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老子说绝学，唐玄宗则说成绝俗学。老子是彻底的，唐玄宗则是折衷的。绝学，极端地推理，则连老子之学也要绝。绝俗学，则只绝世俗间有为的学问，而不绝无为的学问，如老子之学。唐玄宗绝俗学的理由是，俗学使人多忧，绝之则可以无忧。问题不在学不学，而在以何种心态去学。同样的学问，不同的心态或动机，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效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绝学或绝俗学。又说什么越分之学或过分之学，并提出了分内之学。这可是绝妙的分类法。俗人各有自己的本分所在，所以每个人只能按自己的本分去生活，若有越分之心，则所学为过分之学。你以过分之心从事越分之学，就对别人产生了危害。各个自守本分，天下就太平了，皇帝老儿也就高枕无忧了。
老子的道不就是一种理吗?读老子的书，学老子的道，穷老子的理，不正是宋徽宗正在干的事吗?怎么突然反对起来了呢?宋徽宗说，学以致道，见道而绝学，还是首先要学的吗!你说你见道了，就让大家都要绝学了。可大家还没有学以见道呢!且见道不见道，谁能说个清楚?所以绝不绝学，也就没有一定了。皇帝见了道，天下人都要绝学，这就是宋徽宗的结论。
明太祖注：罄世务以充吾腹，所以绝学无忧。妙哉！尝闻孔子无常师，盖世人之学，未尝能备其世事者。志士不过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间之诸善，世之贤愚者，虽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备习，惟太上者独能取诸人之善为己之善，故为非常道非常名。经云太上，非道家之虚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与齐肩是也。又孔子无常师，以其博学也，博之既尽，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绝学无忧是也。世人愚而不学，故设唯阿之词以戒之。相去几何，言此二字即是应声而已，于此应声之间，不能分别是非，致人言恶，岂学者之所为。其善之与恶，为文不过表前文之深意。
所谓的圣智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学习再经过思考而得来的。所以要绝圣弃智，归根结底，还要绝学。明太祖理解老子所说的绝学，是象孔子那样的绝学，即在博学和不惑之后的绝学。这是有条件的绝学，是圣人的绝学。这比笼统地讲绝学，要实在一些。但明太祖也没有说世人或常人要绝学，他只是说世人所学不能如太上的圣人那样完备，故对世事也就不能达到圣人那种朗然的境界。不能朗然看透世事，所以免不了有忧。能够朗然看透，也就不再需要学习，当然也就能够无忧了。说世人愚而不学，则知学可去愚。可见明太祖并不反对学习。说不能分别是非，则知明太祖不反对分辨是非。这都是与众不同的解释。
一般人理解老子的绝学，都是说根本就不要学。清世祖则认为绝学是在学到相当程度之后，因无所学而不再学。这与明太祖说孔子式的太上之学是一回事。因此，明清二皇帝的理解，就与唐宋二皇帝的有明显不同，这种理解，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无所学之后而绝学。而唐宋二皇帝的理解，则是针对一般说的，即要人们从一开始就不要学，对一切智慧技巧仁义之事，都不要学，什么都不知道，以此来保持无知而无忧的状态。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俗学增长是非，这是自求保身者的观点。增长来源于分辨，先对是非有所分辨，所以才不断增长关于是非的知识。对事物的是非分辨得越多，越得罪人，得罪人越多，自身越不安全，这是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式明哲保身思想的来源。为了不惹是非，干脆连分辨是非的学问也不敢掌握了，这倒是十分彻底的，但不同时就变成了一无所知的愚人了吗？难道这就是唐玄宗所要努力保持的正性吗？如此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前途尚多”可言呢？
明太祖注：老子所以非常人者，为此。且世人间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犹不甚荒乱。至其极也，乃甚荒，其荒无解也。所以老子闻有此，而事未极先荒极，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庐云：央犹尽也。
按宋徽宗的观点，圣人有忧而道无忧，因为圣人毕竟还是人，而道则不是，它无心故无忧。与民同患，这应该是帝王的事，这就是涉事，涉事者有畏，当然也就有忧。有忧患而有畏惧之心，这是减少患难的方法。君子的自我修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人不能完全脱离人世间，所以不能不有所畏惧，这又是以免荒乱的方法。历史上因为皇帝的荒乱而亡国灭身的例子实在太多，所以明太祖才说要以知有畏的方法来达到不甚荒乱的目的。不甚荒乱，就是要保持权力不致亡失。一点不荒乱，看来也是不实际的，但要有一定的限度。这说是明太祖的结论。清世祖所理解的圣人，并非完全不受人类规律限制的人，所以他还要有所畏，而不敢肆意妄为，做为帝王，这也是比较清醒的一位。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
