松竹斋的经营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官折官卷用纸；二是文房用具；三是代理订购书画作品。吴亦梅即吴庆锡（1831~1879年），祖籍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首府），生于汉城（今韩国首尔市），字元秬，初号镇斋、又号亦梅、天竹斋，朝鲜时代著名金石学家，译官，思想家，著有《三韩金石录》《三韩访碑录》《天竹斋札录》等。根据王瓘的题跋，拓片最初是由张仰山从吴庆锡处得到，后来由张仰山转赠给王瓘，王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补记时，这张拓片已经在书箧中收藏30年，以此推测王瓘可能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从张仰山处得到这张拓片，时年王瓘26岁。左侧观款由魏戫题写，时间为光绪丙午，即1906年，应是魏戫等人观看王瓘藏平壤城刻石拓片时题写，人物包括日本的速水一孔、定海的方若以及山阴的魏戫。其中速水一孔（？~1941年），日本外务省人员，曾求学于日本明治时代著名诗人北条鸥所，1897年在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任职，以后相继任日本驻辽阳、奉天、间岛领事馆的副领事或代领事，1917年任日本驻辽阳领事馆领事。1926年出版了《支那の硯に就て》。魏戫（1860~1927年），初名龙常，字纫芝，又字铁珊，亦作铁三，因善书《龙藏寺碑》，号龙藏居士，晚号匏公。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士，候补知府。生于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工书法，尤擅魏碑，又因魏氏尚武，人称“精武书家”。方若（1869~1955年），本名城，字楚卿，小名偈宝，又字药雨，号劬园，晚号古币富翁。浙江定海人，好收藏古泉、碑拓，尤以古泉为最，曾与杭州古泉藏家张叔驯，重庆古泉藏家罗伯昭鼎峙而立，时称北方，南张，西蜀罗，著有《校碑随笔》等。方氏早年曾因抨击慈禧弊政，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遭通缉而出走日本，天津沦陷时期曾出任伪职。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金石拓片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研习古物、陶冶情趣的一个特殊载体，在传承古代文明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收藏金石拓片也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风雅，相互观摩、馈赠各自收藏的金石拓片、题跋稽考成为这一活动的重要环节。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上的两则题记，一为王瓘自己观摩时题写的关于拓片流传过程、得到机缘和时间的题跋，二是同好魏戫、方若等观摩时题写的观款。平壤城刻石自发现以来，就成为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学者关注的对象，关于平壤城刻石发现过程、传承及初步研究，吴庆锡《三韩金石录》、刘喜海《海东金石苑》等均有记载。吴庆锡本人曾经收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吴庆锡之子吴世昌在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墨拓本和双钩本的题跋对于上述过程记述的比较详细。鉴于这两种题跋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抄录如下。
高句丽故城刻字（墨拓本）题跋（图二）：平壤志曰纯庙己丑大涨九层城溃决出二志石/一石有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苟小兄/徘须百头腓节矣二十七字一石有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尔伐节/矣二十七字此石出于乙丑为神异云金秋史正/喜尝以拓本寄中国刘燕庭喜海曰小兄二字/为句骊古迹无疑己丑当为长寿王时燕庭乃/载之于海东金石苑此其第一石也越二十六年乙卯/先府君获之详加审定以藏之暇或拓以赠人顷/岁不肖潦倒政海抛家远遁者屡矣家人不戒/误落斯石故第二行之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日字/但存半形可胜惜哉朝鲜金石总览官辑之/时赠以拓本矣其书成乃载其年代曰平原王十一/年云云未知何所据也先府君所著三韩金石/录首载此刻其略曰盖句丽之都平壤自东川/王始其后或居或徙其修筑城堞之见于史者/东川王以汉延熹十年丁卯筑平壤城始都焉故/国原王以晋咸和九年甲午增筑平壤城皆与己丑/无涉则此刻当在长寿王时特逸于史耳己丑/即长寿王三十六年当中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也其字画因石之势随意横斜/每到下段字渐大而起笔出波间具隶法于此亦/足以见六朝变隶之笔矣平壤志以俳为徘以/作为腓为伐皆误九层城未知何处也/长寿王己丑后一千四百七十五年之阏逢困敦/苇沧居士识。