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对玉琮这一器物形制的认识，主要是依据清末吴大澂在其《古玉图考》中将收集的实物资料对照《考工记·玉人》《说文》等文献记载的玉琮形制所做的考证；而将玉琮作为“礼地”的礼器，也是源于吴大澂将玉琮的四个角面作八方解释以合《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的假说[1]。大家知道，《周礼》成书很晚，不早于战国。《考工记》补入《周礼》，自然也不会早于战国。所以，商代是否有“琮”一名以及玉琮这种器物的名称，我们实际上并不知晓，至少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没有“琮”字。我们现在谈论、研究的商代玉琮，仅仅是延续着吴大澂对玉琮这种器物的认识。然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琮似乎并不具有吴大澂所说的“礼地”的礼器功能。那么，妇好墓出土的玉琮是怎样的形制？何时制作？使用功能又是什么？本文试作分析。在妇好墓出土的750多件玉器中，被称为玉琮的有11件，另有3件被称为琮形器[2]。除M5∶916玉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外，其余玉琮与玉琮形器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形制无一相同，纹饰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反映其文化面貌相当复杂，它们的制作年代可能是不一致的。兹逐一分析如下。青色，有褐黑斑，部分石化。形制为外方内圆的矮体筒状玉琮。四面宽度不等。射部较短，平面为带四个短直边的近圆形。通高4.9、射外径6.5、射高0.5、射壁厚0.4厘米（图一）。这是一件光素无纹玉琮。这种光素无纹玉琮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然而，在齐家文化分布区出土、目前收藏于甘青宁三省区各级政府博物馆的50多件玉琮中[3]，类似M5∶1244玉琮这样制作如此规整、大小的外方内圆矮体玉琮并不多见，而在中原地区陶寺文化中却发现有这类玉琮，如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曾出土过几件这类玉琮。M5∶1244玉琮的玉质与芮城坡头（又名清凉寺）1号玉琮基本相同（图二）[4]。因此，M5∶1244玉琮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也可能是陶寺文化玉琮。其制作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形制类似的玉琮在安阳殷墟还有花园庄东地M54∶349玉琮[5]，此器可能也是属于齐家文化或陶寺文化的玉琮。青白色，有大面积褐斑，部分石化。形制为外方内圆的近方体筒状玉琮。一头大，一头略小，应是大的一端为上。上下射部较短，平面为带四个短直边的近圆形。上端的孔壁上保留有管钻的凹凸旋纹，上下两端都保留有部分朱砂痕迹。琮体四壁的一个夹角两壁光素无纹（图三），相对应的夹角两壁保留有部分施刻的平行线纹。其中一个壁面上的平行线纹施刻于上端至中部，在上端壁面上可见五道平行等距的线纹，在中部壁面上可见两道平行等距的线纹，在这一壁面的两边角棱上依稀可见为施刻线纹而设计的凹刻点，据此可看出这一壁面由上端至中部原施刻有11道平行线纹（图四）。另一壁面中部可见两道平行等距的线纹，其中下面一道线纹在角棱上与夹角另一壁面中部的上面一道平行线纹相接（图五）。通高6.5、射外径5.7、射高0.6、射壁厚0.2～0.4厘米。这件玉琮两个壁面上的平行线纹很直、很细，而且平行等距，表现出了较高的施刻工艺以及利用工具施刻直线细纹的技法。通过观察这件玉琮表面包括角棱的一些痕迹，我们发现玉琮上的这些平行细线纹是在这件玉琮受磨损之后留存下来的，原本的平行细线纹可能更多些，因刻纹相当纤细，大部分被磨去。这种平行细线纹不仅纤细，而且笔直，细线与细线之间距离相等，应是使用平尺一类的工具辅助完成的。其施刻步骤，大概是先在角棱上施刻等距坐标，然后借助平尺一类工具施刻。