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 《万历十五年》——历史的镜中人惊人相似
这是『思想周刊』的第11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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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我同时向大家推荐黄仁宇所著《黄河青山》、《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本书，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读。
何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早已经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50多人远征中国首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是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修建我们至今引以为荣的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屡遭排挤郁郁而终？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是湖南人，生于1918年，原是国民党军官，曾经参加抗战，后远赴美国求学并专心研读历史，也曾经参与了李约瑟先生《剑桥中国史》的编著工作。换句话说，他是半路出家，军人转去搞学术。他在1970年代就写出了这本书，但是经过很多年才找到出版的机会，一出版就很震撼。他打破了之前很多条条框框，比如用散文的手法写史，再比如他的叙事风格及所要展现的历史思维。
1973年英国《观察家》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
比如，在黄仁宇之前，都认为明朝的万历十五年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可黄仁宇不这样认为。他选取了这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传统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是的，黄仁宇通过这本书告诉世人一个重要历史观点：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应当更令人期待。中国旧王朝一直重道德轻技术，但到了大明朝万历年间，世界技术已浩浩荡荡，包括中国，这时，道德明显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所以，表面上看，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比如海瑞死了、戚继光死了、皇帝罢工了。与此同时，大明王朝之外的景象却是——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布教令，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静无事的一年，但其实能够从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黄仁宇就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这部书正式出版于1982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著作，曾经常年盘踞在各个阅读推荐榜的榜单之中。黄仁宇先生通过截取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然后细致的观察那个时代的病理，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怎样高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都不为过。作为文化学，黄仁宇开拓了中西比较学；作为历史评论，大历史观冲垮了唯物史观的围城；作为政治经济学，黄仁宇引进了西方的大工业科学。作为伦理学，黄仁宇介绍了民主法治。
万历皇帝，少年励精图治，中年心灰意冷，晚年无为而治
万历十九年的诏书
能选为做皇帝,并且流芳百世,万历皇帝是幸运的,身为皇帝,受诸多礼仪节制,日理万机,处理朝政,身处紫禁城中,又是孤独的.年轻时的万历帝,遇到一位好老师,张居正先生,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在皇帝小时候的时候,教授皇帝经史子集书法等,希望这位皇帝能够成为一代圣君,万历皇帝也不负众望,遵祖制,效礼仪,事必躬亲,勤勤恳恳做好皇帝的份内之事,万历盛世,呼之若出。
最终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从张居正死后被文官再度弹劾,到立太子,再到亲征事件,万历皇帝越来越厌倦这种工作氛围,也越来越懈怠,无力也无法改变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只能看着大明王朝一点点转为衰败，空悲切！
位极人臣改革派首辅张居正，给明王朝的复兴带来希望，随着死后被清算，国家改革图强的希望破灭
作为朝野文官集团的首辅张居正,负责处理天下大事,票拟后呈送给皇帝批阅.位高权重,在变革事件的处理上,由于触犯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自然会受到官员的不满,认为张居正是胁皇帝以令群臣.在集团内部逐渐形成倒张联盟,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惯例,需要辞职丁优三年,张居正按照惯例提出辞职,万历皇帝由于自己离不开这位好老师,而不被允许,而朝廷言官却认为是张居正贪念权位,胁迫皇帝不批准自己的辞职,属于典型的权术派,反对他的文官们,前赴后继弹劾张居正,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向皇帝进谏,可是万历皇帝铁了心要维护张君正,所有的反对张居正的言官,要么仗责,要么流放,张老师加官进爵,拜为太师,无论是地位还是威望,都达到顶级.俗话说物极必反,这为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埋下伏笔，大明的中兴之治也嘎然而止。
忠臣首辅申时行，努力平衡皇权和文官的关系，最终倒在自己政治势力的黑枪之下，堪称明王朝政治“黑色幽默”
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后,万历皇帝的另外一位老师申时行,从前任中吸取教训,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持中庸的态度,充当老好人.及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迎合文官的建议,申时行老师小心翼翼的驾驶着明朝这艘巨轮,而万历皇帝由于张居正老师事件,对文官集团,对约束制度,对繁文缛节,对走行式的礼仪,也心灰意懒,渐渐躲在深宫中,与自己的心爱的女人郑贵妃儿女情长去了,当万历皇帝想废长立幼,让郑贵妃的儿子当接班人时,却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最后还是不能改变结果时候,皇帝已无可用之人,政治制度连皇帝也绝望,老好人申时行老师,在处理一件事情时候,不小心被自己的亲信二把手抓住了把柄,而弹劾申时行,做了八年首辅,申老师终于脱离了这个政治漩涡,以享天年,得以善终,也算是个好下场.