这件拓片及题跋上有印章五枚，其中椭圆形“长寿石轩”印（白文）位于拓片右下方，长方形“青城旧物”印（朱文）位于拓片的铭文裂缝间，苹果形“蝉橘”印（朱文）位于题跋右侧中间，方形“吴世昌所藏”印（白文）和方形“吴世昌手拓金石”印（朱文）位于题跋左侧。而双钩本题跋上没有钤印。高句丽故城刻字（双钩本）题跋：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向东十二里/物苟小兄俳须百头作节矣/右廿七字石刻出于纯祖廿九年/九叠城涨决处事载平壤志/先君子曾访得此石于箕城乌滩/江漄按其辞而稽之盖长寿王/三十六年筑城时所刻也其字/画因石之势随意横斜/每至下段字渐大而起笔出/波间具隶法古意有余其同/出一石亦有文曰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尔作节矣廿七字此石出于/纯祖廿九年己丑为神异云/粲花室根据吴世昌的两则题跋可知，1828年（戊子年，朝鲜纯祖29年）由于江水大涨，九叠城（即平壤外城）城墙塌毁，发现两块“己丑”铭刻字城石（实际上根据拓片和相关记载，吴世昌题跋中所说第一石的“己丑”应为“己酉”），这件事在当时被视为“神异”。26年后的乙卯年（1855年）吴庆锡在平壤城访的其中一石（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并将其收藏，闲暇之余详加考证并制作拓片送给同好。吴庆锡首先将其著录在《三韩金石录》中并考证己丑年为长寿王三十六年。不久吴家因家庭变故保存不善，第二行的“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期间吴庆锡好友金正喜曾经制作拓片赠送给清朝金石学家刘喜海，刘喜海将之著录在《海东金石苑》中。金正喜认为刻石有“小兄”二字应为高句丽遗物，铭文中“己丑”年为长寿王时期。后来《朝鲜金石总览》编辑时吴世昌曾经赠送拓片，书中认为刻石年代为高句丽平原王十一年（569年）。平壤城第二刻石后为吴庆锡之子吴世昌收藏，1965年10月25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以10万元（韩币）购得，博物馆编号为2475号，被指定为韩国宝物642号。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卷一收录两件（即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和第二石），在这件拓片后，金正喜题跋：此刻出于丙戌，今六十四年，不可复觅。此己丑，当为长寿王后一千三百八十一年，金正喜书。此处丙戌年当为1766年，今六十四年即1829年，说明最晚在1829年这件刻石已经亡佚。目前关于第一石的发现地点还没有准确的说法，因此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平壤城刻石第三石，应是与第二石一起发现的，地点应为平壤外城乌滩下，吴庆锡《三韩金石录》引《平壤志》：纯庙己丑，大涨，九叠城溃决，而出二志石。一石有己丑三月廿一日自此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尔伐节二十七字。发现时间应与第二石相同，即1829年。平壤城刻石第四石（图三），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较早撰文介绍此石，即1913年在改修平壤牡丹台下道路时在城墙中发现，《朝鲜金石总览》记为：大正二年平壤府镜齐里大同江边城墙中发现，即今平壤内城东壁的玉流桥附近。这件刻石目前收藏在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保存完好。
平壤城刻石第五石（图四），根据朝鲜学者崔羲林介绍，此石1964年发现于平壤市中区南门洞的静海门南侧150米处（平壤内城南城墙），后来取出，1978年又砌入原来位置。目前仍在城墙中，保存完好，位于今朝鲜平壤人民大学习堂的后面。平壤城刻石第六石，朝鲜时代学者尹游在1830年编写的《平壤续志》卷一《城池》“北城”条中记述：1714年监司闵镇远在修筑北城时在旧城中发现了这件刻石，即旧城底有石刻，曰本城四十二年毕役。目前此石已经亡佚。高句丽平壤城位于今朝鲜平壤市区锦绣山南侧，是高句丽迁都平壤（427年）以后营建的平地型都城遗址，但是具体年代学者之间仍有一定差异。城址依大同江和普通江而建，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周长约23千米，大体可以分为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四部分（图五）。城墙主要采用石筑和土石混筑，土石混筑城墙下发现基槽，目前共发16座城门，其中外城与中城、中城与内城之间的共用城墙上各有两座城门。大型建筑遗址多集中在内城的万寿台一带，1935年曾发现东北—西南走向长36、宽4米的大型建筑址和门址，经考证认为是守护宫城北面的兵营址。
