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龙川胡：一文一武两尚书，其中一位被称为“皖南包拯”
龙川胡氏宗祠
在安徽省绩溪县瀛洲龙川古村，有一座称为“奕世尚书坊”的牌坊，纪念的是“龙川胡”家族明朝胡富和胡宗宪两位尚书。
奕世尚书坊
“奕世尚书坊”是四柱三门五楼单体仿木结构，高10米，宽9米，用花岗石和茶园石搭配凿制而成。虽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但至今保存完好。龙川胡第48代传人胡锦霞告诉记者：'奕世载德'出自《国语·周语》，是高尚品德代代相传的意思。
2009然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经踏着青石板路来到龙川古村，探访奕世尚书坊及其主人的故事。
“皖南包拯”胡富
1444年，胡富出生于书香门第。他7岁能作诗，13岁中秀才，是绩溪当地有名的神童。27岁时，胡富考中举人。胡富真正进入仕途，是在他34岁中进士之后，明宪宗亲授他南京大理寺评事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主要官员)。人仕后，胡富政绩显著。明弘治年间，他出任福建佥事(司法官员)时，仅福宁一地的囚犯就有200余人。胡富到任后，迅速清理积案，平反冤狱。他审案清正，断案明决，深得民心。当地百姓十分感激胡富，编出民谣称赞他：“天高地厚胡恩公，千年再世一包拯”。
胡富像
由于治理福建出色，胡富很快升任广东副使。然而，等待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广州四会等地的瑶民时常骚扰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使得这里的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虽然身为文官，但胡富亲自督军作战，力平瑶人叛乱，剿擒500余人。胡富意识到，光靠武力解决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使地方安宁，他率领民众在泷水沿岸开垦荒田3000余顷，招揽瑶族、僮族(后改称壮族)人耕种。这里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此后，胡富又出任湖广按察司廉使和陕西左右布政使。明正德元年(1506年)，胡富升任顺天府尹(北京地区的最高长官)。据史料记载，胡富在离开陕西时，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政绩，“老幼塞街挽留，马不能前，自辰(时)至未(时)，方行出城，有送至半途者，有送至临潼者，大哭而回”。
胡富为官清正廉明，遇事果敢，不畏权势。他在升任南京大理寺卿后，因执意揭发宦官刘瑾而得罪其人。后在任户部右侍郎时，胡富被刘瑾以“勘事迟缓”为由参到朝廷，不得已辞官。不久，刘瑾专权欺君之事暴露，胡富不但官复原职，还于正德七年升任户部尚书。
胡富任户部尚书三年，国家粮仓囤积即够六年之用。他还根据多年经验，上疏陈述朝廷弊政十余条，却被权贵阻挡。胡富不禁心灰意冷，感慨自责“居大位而不能举职，是误国也”。于是，他七次奏请辞官，皇帝才准其告老还乡。
胡富回到家乡龙川后，积极筹办一件事：在村边大河上架一座桥，把龙川和对岸的浒里村连起来，结束百姓隔河相望的历史。然而，胡富辞官后，一些权贵们仍不肯罢休，上奏诬告他携24担金玉还乡。皇帝于是派御史暗访龙川，结果发现胡富布衣草履，正带领村人辛苦架桥。
胡富的家里，也是一贫如洗，所说的“二十四担金玉”，其实是24担书籍。皇上听说此事，深为胡富的清廉所感动，于是降旨立牌坊表彰，并命地方官拨款，为龙川造一座铁锁木板桥。当地百姓把这座桥称为“官桥”。经历数百年，“官桥”几经水毁，几度修葺，如今仍在使用。
抗倭名将胡宗宪
胡宗宪是胡富的本家曾孙，到1522年胡富终老时，胡宗宪已是一个1O岁的读书郎。嘉靖十七年，27岁的胡宗宪金榜题名，一举考中进士，两年后出任山东益都知县。
他治蝗灾，平盗贼，治宗室，平冤狱政绩显著屡获朝廷嘉奖。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在浙江期间，胡宗宪最辉煌的业绩是抗倭。在抗倭行动中，部将戚继光向胡宗宪建议创立兵营，使得他对这位刚来的下属非常赏识。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很快被提升为参将，镇守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