这件玉琮上十分纤细笔直的平行细线纹，可能还不是制作者最终要表现的纹饰，而可能是制作者施刻纹饰的第一步，即设计纹饰图样，然后依据这种图样进行深加工。深加工的纹样很可能类似于甘肃静宁后柳沟村出土的可能属陶寺文化传统的弦纹玉琮的纹样（图六）[6]。然而制作者中途放弃了深加工的制作，因此这件玉琮应是一件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据此分析，M5∶594玉琮原本可能是一件陶寺文化的作品，最初的制作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玉琮表面的那些平行细线纹被逐步磨损了。青黄色，有棕色斑，表里均经抛光。形制为外方内圆的高体筒状玉琮。上下射部较长，分别约占琮体高度的四分之一。射部平面近圆形，环射部外壁施刻四周大致平行等距的凹槽刻纹，凹槽刻纹线条不整齐，显示出较为拙劣的手工技法。琮体四壁分别施刻两道竖向的凹槽刻纹，似乎象征着玉琮四壁中轴的竖槽。但在竖槽间没有减地，没有形成像良渚文化玉琮那样的四壁中轴的竖槽。而且两道竖向凹槽刻纹向角棱偏移，导致两道竖向凹槽刻纹之间的宽度大于两侧角面的宽度（图七）。在其中一个角面，两侧的竖向凹槽刻纹接近角棱，致使这个角面仅存角棱（图八）。通高10.4、射外径4.2～4.5、射壁厚0.2～0.4厘米。这件玉琮因形体高约10厘米而被称为形似大琮，但与吴大澂所记的大琮不可相提并论。从其宽度不足5厘米来看，这是一件小型高体玉琮。这件玉琮最主要的特点是形制细长，射部较长并在射壁施刻四周大致平行的凹槽刻纹，在四壁分别施刻两道竖向的凹槽刻纹。这种细长形玉琮，与甘肃临夏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型高体玉琮接近（图九）[7]；而玉琮四壁的两道竖向的凹槽刻纹则与山西芮城清凉寺M52∶1玉琮（图一〇）[8]、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215玉琮（图一一）[9]接近。至于射壁施刻四道大致平行的凹槽刻纹的风格未见于其他玉琮，但刻纹粗劣，不排除后期改制的可能。临夏州博物馆藏小型高体玉琮属齐家文化，清凉寺M52∶1玉琮属陶寺文化。据此推测，妇好墓M5∶916玉琮最初的制作可能与陶寺文化、齐家文化有关，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后期可能遭改制，但何时改制尚不清楚，依据妇好墓的年代属殷墟二期，具体约在武丁晚期[10]，推测改制年代在武丁晚期之前。褐青色，略透明，质较好，内外抛光。形制为外近方内圆的扁体环状玉琮。射部很短，平面为圆形，孔壁直。四壁凸弧，形成四个角棱，角面的夹角大于90°。角面凸出，但较窄，在角面与角面之间形成较宽的玉琮四壁中轴的竖槽，竖槽内两侧分别施刻一组三道竖向的凹槽刻纹。角面四边减地，形成有高差的两阶台面。在第一阶台面两侧，分别施刻一道竖向的阴线刻纹。在第二阶台面的中部，横向施刻两道平行的凹槽刻纹，使得角面形成上下两部分或上下两节，在这上下两部分内分别以减地的方式施刻两两相对的简化兽面纹。简化兽面纹下端呈尖角弧形，似象征下颌部位；简化兽面纹上部两侧为凸出的近圆块，似象征着双眼；眼纹上部又施刻一道横向至角面边缘的凹槽刻纹。通高2.8、射外径6.7、射高0.4、射壁厚0.5厘米（图一二）。这件玉琮制作精致，角面上的简化兽面纹具有减地浅浮雕的特征。纹饰特征近似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整个玉琮的形制也近似良渚文化玉琮。但其细部特征与良渚文化玉琮有着明显的区别，如玉琮四壁的竖槽内增刻每组三道竖向的凹槽刻纹两组，角面凸出有两阶台面，兽面纹下颌相对，近圆形眼纹凸出明显，整个玉琮角面的兽面纹具有浅浮雕的形态等。由此判断，这件玉琮是良渚文化玉琮之后一种发展演变的形制。另外，这件玉琮的纹饰线条与武丁时期玉器刻纹流行的双勾阴刻阳纹及勾角云纹又完全不同。据此推测，这件玉琮的制作年代在良渚文化之后至晚商武丁之前。淡青色，略透明，局部有黄褐斑，内外抛光。形制为外方内圆的矮体筒状玉琮。射部很短，平面为圆形，外壁有不是很规整的凹凸弦纹。四个角棱分别雕刻成蝉纹。蝉纹大致可辨大头、圆眼、宽翼、尖尾等特征，在首部以下有两道横向的阴刻线，在尾部有一道横向的阴刻线。