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名篇赏析：《崩霆琴》李元洛

李元洛，（1937.3.27- ），诗歌评论家。湖南长沙人。生于河南洛阳

梧桐叶落的深秋时节，我在谭嗣同的浏阳。虽然迟到了许多岁月，但我终于前来这里补上中国近代史最悲壮的一课，追寻那至今仍回荡于天地之间的崩霆琴的绝响。

浏阳位于湖南省东部。翻开发黄的史册检索，古代九州时属于荆州，战国属楚国，三国东吴时置浏阳县。“绝顶终朝到，群峰一望收”，连云、大围、九岭三大群山磅礴县境，也绵亘在历代不少诗人的词章之中;小溪河与大溪河在双江口约会而为浏阳河，“自惊衰谢力，不道栋梁材”，它流淌在暮年杜甫壮心不已的《双枫浦》一诗里。无论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浏阳都应当是地灵人杰，何况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当亡国灭种之秋，风雨飘摇之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浪潮也拍打着湖南这僻远的山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在黑暗与光明争斗的历史地平线上，浏阳的千山万岭向中国近代史推荐了谭嗣同——资产阶级激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不屈的爱国主义者，让他成为名标青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在1898年9月28日于北京菜市口完成他悲壮的绝唱，就绝非偶然的了。

昔人有“剑胆琴心”之语。清代主张变法的先驱龚自珍，有“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湘月》词，有“美人沉沉，山川满心”的《琴歌》。文武兼备的谭嗣同呢?他最钟爱的随身之物，一是在北京生死异路时赠给好友大刀王五的“凤矩剑”，一是跟他匆匆半生的“崩霆琴”。1881年谭嗣同十六岁，这年夏天一个雷雨交加的清晨，县城北正街谭家“大夫第”宅院里，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暴劈倒一株，谭嗣同利用残干先后制成两具七弦琴，一名“雷残”，一名“崩霆”，并分别作琴铭云：“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崩霆琴”如影随形，十几年来和谭嗣同一起浪迹扬声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只是在1898年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诏去京参与“维新变法”时，才留在“大夫第”里。

我来浏阳时已是萧瑟的深秋，梧叶摇落秋声，也摇落袭人的一天寒意。我徘徊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曾留下谭嗣同无数足迹的大街小巷，只希望谭嗣同戎装一袭，在大街上迎面而来，好让我一瞻他佩剑的风采，或是于寻常巷陌与携琴的他不期而遇，好让我捧上几声惊喜交集的问候。但寻寻觅觅，大街上只有熙来攘往的人群，古旧的巷口只有夕阳斜照。我走到城北公园的门口，问守望在那里已经有数百年之久的枝柯摩空的两株樟树，它们回答说：“近百年前我们挥手送他跨马北上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回来。”

听说谭嗣同每次回乡，都要到北城口的文庙和友人与学子纵谈天下大事，并且鼓琴而歌，于是我和友人去那里寻访。文庙宽阔庄严，前面是甬道花坛，两侧长廊如带，中间和后面是两进殿宇。殿宇近几年虽然重修，但四周围护的石栏一仍其旧，那是谭嗣同当年在断鸿声里拍遍的栏杆吗?庭前移栽于嘉庆年间的松树依然挺立，那是谭嗣同当年曾经以心相许的青松吗?谭嗣同昔日语惊四座的高谈雄辩，早已随风而散，任你如何侧耳或倾耳，都已不复可闻。他在此抚奏的崩霆琴声呢?也早归沉寂。我举目四顾，那诉说如烟往事的，只有檐角在秋风夕照中叮当作响的风铃。

日之夕矣。我们从文庙出来，便赶紧去位于城西才常街的“谭嗣同祠”瞻仰。此祠建于民国初年，虽是谭家私产所建，却由出卖六君子而后来又窃据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所批准，历史也并非绝对公正，它如此阴阳易位，正反颠倒，真使人不禁感慨系之。