明朝政界的一朵奇葩，没能形成百花齐放的效果，更没能延缓和拯救大明王朝的腐败
海瑞,这位中国封建社会赫赫有名的廉吏,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树为官员的典范,近代,从吴晗编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文化大革命,让这位官员家喻户晓.这位模范官僚和现行的官员作风格格不入,明朝官员的俸禄微薄,基本上不能够养家糊口,而靠下级官员的送礼以求好的发展,上边的官员去下面巡视,接受下面的好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上至首辅,下至低阶官员,都如此行事。唯独海瑞公正清廉,不同流合污,甚至上级官员视察到海瑞的地方时,故意绕道而行,生怕惹上什么麻烦.海瑞一心为民,公正不阿,但是仍然难免被言官弹劾,几起几落,官至三品,最终死时,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引人唏嘘.
抗倭名将戚继光，精忠报国，戚家军的英勇成明王朝的回光返照
戚继光,一代抗倭名将,后任蓟辽总督.和张居正关系密切,在这个文官集团把持的朝政,武将的地位实在很低,及时是打仗出征,往往监军的文官才是最高的领导者,后勤补给生命线则一手由文官负责,在这个武官地位不高,受居多节制,手握兵权还容易引起猜疑,即便掣肘很多,戚家军声明远扬赶走倭寇,同时升任蓟辽总督,对抗游牧民族,这位军人,还是军事理论家,从实战总结经验,编写实战教材,制造精炼火器,提升明朝的军事水平.可惜在这个太平盛世,文官弄权,最终戚继光将军也免不了和张居正一样的下场,弹劾后下台,其军事理论也无法推广全军,明朝的军事的衰败也就拉开了序幕.
身不逢时的思想家，虽然被视为异类，但是其观点在历史上留有浓厚的一笔
李贽明代的思想家,曾评价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深受阳明泰州学派影响,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不屑于封建士大夫那一套,否定儒家正统思想,主张革故至新,反对思想禁锢,在民间引起凡响,属于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由于反对封建主义,被当局视为异端,最终被抓进监狱,自杀身亡,人虽然死了,但是其思想影响给后人产生深远影响.