圆眼以减地的方式略微凸出。整个蝉纹犹如玉琮角棱处的浮雕。四个角棱蝉纹之间的四壁上分别施刻八九道竖向凹槽纹。通高2.7、射外径5.2、射高0.4、射壁厚0.3厘米（图一三）。这件玉琮是改制品，是由外方内圆矮体素面玉琮改制的。这种外方内圆矮体素面玉琮原来的制作可能与陶寺文化、齐家文化有关，改制年代则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件玉琮改制后形成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玉琮角棱处施刻蝉纹与琮体四壁施刻八九道竖向凹槽纹。蝉纹为三角形浅浮雕，大头、圆眼、宽翼、尖尾的特征较为明显，尤其是凸出的圆眼、微浮雕的宽短翼边缘，抚摸时有明显的触感。但它已经是一种简化的蝉纹，尾部的一道横刻线，显示出其已向图案化演变。因此，这件玉琮上的蝉纹不是玉器上装饰的年代最早的蝉纹。玉雕蝉最初兴盛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但大都为片状浅浮雕，之后就不断演化流传并装饰于玉器上。在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很多以蝉纹为装饰，而单体的玉石雕蝉有4件，分别是M5∶52孔雀石蝉、M5∶53石蝉、M5∶432绿松石蝉蛙合体、M5∶378玉蝉。这四件玉石雕蝉的形制有所区别，制作年代可能也不相同，其中M5∶53石蝉可能是制作年代最晚的一件。妇好墓M5∶53石蝉，大理石质（经检测为蚀变碳酸盐岩），白色夹黑斑。圆雕，横断面呈三角形隆起，并形成由喙尖至尾端的脊背棱。三角形大头。喙部前凸呈三角形，并施刻三角线纹；喙部上端刻一对凹弧相对的弧线。喙部下减地雕出长三角形带纹，延长至腹部收尖，其上单线阴刻7道折角线，接近腹底的尖部阴刻X形单线。两眼凸出呈半圆球状。颈部施刻两道双勾阴刻阳纹。脊背正中单线阴刻蝉纹，蝉纹呈长桃形，上端内勾呈卷云状。脊背两侧单线阴刻弧线成宽短翼纹。脊背下部沿脊棱而下单线阴刻四道以脊棱为中心点的连弧线，象征蝉腹部的节理纹。尾部收尖。腹下雕出左右一对长方形足。长13.8、高6厘米（图一四）。这件石蝉颈部的两道双勾阴刻阳纹与脊背正中的蝉纹，为典型的武丁时期玉石雕作品的施纹特征，但蝉纹为单线阴刻，而不是双勾阴刻阳纹，似为偏早的施刻纹饰特点，因此推测这件石蝉可能是武丁前期的作品。妇好墓M5∶1051玉琮角棱处的蝉纹与M5∶53石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宽短翼的形态接近，当然由于玉琮角棱处的蝉纹是一种装饰，作为蝉的一些特征弱化了。据此推测，M5∶1051玉琮角棱处蝉纹可能是在武丁前期制作的。综上所述，妇好墓M5∶1051玉琮原来可能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作品，在商代武丁前期经改制，玉琮角棱上的蝉纹、四壁的竖向凹槽纹以及射口外壁的凹凸弦纹都是改制形成的。乳白色，局部有褐斑，内外抛光。形制为外近方内圆的矮体筒状玉琮。射部很短，平面为圆形。四个角棱分别雕成竖直凸棱，其上雕刻上下对称的蝉纹，蝉尾相对，线条简练，可辨圆形的双眼，首部以下有一道或数道短横阴线。琮体四壁分别雕刻竖直凹凸纹，有五道凹槽纹、四道凸棱纹，凹凸落差明显，近似瓜棱纹。通高3.2、射外径5.6、射高0.3、射壁厚0.4厘米（图一五）。这件玉琮也是一件改制品，是由外方内圆矮体素面玉琮改制的。这件玉琮呈乳白色，与甘肃临夏罗家湾玉琮玉色相同，王质可能也相同（图一六）[11]。据此推测，这件玉琮是由齐家文化的外方内圆矮体素面玉琮改制的。这件玉琮最主要的特点是，四个角棱雕成竖直凸棱，凸棱面上雕刻上下对称的蝉纹，以及琮体四壁雕刻落差很大的竖直凹凸纹。蝉纹呈三角形，无翅翼刻纹，比M5∶1051玉琮角棱上的蝉纹更为简化，基本上是在凸棱面上施刻单线阴纹形成。而且这件玉琮四壁的竖直凹凸纹比M5∶1051玉琮四壁的竖向凹槽纹更加深刻，近似瓜棱纹。据此推测，这件玉琮改制的时间应晚于M5∶1051玉琮改制的时间，但又不会晚于妇好墓。由于系妇好生前使用的物品，M5∶998玉琮可能是在武丁中期改制的。灰黄色，局部为青色，略透明，内外抛光。形制为外近方内圆的扁体环状玉琮。