王瓘收藏的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来自朝鲜时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庆锡，吴庆锡不但与二弟吴庆润、三弟吴庆林、四弟吴庆然皆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而且海州吴氏为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翻译世家，加上吴庆锡的儿子吴世昌，海州吴氏九代先后十余人为翻译官。吴庆锡曾以译官身份13次往来于北京与汉城之间，官至知中枢府事、崇政大夫（从一品）、崇禄大夫（从一品）等。正是因为其独特的译官身份，促使吴氏对于当时的东亚局势非常关注，曾在中国购入当时的维新书籍，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带回朝鲜，促进了朝鲜近代史上的开化。因此吴氏也被视为开化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与刘鸿基（刘大致）、朴珪寿一起被称为朝鲜近代开化思想的鼻祖。吴氏癖好金石、醉心书画，加之当时中国部分金石学家开始搜集朝鲜半岛碑刻拓片等因素，吴氏与张之洞、吴大澂、王懿荣、潘祖荫等数十人交往密切，是故吴氏所做《墨梅图》后有刘存仁、张之洞、许赓州、周寿昌、顾肇熙、吴大澂（图六）等人题跋。
清代王昶所编《金石萃编》是较早收集国外金石文字的著作，当时只有朝鲜半岛的《大唐平百济》一碑。随着清末中国与朝鲜金石学界的交往，出现了一大批热衷于此的两国学者，如朝鲜的金正喜、赵寅永、金山泉、李尚迪等，中国方面则以刘喜海、翁方纲父子等为代表，其中刘喜海编写的《海东金石苑》、翁氏父子的《海东金石零记》等成为这一交往的结晶。金正喜（1786～1856年），字元春，号秋史、阮堂、礼堂，朝鲜金石学家、书法家、诗人。生于忠清南道礼山郡一个贵族家庭。1809年随其任冬至副使的父亲金敬鲁到北京，与清朝著名学者翁方纲、阮元等多有交往。官至成均馆大司成、兵曹参判等职。他在金石学、书法、汉诗等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书法苍劲有力，被称为“秋史体”。著有金石学著作《礼堂金石过眼录》等。刘喜海（1879～1852年），字吉甫，号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别号三巴子，室名嘉荫簃、味经书屋、十七树梅花山馆、来凤堂等，山东诸城（今山东省高密市）人，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刘氏一族为山东望族，其中刘墉为其祖上，刘氏秉承家学，醉迷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三巴金石苑》等。朝鲜学者李尚迪为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做序诗，盛赞刘氏，而刘喜海也深知此书的完成与朝鲜学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感言：爰有云石赵君，竹林继美；山泉金子，棠棣齐名。学富缥缃，谊敦缟纻，雅慕中华之教，欲观上国之光。鸭水春寒，凤城晓霁。邮程揽胜，历尽万二千峰；石墨凝香，携来百三十卷。相逢倾盖，文字结于奇缘；持赠探囊，金石投夫雅契。其中云石赵君即赵寅永（1782～1850年），名寅永，字义卿，号云石，祖籍丰壤（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丰壤赵氏政治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官至领议政（正一品），谥号“文肃”，有《云石遗稿》等传世。1815年，赵寅永随其堂兄冬至副使赵钟永出使中国，次年春赵氏与北京琉璃厂结识刘喜海，在刘氏编写《海东金石苑》的过程，赵云石曾将古碑拓本数十种赠给刘喜海、并将九十七通朝鲜碑刻的目录抄送给刘喜海。刘氏也曾感叹：云石，博雅士也，赠余墨本甚夥……非云石，何能使余搜罗如是之广也！竹林继美即赵秉龟（1801～1845年），字景宝，号游荷，赵寅永的侄子，丰壤赵氏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吏曹判书，谥号“文肃”，好金石，与刘喜海交往密切。山泉金子，即金山泉，因刘喜海的邀请，曾搜集朝鲜金石拓片及朝鲜古书目录等寄给刘喜海。棠棣齐名即金正喜，为金山泉胞兄，全力支持刘喜海的金石搜集工作，曾将新罗真兴王巡守碑拓片和平壤城刻石的第二石拓片等寄赠刘喜海，其中寄赠平壤城刻石第二石拓片的事情，吴世昌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的墨拓跋文中曾有提及。而《海东金石苑》中收录年代最早的碑刻就是“高句丽故城石刻”。本文所提及的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国和朝鲜金石学术界交流的一个侧面，王瓘除了收藏了这张来自吴庆锡的平壤城刻石拓片外，还藏有一件《新罗真兴王定界残碑》的拓片（笔者将另外讨论）。通过相互交流，中国学者获得了一批朝鲜半岛早期的石刻资料，尤其是统一新罗时代的碑刻资料，对于研究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朝鲜学者不但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金石拓片，而且得到维新著作如《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传统经典如《皇清经解》等，对于他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促进朝鲜社会的开化和进步提供了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文交流及朝鲜半岛社会的进步。
(作者：王飞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2019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