历经沧桑岁月，此祠曾沦为堆放杂物之所，现已修葺一新，面街的墙壁全白，门楣之上直书“谭嗣同祠”几个大字，令人肃然起敬。祠的一进厅堂高悬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横匾，下为康有为所书的挽联：“殷干酷刑，宋岳枉戮，巨本无恨，君亦何尤，当效正学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廷禁锢，晋代清流，振古如斯，于今为烈，好似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冠飞来。”康的自注是：“壮飞先生为戊戌政变第一完人，今则民国已及二年，追维往事，书以志感。”康有为称谭嗣同为“第一完人”，应该有他自己特殊的切身感受吧?当政变初起，慈禧太后即将大肆搜捕维新志士之时，康有为早已奉光绪皇帝之命先行出京远避，梁启超则由谭嗣同陪同去日本使馆避难，日本使员也要谭嗣同留下，谭嗣同却谈笑自若，慨当以慷：“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在康有为的挽联中间，是今人根据谭嗣同的照片绘制的大幅全身像，我在厅堂内谭嗣同那张照片前心仪久之。此照1896年摄于南京，谭嗣同时年三十二岁，外披白色长衫，内着黑色武士装，右手按剑，左手叉于腰间，两眉如戟，双目如电，那种倔强嶙峋如山岳的神态，可以傲对一般人见之胆颤心惊的死亡，而那一双灼然而烨然的眼睛呵，却早已穿透了十九世纪最后最黑暗的一页历史，而隐然眺望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在第二进祠的展览厅里，最令我怦然心动的是“崩霆琴”的照片，和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那虽是一张照片，却使我如睹现今存放在省博物馆中的故物。琴身漆黑发亮，泥金楷书的“崩霆”二字和铭文清晰可辨，它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却飒飒然似乎有八方风雨，铿铿然仿佛作金石之声。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如果钟子期是伯牙的知音，那么，比谭嗣同小两岁而同是浏阳人的志士唐才常，则是谭嗣同的同代知音了。当年谭嗣同出浏阳，经长沙，取道武汉北上，谭嗣同于唐才常武汉饯行的席上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自许亦以许友。不久变生不测，唐才常悲愤莫名，我以为他的挽联论感情之深与悲壮之气均在康有为联之上：“与我君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时隔两年，唐才常在武汉发动起义失败，为张之洞所执而死，与谭嗣同享年均不足三十四岁。唐才常在狱中题壁诗有“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临难时则高歌“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这是何等肝胆相照生死以之的友谊呵!在天色渐暗的谭嗣同祠，在庄严肃穆的祠的大厅里，秋风起兮，我听到了“崩霆琴”金铁交鸣的巨响和它悲壮的和声。

“大夫第”而今安在?我向几位路人相询，他们的回答都使我失望。这也难怪，谭嗣同祖辈家境贫寒，卜居浏阳县城梅花巷丹桂坊，他父亲谭继洵后来官居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北正街修建了“大夫第”，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而且浏阳城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机狂轰滥炸，全城几乎夷为焦土，大夫第能岿然幸存，如同火浴的凤凰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无怪乎好些人都茫然而无所知了。但是，它毕竟是谭嗣同的居息之所，他五次回乡都住在那里，最后的慷慨赴京也从那里出发，我能一亲他的手泽遗踪，我能去重听昔日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和崩霆琴声吗?入夜之后，使我大喜过望的是，当地文化部门一位谭姓老人居然告诉我，故宅犹存，地在不远。于是，我和青年散文家王开林尾随其后，在秋雨潇潇中快步前行，心中孵着要揭开一个巨大谜底的喜悦和神秘。来到一家理发店门口。老人带我们穿堂而入，指着店堂后面几根粗可合围的梁柱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大夫第了!”前路不通，四周墨黑，划燃火柴睁目而视，只见隔邻高墙矗立，飞檐隐然，开林说：“大夫第的主建筑肯定在那一边。”我但愿如此，然而夜深地不熟，我们只得匆匆拥抱那历尽沧桑油漆剥落的梁柱，像拥抱那我们不敢仰视的先贤，像拥抱那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