一端有很短的射部，平面为带四个短直边的近圆形，另一端没有射部。四壁凸弧，形成四个角棱，角面的夹角大于90°。外壁面上有制作玉琮时切割玉料的切割痕，切割痕经打磨。每个角棱处有上下相对的一组两个近三角形凸面，凸面上施刻简化蝉纹，上下两个蝉纹有所区别。没有射部一端的蝉纹线条清晰，沿三角形凸面边缘施刻一道阴线，在上端横向施刻一道阴线，此阴线之上象征蝉的首部；紧邻角棱线两侧分别施刻一道竖向阴线，将蝉纹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整个蝉纹如同玉琮角棱处的浮雕。有射部一端的蝉纹，阴线刻纹不显，可能被磨损。通高2.5、射外径6.9、射高0.2、射壁厚0.5厘米（图一七）。这件玉琮也是一件改制品，是由外方内圆矮体素面玉琮改制的。其原来的制作可能与陶寺文化、齐家文化有关，改制年代可能要晚于M5∶1051玉琮的改制年代，因为这件玉琮角棱处的蝉纹进一步简化，蝉头部凸出的眼纹已消失，整个蝉纹已经简化为在三角形凸面上施刻横竖阴线，表明其改制的年代较晚。另外，这件玉琮一端没有射部，但没有射部一端的蝉纹较有射部的一端更完整些。由此可知，这件玉琮是先截取原玉琮的一段再进行改制的。这件玉琮的改制年代也不会晚于妇好墓，因此推测这件玉琮也可能是在武丁中期改制的。青白色，有棕黄色斑块。形制为外长方形内圆的高体柱状小玉琮。射部制作不规范，系剔去四角形成，在一处射边有多处凹缺坑。射部平面为不规则八角形。射孔为两面管钻，孔内形成台阶及管钻旋痕。琮体局部角棱处有凹缺坑。通高2.8、射外径1.7～2、射高0.6、射壁厚0.5厘米（图一八～二〇）。这件玉琮形体极小，没有纹饰，属光素无纹的琮形小玉管。这类方柱体的琮形小玉管在良渚文化中期就已经出现，但良渚文化琮形小玉管大都施刻有纹饰。这件琮形小玉管光素无纹，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目前在齐家文化中发现有较多的光素无纹小玉琮（或称微型玉琮），最小的可能是青海省博物馆藏外方内圆小玉琮，高约4、边宽约3厘米，制作较为精致（图二一）[12]，尚未发现像M5∶947玉琮这么小的玉琮。但是M5∶947玉琮射部制作草率、角棱处有凹缺坑、孔内因对钻形成台阶且未经修整等现象，都是齐家文化玉琮制作遗留的特点。据此推测，这件琮形小玉管可能是齐家文化后期的作品。形制类似的琮形小玉管还有殷墟出土的ALNM1036∶1琮形小玉管珠[13]，不过形体更小些，而且短些，呈珠状，但质地相同，可能也是在齐家文化后期制作的。青白夹黄色。形制为外方内圆的高体柱状小玉琮。射部内收，射外径小于琮体外径。射部平面为不规则圆形。琮体四壁平直，四个角棱呈圆角。通高1.7、射外径1～1.2、射高0.3、射壁厚0.2～0.4厘米（图二二、二三）。这件玉琮形体更小，也没有纹饰，是妇好墓出土玉琮中形体最小的一件，属琮形小玉管珠。形制类似的器物还有殷墟新安庄M14出土的琮形小玉管珠（M14∶2）[14]，其形体更短小些。这两件琮形小玉管珠的主要特点是，在射根部与四壁中轴连接处剔出一个微窄的台面，形成射部内收的效果。这种现象曾见于陕西长安张家坡M32∶1外长方形内长方形的高体玉琮（图二四）[15]，曾以为这是西周玉琮的特点。而妇好墓M5∶1581琮形小玉管珠制作粗糙，射部平面为不规则圆形，中孔不正，角棱呈圆角，似为齐家文化后期的作品。如果此推测能成立，那么张家坡M32∶1玉琮也可能是齐家文化后期的作品。青白色，有黄色斑痕，内外抛光。形制为外方内圆的高体柱状小玉琮。制作较精，射壁竖直，射部平面为圆形。琮体四壁凸弧，四个角面收缩成角棱的四个凸块，形成圆形琮体带四个三角形角棱凸块的形状。通高2、射外径1.8、射高0.4厘米（图二五、二六）。这件玉琮形体极小，也属光素无纹的琮形小玉管，但制作较为精致。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圆形琮体带四个三角形角棱凸块的形状，这显然是由外方内圆的小玉琮改制的结果。这件琮形小玉管的玉质与M5∶947玉琮相同。据此推测，这件琮形小玉管原本也可能是在齐家文化后期制作的，可能在武丁晚期之前改制。青绿色，有褐色斑点，内外抛光。残缺约二分之一。形制为外方内圆的高体两节柱状小玉琮。制作较精，形制特殊。射口沿外凸，形成射口沿下收缩的颈部。在凸出的射口沿上施刻近平行的短斜线。射部平面为圆形。