无心的状态，是至人才能达到的，俗人不敢妄想。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由此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不能都成为至人，否则的话，就没有人从事俗人的工作，也就不能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这个角度看道家的思想，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不可能成为民众的价值观。但人们可以从中吸取一点有益的东西，那就是不要对世间的功利过分看重，养成一定的无心意识，淡化内心的情欲及物欲。这种心态，对事业反而有好处。中国古人有句话名言，叫做：“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对某种东西爱得越深，则必然要为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你的宝藏越多，到头来所失去的就越多。这都是由于物欲或爱欲太过引起的后果。在一定时候，它会给你带来快乐，但终究会变成一种更强烈的痛苦。若一开始就以平淡之心处之，则没有这种可悲的后果。
人总是要追求快乐的，道家所反对的只是耽乐而已。享太牢，春登台，都是人们寻乐的方式，这不是天天所可享受的，所以不是耽乐。若天天如此，就是耽乐。普通的人不可能天天如此，只有皇帝有这个条件，所以老子的话，实际是对皇帝的警告。要人象婴儿一样，只是说一种心境，并非真的就是婴儿。婴儿一无所知，他的自然状态就是如此。成人之后追求婴儿的心理状态，他是追求前提下的婴儿心态，因此就不是真正的自然状态。尤其是要时乘六龙而有所行动，又不是静止的无为，仍是一种活动的外务。这都不是婴儿状态。
明太祖注：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为此，及其习道也如是。至于他人奢华者，老子却乃不知是为何，盖谓学道与物乐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无形之理，善用无乏焉，故盈之而弗厌。其游赏宴乐，乃用物而骄盈也。既盈而有亏，以荡志而用物过也。是以老子怀素而守常，非如婴儿之无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为乐，盖持道而不妄为，以守天经地式也。乘乘兮若无所归，云如乘舟之貌，非无所归，言乐自然耳。
追求物质上的快乐，本来不是人类的罪过，而是人类的正当要求。但只知追求物质上的快乐，不顾其他，就成了罪过。所谓奢华骄盈荡志，都是这个意思。老子要人反归自然，如婴儿一样，就是对这种过分的追求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不能误解老子的出发点，更不能把老子思想极端化。否则就会完全脱离人类的正常生活，而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从古至今，都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物乐是一种乐，乐自然又是一种乐，明太祖欣赏的是后一种。因为他在物乐方面有足够的条件，而一般民众则未必然。
世味，就是物质上的享乐与各种嗜好，对此不能溺陷其中。这是清世祖的观点。做为帝王，耽溺各种享乐与嗜好，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清世祖通过读老子的书，认识到溺于所好的危险，所以他赞成老子所说的回归婴儿。婴儿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安静，他也有各种的需求与活动，婴儿的心中也有种种的爱好及相应的情绪。只不过这一切与成人的心理状况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成人在物欲的诱导下，往往迷失人的善良本性，而无恶不作，最终导致自身的灾祸。从皇帝的角度看，这就是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可以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一下子落到毫无自由毫无人身保障的地步，这并非罕见。所以有的皇帝甚至羡慕平民百姓的平安稳定。皇帝能有追求安守淡泊的心理，也不足为怪。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
尘务，就是世间事务，皇帝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却不关心尘务，而追求道家的无著与遗忘，在现在看来，就是渎职。如果你是一个平民，可以遗忘世事，心无爱染。而做为一个皇帝，也来追求这一套，就与其身份不符。因为他的责任是管理天下，而非追求个人的清静。所谓俗学也是如此，管理天下而不问俗学，怎能了解世间事务？以怎能处理好这些尘事？道家之学，自称与俗学不同，但仍是一种学问，你对它太热衷了，也不能遗忘它，仍要执著它，这不同样会使之变成俗学？因为你是用俗学的方式来对待它的。如此看来，问题并不在所学的东西是俗学还是道学，而在于你用什么心情来学它。
老子有句名言，曰：“大智若愚。”真正的智慧从不表现于外，它是人心对事物的洞彻，洞彻之后，根本不想表现出来希求人们的评判。所以大智从来都是以外愚的形象存在的。俗话说：“满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就是这个意思。