次日天明，我和开林心有不甘，相约再访。我们走进理发店隔壁一家陋简的民居，一位老者正在进餐，得知来意，便殷勤地带我们走到他房间的后门，往里一指，说：“大夫第就在里面!”这是一栋三进一厅的至今格局完整的砖木结构建筑，历经雨雪风霜，衰老却未颓败，但因为年深月久，加之烟熏火燎，梁柱和门窗已呈炭黑之色，特别是如今竟住了十户人家，拥挤不堪，天井里有人埋头洗衣，厅堂里有人升火煮饭。对我们这些陌生的来访者视如不见，似已司空见惯。想到一代英杰的居息之所沦落市尘，想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远不能和谭嗣同相提并论，但他的旧居却为江苏以巨资修复一新，并对外开放以供参观，想到不少城市里宾馆林立宴会上水陆杂陈有的人挥公款如挥泥土，心中不禁涌起一种莫名的不平与悲凉!

大夫第，大夫第，我虽然有缘登堂却不能入室，只能逐窗窥望，不知哪一间是谭嗣同和他的夫人李闰的居室?相传1898年谭嗣同赴京前夜，因为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李闰和谭嗣同灯前夜话，对弹“雷残琴”和“崩霆琴”依依惜别。谭嗣同在北京给李闰的信，有“夫人如见，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之语，而李闰在惊闻噩耗之后写的《悼亡》诗，却也口碑至于今曰：“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李闰含辛茹苦，后来曾创办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热心社会福利事业，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安葬在谭嗣同墓地之侧的山岗上，真可谓知音与知己。近百年过去了，故宅我新来，他们伉俪间最后的对话有谁知道呢?能够回忆起的大约只有当时侧耳倾听而今仍在的窗棂。那时而掩抑低回时而鹰扬奋发的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琴声呢?我问高悬的屋梁，却怎么也听不到余音缭绕，只见秋风起处，风动梁尘!

人到浏阳，必去的是谭嗣同的墓地。墓地离县城十余里，在今之牛石乡南流桥前的石山上。我们到时恰是正午，宿雨初停，秋阳朗照。登上一个山岗，谭嗣同的坟茔便怆然入眼，如同历史的一声最悲壮的呐喊与惊叹，撞击着我们的心，我仿佛听到谭嗣同就义时高唱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禁血脉贲张，五内如沸!墓碑的碑文是“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墓前石马二，石虎二，两侧石阡上的题联是：“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我和开林先后在北京的大学就读中文系，自然免不了连翩浮想。

我对开林说：“三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时，曾去北半截胡同路西42号浏阳会馆，谭嗣同居所的'莽苍苍斋’的横匾犹存，他的诗集就是以此斋题名的，那匾则在文革中不明下落。我也曾去宣武门菜市口凭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马路上车如流水，我站在唯一的遗迹——刑场之旁的百年老店西鹤年堂药铺的台阶上，不禁慨叹世上多少匆匆路过的行人，有几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一座烈焰腾腾的祭坛，谭嗣同就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将自己交给神州大地和日月山川!”

开林默然有顷说：“谭嗣同曾搜集到他素所钦崇的文天祥在北京监狱中用的一具'蕉雨琴’，十分钟爱。文天祥写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他们前后相距六百年，却关在同一个监狱，殉难于同一个刑场。比起中国历史上那些人杰，我们生活得是多么猥琐呵!”

我举目环顾，不远处群山磅礴，山脚下阡陌纵横，它们共同守护着这一方墓地。我低头凝视，总怀疑墓中的英烈怒眼还睁，肝肠未冷，壮心犹热，也许会在哪一天长啸醒来。时已深秋，没有繁红艳紫，只有茶花白在山坡，那是他的灵魂，青山绿在墓侧，那是他的生命，天空蓝在头顶，那是他浩然如海的胸怀，待到春来时杜鹃红遍群山，那该是他未冷的热血了。我绕墓三匝，默然心祭：谭浏阳啊，你的生命就是一具三十四弦的崩霆之琴。你这位神州山川灵气、中华文化英华和时代烈风骤雨所孕育的一代奇男子，有谁，能喊醒你再弹一曲?