琮体分上、中、下三部分：上、下两部分形体相同，为琮体的方形四壁，并在上下八个角棱雕刻对称蝉纹，蝉尾相对，蝉首眼纹已磨损难辨，利用侧光依稀可辨蝉首部下的短横刻线；琮体中段圆形内收，并形成两边凹中间凸的三道宽带弦纹，这三道凹凸弦纹与射颈部凹槽弦纹相同，施刻较粗糙，歪曲不直。通高4.8、射外径2.36、射高0.73、射壁厚0.33厘米（图二七～二九）。这件玉琮形体较小，属刻纹琮形玉管。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射口沿外凸并施刻短斜线，琮体为两节并在上下八个角棱雕刻对称蝉纹，两节之间圆形内收并施刻不是很规整的凹凸宽带弦纹。这显然是一件由齐家文化光素无纹小玉琮改制的作品。改制的年代，依据蝉纹的特点，似在武丁前期；而蝉纹磨损较重，更有可能是在武丁之前改制的。青白色，有褐色斑，内外抛光。形制为圆角方形矮筒状玉琮形器。中孔为圆形，一端有不明显的射部，另一端没有射部。琮形器外壁刻纹较复杂。四个角棱上下施刻对称蝉纹，蝉尾相对。蝉纹呈浮雕状，圆形双眼微凸，首部下的横向刻线、尾部的尖弧形刻线以及蝉纹中脊的竖向刻线清晰可辨。相对的蝉尾之间施刻三四道短横线。玉琮形器四壁分别施刻两组上下对称且相对的简化兽面纹，简化兽面纹以一道弧线连接两个微凸的眼纹，又似圆点卷云纹。每组纹饰上部为小的简化兽面纹，并由眼纹向两侧施刻三道横线，其中上面一道刻线先向上再横折；下部为展开的大的简化兽面纹，在眼纹之间施刻两道横线。上下两组简化兽面纹之间施刻两道横向长线或数道竖向短线，两侧施刻竖向线条，似与上下横边线构成纹饰外围的边框线。玉琮形器四壁的这些刻纹，线条不整齐，不流畅，而且已经磨损得漫漶不清。另在一端近边缘处有一小钻孔，似桯钻形成，应为系孔。通高4.2、外径5.5、壁厚0.2～0.4厘米（图三〇～三二）。这件玉琮形器纹饰较为复杂，主题纹饰是蝉纹与简化兽面纹，而且呈浮雕状。从玉琮形器一端存有不明显的射部以及蝉纹位于玉琮形器四角棱等现象分析，这件玉琮形器是由外方内圆的矮体玉琮改制的。其玉色青白，似由齐家文化光素无纹玉琮改制。玉琮形器四壁很薄，显示在改制时剔去四边壁较多。而蝉纹的浮雕状尤其是凸起的圆眼与翅翼的浮雕形态较为明显，显示其改制的年代可能也在武丁之前。另外，这件玉琮形器四壁的简化兽面纹，每组一小一大两个呈上下结构，上部小的简化兽面纹尚未嵌入下部大的简化兽面纹内，这也显示其改制的年代可能在武丁之前。乳白色，有黄、褐斑，内外抛光。形制为外圆角方形内圆的矮筒状玉琮形器。两端有射，射部平面为圆形。四个角面呈弧形凸面，凸面的上下四角为圆弧形，凸面上施刻四五道平行凹凸瓦垄纹。凸面之间形成四壁的竖槽。通高3.2、孔径4.6～4.8、孔壁厚0.3厘米（图三三～三五）。这件玉琮形器最主要的特点是四个角部的弧形凸面与其上的凹凸瓦垄纹以及凸面之间四壁的竖槽刻纹，类似特征见于甘肃静宁后柳沟瓦垄纹玉琮（图三六）。由此可知，这件玉琮形器是由类似后柳沟瓦垄纹玉琮这种玉琮改制的，改制过程中将瓦垄纹凸面四边角做成弧形，并磨去了四壁竖槽边棱，形成了四个弧形瓦垄纹凸面。静宁后柳沟瓦垄纹玉琮可能是陶寺文化制作的[16]，据此推测妇好墓M5∶999玉琮形器的原制作年代可能在陶寺文化时期。这件玉琮形器打磨光亮，可能在埋入妇好墓前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因此推测这件玉琮形器的改制年代可能在武丁之前。青绿色，有灰褐斑，内外抛光。形制为圆筒状带角突玉琮形器。角突很小，呈三角形，位于琮形器两端的射部下，一周各四个，上下相对。射部已不明显。上下八个角突的位置表明，这些角突是由方形玉琮四个角棱、角面改制而形成的。在一端近边缘处，有两个左右并列的小钻孔。通高4、孔径6.05、孔壁厚0.4厘米（图三七、三八）。这件玉琮形器的主要特点是圆筒状带三角形角突，角突位于两端，一端四个，另在一端有两个小钻孔。由于有的角突端面是平面，在角突平面之上保留有些微的射部，在角突之间的玉琮形器四壁保留了局部的平面。这些现象表明，这件玉琮形器是由外方内圆的光素无纹矮体玉琮改制的，改制时还在一端钻两个小孔，使得这件玉琮的形制与使用方式都发生了改变。这件玉琮形器呈青绿色，杂质少，与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接近，如喇家QMLM17∶15玉璧形饰（图三九）[17]。据此推测，这件玉琮形器的原玉琮可能是齐家文化制作的。