事如春梦了无痕，万历十五年哪些人和事，都付笑谈中
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永乐皇帝朱棣,再到万历皇帝,这位在位最长的时间的皇帝,这位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皇帝,从1587年后,也许是本身的政治制度,也许是冥冥之中,随着一批批耳熟能详的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谢幕,表面强盛的大明帝国,其实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如果说谁能够妙手回春,复兴大明帝国,那只是风花雪月的一场梦。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大明王朝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那些人,那些事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永远的被铭记,永远的被怀念,永远的被提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浓墨重彩的情境中。黄仁宇在开头一章中写道：“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描写情境，一定带着主观意义的推测，用常识冲破历史的迷雾，重回当年的场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历史的审视者往往介于两者之间。用“旁观者”的角度分析，用“当事者”的角度感受。从这个角度观察历史，会摒弃廉价的是非观，如电视剧里，你一眼就能看好人坏人。
在历史的情境中看历史，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困局，是无法破的，因为明朝是整个汉文化的弥留之际，道德的泥浆已经将整个帝国的血管堵塞。文官集团认为自己就是君子，就是用自己的那套道德标准约束皇帝，他们不需要皇帝作为，只需老老实实的当一个标准皇帝就可以了。而张居正的改革，与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一样，最后改革家们都声名狼藉。原因很简单，不许改，一改就不成体统，孔孟之道，四书五经，已经是非常完美的制度了。
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又是另一个典型。历史评价他首鼠两端、八面玲珑、是没什么作为的内阁。但当我们回到当时的一个情境中：申时行当首辅的时候，就是张居正倒台的时候。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岂敢轻谈改革。世贞给申时行的评价是“富有积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从现实意义来看，申时行是聪明人，他波澜不惊的走完一生。而另一个人比他官职低的官员海瑞，对后世辨析民族性格、文化、制度有深刻的意义，黄仁宇称他为奇怪的道德模范。海瑞身上呈现的种种怪诞，也体现了整个汉文化的复杂性。首先，海瑞的确是大清官，人称海青天。在行政能力上，不算弱，也不算强。他对当朝的意义就是在于道德，可没人愿意和这个道德模范来往。他为了恪守道德，把自己5岁的女孩饿死，为国家尽忠，力求恢复剥皮刑法惩治贪官。海瑞的道德，没有使他成为一代名臣，反而在朝廷上成了孤家寡人。当一个国家只有一套行为标准的时候，一切就都很奇怪。中国人几千年来只有“仁”来作为衡量人的标准，所以才会出现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对于后世而言，海瑞是楷模，因为民间一致认为“清官万能”。
道德标准是文官集团的看家本领，就算戚继光抗击倭寇有功，也逃不过道德枷锁。戚继光虽然文武兼备，但毕竟以战功扬名，最后他在贫病交加下去世，是早已注定的结局，因为，提拔他的正是首辅张居正。大明王朝基本上没有作战能力，在文官集团掌握一切机构的状况下，戚家军可以说是明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哲学家李贽最后自杀在狱中，是一次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悲壮的反抗。
李贽虽也奉行孔孟之道，但他很像现代哲学家，个人主义色彩浓烈。李贽的一生都在摆脱家族的束缚，最后被逼近了寺庙。我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家族中的人无数次的告诉我，我是家里排行老大，责任重大，应该起好表率作用。但我时常想，大家各过各的，我也不是什么表率，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李贽选择了出家，我选择了逃离家乡，很少和亲戚来往。
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决裂，诱因是立储上的分歧。这既要怪万历太过于任性，又要怪文官们各个都是“道德伪君子”，是双重性格的人。其实，万历完全可以在立储之事上采用强硬态度，册立郑贵妃为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立自己喜欢的太子了。还可以坚持立储大事，不容旁人置喙。然而，万历并没有这样做。这本质上是因为儒家严格的道德标准与皇帝自身个性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本朝的统治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是依赖于儒家道德。例如，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这些礼教都已经成为君臣和百姓心中的纲常伦理不容动摇。改变了这些原则，也就改变了这个国家所依赖的法理。万历不能反抗。
另外，明朝以文官为支柱，需要他们来管理国家。文官集团早已成熟，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不允许君主的任何嗜好和偏爱。只有听凭文官们摆布的才会被称颂为有道明君。皇帝的言行必须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然而这些规范的解释权属于文官集团。他不被允许像文官一样，在阳之外存在阴的一面，即不能有自己的嗜好和偏见。文官的双重性格，早已积重难返。万历无力回天，只能欣然接受了文官集团对他的这种“精神上的活埋”。万历的立储心愿难以实现，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从此，万历就成了孤独的君主。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才发现，原来集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它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把每个人连在一起的是一种伪道德，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明白“性本恶”，为官者大都为中饱私囊，但桌面上则都在讲君子之道。这正是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以及汉文化的尴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