————1991年将尽之日

我原来长期从事诗论与诗评，自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料前几年忽然用情不专，心有它属，竟然移情别恋散文创作。《崩霆琴》一文先刊于北京的《中国作家》，后刊于香港的《文汇报》和台湾地区的报纸，敝帚自珍，我在《吹箫说剑》与《书院清池》二本散文集中均收录此文。

《崩霆琴》一文，是我对一代奇男子伟丈夫谭嗣同奉上的一炷心香，也是我单篇而非系列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写作之前的感情体验与思想感悟，写作之中的谋篇布局和语言运用，正是所谓甘苦寸心知。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英杰，他不仅是一世之雄，而且是万古人物。其人其事，早就令我高山仰止了，何况他还是湖湘英烈，乡梓先贤，令我这个湘楚后辈更是心向往之，自豪之感与尊仰之情长在胸臆。谭嗣同的故里浏阳与长沙虽地不在远，但我却久久无缘一往。我的学兄、诗人彭浩荡君八十年代前期即只身前往，在谭嗣同墓前燃香点烛鸣放鞭炮，并在墓前的草地上露宿一宵，返长沙后曾作《谒谭嗣同墓》诗，其结尾是“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会跃上墓前的石马/那擂动大地的奔蹄/是一根响鞭/抽打着/浑噩者的灵魂”，令我至今每一展读仍然心血如沸。“改行”散文创作后，我决心以我的笔对这位千古英烈表示我久矣于心的敬意。八十年代之末，终于浏阳匆匆来去，瞻仰了谭嗣同的已为十户居民杂住的故居，不禁感慨万千。之后我又多次专诚前往浏阳，于故居留连，去墓地凭吊，在文庙和祠堂瞻拜。除了实地觅迹寻踪的体验，同时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文章，包括谭嗣同本人的诗文著作，作了充分的案头准备。可以一提的是，我还联络了好几位省政协委员，写了一份“收回与修复谭嗣同故居”的提案，于今，谭嗣同故居已整旧如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之，有了多次实地瞻仰的感性体验，加之从有关文献与著作中升华而来的理性认识，《崩霆琴》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说是水到渠成，是指我写作此文时，无论是感性与理性都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我有出自内心深处如火山亟欲喷发的激情，有对谭嗣同其人的历史价值的认识，有写作此文的现实意义与当下参照的思考，然而，这一切要发而为文，当然还要在谋篇布局和驱遣语言上惨淡经营。

文章的整体艺术构思离不开时间与空间。时间我定在“深秋”，空间则是“文庙”、“谭嗣同祠”、“大夫第”与“墓地”，贯串全篇的意象或者说线索就是“崩霆琴”，我甚至以此作为了整篇文章的题目。我曾在不同的季节去浏阳，文章选择“深秋”，因为宋玉早在《九辩》中就说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在谭嗣同之后的秋瑾，就义时也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如斯节候，更便于作者抒情，也便于营造由抒写的人事所决定的悲剧气氛。空间虽然是四个场景，但行文还是有详有略，抒情也是层波叠浪，到全文的收束之处，全文的波澜也达到了最高潮，犹忆当时执笔为文时，写到此处不禁心潮汹涌而难以自抑。至于以“崩霆琴”作为全文的中心意象，是因为此琴乃谭嗣同手制而形影相随，而且颇具象征意义，以之贯串全文，首尾照应，也有助于全文的叙事抒情结构的完整。

在语言的运用上，我看重语言的典雅高华和书卷气，同时也喜欢以诗语入散文，这应该算是个人的一种偏好吧。整体的语言风格如此，文章结尾一段的语言尤其是这样，似乎不求助于诗化的语言，就难以宣泄我心中的狂涛激浪，而以“有谁，能喊醒你再弹一曲”的问句收束全文，也是效法诗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以不了了之，让读者驰骋他们的想像而参与艺术的再创造。效果究竟如何?那就只能去问读者诸君的感受与评判了。

一篇诗文写毕问世，作者的任务即可完成，权威的裁判是广大的读者与永恒的时间，作者一般不应哓哓多言，甚至喋喋自夸，因此，以上的所谓“创作谈”，也只能说是《崩霆琴》的余墨，即多余的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