至于改制的时间，可能与M5∶999玉琮形器改制的时间接近，可能也在武丁之前。上述分析表明，妇好墓出土的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有13件原本是齐家文化或陶寺文化玉琮，其中9件在后期经过了改制，至于改制的时间，有2件在武丁中期，有1件在武丁前期，有4件在武丁之前，还有2件只能定在武丁晚期之前。另外1件是良渚文化之后、商代武丁之前的作品。妇好墓出土的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因不知其在墓中棺内的具体位置，对于其使用功能，大都作为礼器而没有作具体的分析。下面依据这些玉琮与玉琮形器的形制对其使用功能略作探索。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形制不同，使用功能可能也不一致。其中4件玉琮（M5∶947、1581、1230、1431）形体很小，可能只能作为管饰，如作为串饰的组合件或坠饰使用。M5∶997玉琮的形制是一件镯形玉琮，孔径近6厘米，应是手腕部的装饰品，应为手镯。M5∶1050玉琮系截取原玉琮的一段改制而成，形体窄短，孔径近6厘米，改制后的形态基本呈镯形，也应为手镯。M5∶595玉琮形器，形制为矮筒状，孔径较大，达6厘米，可套戴在手腕或手臂上。但这件玉琮形器的一端有两个小系孔，其作用可能是便于插入细杆类物件将玉琮形器固定在所箍物体上，故这件玉琮形器可能是箍形器。M5∶1003玉琮形器，形制也为矮筒状，孔径约5厘米，其一端近边缘处有一小系孔，表明这件玉琮形器可能也是一件箍形器。M5∶1051玉琮、M5∶998玉琮、M5∶999玉琮形器均呈矮筒状，孔径在4.4～4.8厘米之间，可能也是作为箍形器使用。其中M5∶595与M5∶1003玉琮形器都有小系孔，具体的使用功能可能相同，推测其可能是束发器或冠饰上的组合件。M5∶916玉琮，形制为高体筒状，孔径较小，约3.8厘米，通高10.4厘米，显然不能作为臂饰和腕饰使用，推测可能是套在人体其他部位使用的，暂称为套具。M5∶1244与M5∶594玉琮保存了玉琮的原貌，M5∶1244孔径约5.5厘米，M5∶594孔径约5.2厘米。这类玉琮在陶寺文化、齐家文化中可能都作为手腕部装饰使用。如清凉寺M52∶1玉琮，出土时套在人骨左手上[18]。据此推测，这两件玉琮原本的使用功能可能也是作为手腕部的装饰。但它们没有经过改制，如果将它们与那些经过改制的玉琮或玉琮形器一样作为手腕部装饰或箍形器使用，那么在商代晚期就显得太不美观了。因此，这两件玉琮的使用功能目前尚不能明了，或许是作为资源、财富随葬的。归纳以上的分析，妇好墓出土的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的使用功能，大都作为装饰品，个别可能作为资源与财富。妇好墓出土的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其中4件是商代晚期之前近千年的作品，9件是改制早期玉琮的作品，1件是在良渚文化之后商代武丁之前制作的手镯，不存在商代晚期乃至整个商代制作的具有射部、角面等特征的严格意义上的玉琮。妇好墓是商代王室墓葬，墓主妇好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武丁一代的王后，在她的墓葬中没有随葬商代晚期乃至整个商代制作的玉琮，而是随葬了早期玉琮以及改制早期玉琮的作品，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商王朝晚期乃至整个商王朝不专门制作具有射部、角面等特征的严格意义上的玉琮。妇好墓出土的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的使用功能，除2件尚未改制的玉琮可能作为资源与财富外，其他分别是玉管、玉镯、玉箍形器、玉套具，都属于人体的装饰物品。这些装饰类玉琮与玉琮形器，大都是改制早期玉琮的作品。因为是作为装饰品使用，所以在改制过程中，已经完全忽略了射部、角面这些作为玉琮所具有的特征，而只是利用原玉琮的角面雕琢花纹。这种改制玉琮的装饰类玉器，实际上不具有吴大澂所考证的作为礼器的玉琮的含义。