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甘肃作家作品选：汪海峰散文
瘦诗人
汪海峰
李白见杜甫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可见诗人多瘦，自古皆然。别人吃饭为了长肉，肉长多了好去挤坐位。他倒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纳入体内的那一点点蛋白质，却要化作迂腐的情，酸涩的诗，自鸣清高，大有“诗人到死诗方尽”的架势。由于瘦，做事往往表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不协调的滑稽。无匹夫之力，有匹夫之责。提一管半尺毛锥，直当作长戈大戟，还没有舞起风来，早已步履蹒跚，气喘嘘嘘。还要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将人的心灵导入桃花源。为此，不畏艰险，大战风车，却往往秀才骑马，被世俗的旋风吹得东倒西歪，空剩仰天长叹而已。诗人通常不通世务，不达人情；缓别人之所急，急别人之所缓；轻别人之所重，重别人之所轻；闲别人之所忙，忙别人之所闲。长此以往，只落得一个字：酸。这真是点睛之笔，活画出秀才之味。
诗从来就养活不了人。写字画画的，字画还可以卖几个钱，写得好画得好可以多卖几个，写得不好画得不好就少卖几个，诗可无法卖钱。李白杜甫生前已经飘泊潦倒，死后名声倒是越来越大，可就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哪首诗拍卖了多少万美元──或人民币。诗人从来就是义务地做着一些没名堂的事。生在诗人之家的子女，如果清醒的话，也合该抱怨：不但没有遗产继承，看不上眼的几本破书，还要整天遭受诗人“贫不卖书”、“老汉栽竹”之类的聒噪。
李白杜甫等人也只合做诗人，如若遂了平生之志，以诗人的才情去治理天下，未必不误人误己、误国误民，极有可能世上多一两个平庸的官僚，少一两个天才的诗人。历代在文艺方面才能显卓的皇帝，往往是亡国之君，便是明证。诗歌和政治是两码事，诗歌重理想，政治重现实。因而诗人往往天真单纯，政治家往往老谋深算。天真单纯接近自然，老谋深算猜透人心。诗是浪漫天真纯情良善的物事，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到处充斥着权术欺诈血腥残忍背信弃义假真理以行私欲的物事。诗却在这石头缝里顽强地生长并延续了下来，不能不使人惊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历史上，能把政治家的卓越才干和诗人的浪漫才情统一于一身的，魏武一人而已。
有一则笑话，国外有一个皇帝，偶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自鸣得意，叫一位懂诗的大臣来评论。这位大臣一看这诗，哭笑不得。说实话恐招杀身之祸，曲意逢迎又实在昧不了良心。急中生智，这位大臣用了极为夸张的表情和语调说：“哇！陛下，您无所不能。您想作一首歪诗，果然就成功了！”中国的皇帝附庸风雅的多矣，有的皇帝一生竟然写了上万首诗，当时就刻印为御制诗，可那些自我炫耀的东西，现在谁看？
皇帝怎能有诗？诗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流放贬谪的不平，明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诗是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固然活画出得意之态，但就诗而论，何如项羽“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无可奈何的千古一叹！林语堂说过，中国文人得势时信儒，不遇时信道。儒在中国是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道却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避难所。实际上，超凡脱俗，厌弃红尘，就是对红尘的逃避。陶渊明逃到了一个好地方，既于山林中隐其心，又于社会的最底层隐其身，日与草民为伍，草木为伴，“带月荷锄归”“斗酒散襟颜”，“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李叔同倒彻底，逃进深山古刹，黄卷青灯，竹杖芒鞋，将一个风流倜倘的人物变换出一代名僧──弘一法师。中国的读书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念成的满腹经纶总要发酵出点什么来。不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也要吟啸风月、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给世间留下一些牢骚话。因而，中国文人进可御儒以搏功名，退可守道以全名节，换言之，进可做官，退可做诗人。儒阳道阴，诗是属于道的阴柔的，所谓“文章憎命达”，“悲愤出诗人”之谓也。传统的观点，将诗词分为豪放和婉约两派，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区分而已。刀枪总属豪放，诗词总归婉约。纵使“大江东去”，终须落到“人生如梦”上才是诗，不过借酒浇愁，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真正的诗，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所谓诗的意境，也是与悲剧意识紧密相关的。
也只有诗人敢表真情，敢说真话。历史上，为了心中那一点点东西而背井离乡，甚至丢掉了身家性命的诗人还少吗？草民只有浑浑噩噩地活──还要取笑诗人的“迂腐”。士大夫自然知道真相，但大多如林语堂所说：“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诗人却秉承老祖先血液里的那点遗传，不买世俗的账。
屈原赋《离骚》，是因为数遭流放，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司马迁接受宫刑的屈辱，是因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尚未完成；苏轼被贬黄州，权且将赤鼻矶当作赤壁，载酒泛舟，吟词诵赋，以抒怀抱，两赋一词遂成千古绝唱.....我倒要感谢命运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不公平，唯其如此，才使我们读到了这些脍炙人口的篇章，感受到了那一缕缕不屈的魂魄，触摸到了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张爱玲说：“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她自己”；我倒更愿相信，夜空里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从前一个诗人的灵魂，以爱的目光注视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多一两个或少一两个脑满肠肥的贵胄、显赫一时的官僚，无足轻重，而少一两颗璀璨的星星，历史的天空就会相对暗淡。
诗人们总是“环堵萧然，箪瓢屡空”，吃得少，想得多，以为世人灵魂的走向或多或少总与自己有些关系，因而与生俱来就有了太多的忧愁、忧患、忧愤。诗人怎能不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生着的瘦，死着的肥，究竟死不如生，何况人间还有“永生”之类的“谥号”。不过瘦几个诗人不要紧，没人看诗可是个大事儿，一个没有了诗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诗的国度。且不说唐道宋，仅建国以来几次诗的勃兴，就足以说明诗是根植于中国人的骨髓中的。但时过境迁，近十多年人们感情的天平有些偏。在物欲的驱使下，真真假假的男女老少，都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大潮里争先恐后地载沉载浮，见富思齐，见贤嗤鼻。绝大部分人，早已将流淌于血液里头的诗冻结起来，放入黑暗的旮旯里的保险柜中，并且加上了几道锁，生怕一不小心它会跑出来坏了自己的好事。而诗人则被人看作无能无用的代名词，只好大摇其头：“余生也晚！”
事物的发展总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妹妹你坐船头”一夜红遍大江南北，而“洛阳纸贵”的情形只是诗人美好的回忆。虽然现在诗如空谷幽兰，美人迟暮，但人们大都身体发福、容光焕发，这对于饱受离乱、贫穷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既然没人要看诗，写诗无疑成了闲散的职业，而当今，闲散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诗人只好“投笔从戎”，捣鼓别的去了。如此一来，诗人也快成了稀罕。如果你偶尔还能碰到面容憔悴，衣带渐宽，一脸的义无反顾，踽踽独行的人，不用问，那就是真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