明太祖注：言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言众皆乐，独不过其中似乎有失于欢，若无物之状，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岂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浊之状，以其忘机也。明太祖所看到的老子《道德经》，与唐玄宗的不同，唐玄宗的本子是作“纯纯兮”，而明太祖的本子是作“沌沌兮”。文字不同，解释也就不一样了。明太祖理解老子的思想，并不认为老子是要人愚昧无知，而是要人忘机。忘机就是不计较世间事务中的各种机巧，不计较事物的得失，以此来求得心灵的洒脱与平静。
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稍有所知就矜持起来，自傲起来，这是最大的愚蠢。圣人无所不知，这也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对人生的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一点，因此而能不为小事斤斤计较。在平常人看来，这种不计较小事的人，就似乎是愚蠢。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理解更为宽广的胸怀。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晦，寂兮似无所止。
知识与智慧相关，但不相同。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也不一定有知识。所以有的人读书很多，知识也掌握了不少，却是一个书呆子。有的人并没有读多少书，却有过人的智慧。智慧与智慧又有所不同，其差别表现在智慧的境界高度上。处于不同境界高度，其智慧的深度与广度大不一样。所以有俗人的智慧，有圣人的智慧。用俗人的智慧，不能理解圣人的智慧，反而会认为那不是智慧。这两种智慧的外在表现，也因其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有大智若愚的说法。既然说到了大智，小智也就可想而知了。
俗人学于俗学，只就具体事物与得失而计较，故虽于小事上明白聪察，但在大事上则糊涂。相反于小事上不太计较的人，则在大事上不糊涂。所谓大事不糊涂，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事物，而有较宽广的胸怀，较远大的眼光。这就是遗物离人。能够如此，其原因在于它合乎道。以道的渊静而洞察事物的本质，以道的变动不居适应事物的变化无穷，所以能有大智慧。
明太祖注：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为，昏昏闷闷，乃守道之如是。岂昏昏而闷闷？云漂兮其若海，寂兮若无所止，此非海非寂，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
问题在所关心的重点是什么。一般人所关心的事情，无非是具体的利益，而求道的人所关心的则是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充实。具体的利益，只是暂时的，而生命的充实才是长久的。道家为人生的内容，提供了一种选择，儒家也是一种选择。如何抉择，由各人自己决定。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唐玄宗、宋徽宗作“而贵求食于母”，明太祖、清世祖作“而贵食母”。
要学习，就不能休息，所以人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道家不这样看。他们对一切都不耽著，不看重知识，而看重个人身心的清静无祸。所以对俗世之学，根本不屑一顾。更产生出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说法，只要明白了那个道理，则说明道理的语言文字也都成了多余之物。道家标榜与世人的不同，提倡个人的价值，这都是他们独特的思想。佛教也讲脱离俗世，但也讲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这是道与佛的不同。求食于母，是把道做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母。只求明白道，而不求世俗的利益。道是无限而无形的，又不是物质的，任何人求他都是无尽止的，永远没有不足够的问题，是纯精神的追求，所以也就没有争夺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求道而可以少私寡欲的原因。
明太祖注：有以云人皆如是。顽似鄙，俗痴薄也。非示此笃衷如是。食，养也，哺也。此二字无他，修道之坚也。
有用之用是一种用，无用之用也是一种用，众人只知有用之用，老子与庄子则揭示了无用之用。但老与庄的无用之用，又是不同的。老子的无用之用，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的无用之用，则是以无所用处为其用处。宋徽宗所说的无用之用，就是庄子的无用之用，而不是老子的无用之用。庄子的无用之用，目的在于保存自身肉体与生命，老子的无用之用，目的在于认识虚无的价值。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在发展中产生了变化。同样是说道，人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老子的道，什么是庄子的道，什么又是后代解释者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