妇好墓是商代王室的王后墓葬，在她的墓葬随葬器物中没有作为礼器使用的玉琮，据此可推测商王朝不存在作为礼器使用的玉琮。妇好墓M5∶997玉琮的形制是手镯，虽然它具有射部、角面，但应是作为手镯使用。这件琮形玉镯的形制与纹饰特征，显示其没有经过改制，也不是商代晚期的作品，更不是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的作品。这件琮形玉镯四个角面上的简化兽面纹与四壁的竖槽特征，似与良渚文化玉琮有联系，但又不是良渚文化玉琮，因为在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玉琮中没有见到此类形制与纹饰的玉琮，因此推测其可能是良渚文化之后的作品。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内，良渚文化之后大致是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目前在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中也没有发现此类形制与纹饰的玉琮。妇好墓M5∶997玉琮的形制与纹饰特征似表明，它是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演化的一种形式，是由良渚文化晚期兽面纹玉琮演化而来。只是目前不知道这个演化过程用了多少时间，可能不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而到商代晚期才完成。或许这是商代晚期使用的一件传世品。据此推测，妇好墓M5∶997玉琮可能是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作品，是新认识的一种琮形玉镯。其具体的制作年代及原本的文化属性，有待今后的发现与研究。
注释：
[1]（清）吴大澂《古玉图考》，上海同文书局，1889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朱乃诚《齐家文化玉琮研究》，《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4]李百勤、张惠祥《山西·芮城坡头玉器》，《文物世界》杂志社，2003年。山西芮城清凉寺曾称为坡头，最初在这里发现玉器时使用了坡头一名。图片系笔者拍摄。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180页，彩版三四∶2，科学出版社，2007年。
[6]朱乃诚《素雅精致陇西生辉——齐家文化玉器概论》，《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
[7]同[6]。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
[9]蔡玫芬、蔡庆良《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第238、23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10]同[2]。
[11]同[3]。
[12]同[3]。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2页下，科学出版社，2005年。
[14]同[13]，第2页上。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第97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
[16]同[6]。后柳沟玉琮图片系笔者拍摄。
[17]北京艺术博物馆等《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第104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
[18]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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