胡宗宪像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又深入徽州、南京等地，沿途烧杀淫掠，许多地方遭受洗劫。外辱当头，胡宗宪先后八次上书嘉靖皇帝，要求给他三年时间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抗倭军队。奏章得到恩准后，他立即派参将戚继光招募兵士，严格训练。
胡宗宪还经常和戚继光一起探讨孙子兵法等带兵打仗之术。其间，戚继光几次被当地官员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告发”，几乎被免职。但胡宗宪不惜自己承担责任，得以使戚继光“戴罪办贼”。戚继光果然没有辜负胡宗宪对他的期望。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训练出了一支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作风顽强的抗倭“戚家军”。当时，以徐海、王直为首的倭寇猖獗一时，甚至在海上“南面称孤”。
胡宗宪一面命令部将戚继光和俞大猷痛击倭寇，一面派人到日本方面做“离间”工作。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徐海等人再次率数万倭寇大举进犯内陆。
胡宗宪巧施离间计，使倭寇自相残杀。而他及时抓住战机，亲率大军征讨，大败倭寇，迫使徐海提出议降。结果，徐海出尔反尔，投降后不久又“反水”。胡宗宪迅速命令大军剿灭。
其时，倭寇早被“戚家军”吓破了胆，一时难以振作。不到十天，徐海及其部下1600余名倭寇悉被胡宗宪大军歼灭。至此，浙江沿海倭患全被平息。
历史学家在评价明朝抗倭之事时曾说：“戚家军在抗倭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客观地说，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继光。”由此，胡宗宪在抗倭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此外，胡宗宪还有一大贡献不能不提。他当年负责编撰的《筹海图编》，详细记载了中国军民在钓鱼岛抵御倭寇的布防情况，从而证明早在500年前，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
嘉靖三十九年，胡宗宪以平海盗之功，加太子太保，晋升兵部尚书。两年后，因“严嵩同党”案而入狱。三年后病死狱中。直至隆庆六年(1572年)胡宗宪案得以昭雪。
先辈功德垂范后人
胡富和胡宗宪“一文一武两尚书”，不仅对当世功德无量，也为后世龙川族人争光无限，并成为他们的榜样。此后，朝廷和绩溪当地族人，为他俩立坊多达13座，其中龙川就有7座。然而，这些铭刻人们怀念之情的建筑艺术品，时至今日仅留下奕世尚书坊一处。
奕世尚书坊展示给人们的，除了那超凡脱俗的建筑雕刻艺术之外，更多的还有龙川胡氏的精神和文化传承。龙川胡氏族人，都有读书的习惯，非常尊师重教。胡富曾出资将曾祖父兴建的龙峰书院进行重修，以供胡氏子孙就读。
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会长黄来生对胡氏家族文化和家族教育颇有研究。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胡宗宪幼年时，家人就常拿胡富作为榜样鼓励他。
胡宗宪自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母也不惜出重金聘名师教授。在龙川胡宗宪尚书府里，正厅前抱柱挂着一副“道德传家富贵依然久，诗画济世子孙更永贤”的对联，意在教导子孙读书做官，恪守儒家道德。
胡富和胡宗宪都有浓厚的家族观念。胡富在世时，见胡氏族谱历代“相映接踵修葺，而其谱犹未详也，就慨然起统宗之思”，着力推动龙川胡氏宗谱的编修。
胡宗宪则捐资倡导重修了胡氏宗祠。两人去世后，都葬在了家乡，墓地都在与龙川一河之隔的对面山坡。黄来生告诉记者，胡富和胡宗宪的墓地选择是有讲究的，他们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直面着自己的子孙，关爱着自己的晚辈。
相隔近500年，今天的龙川人依然以读书为重，古老的龙川村至今还向世人讲述着一文一武两尚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