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泠印社历任社长当选缘由和贡献分析难选原因

该文为石安老师2018年旧文

依然值得一读

近日印坛最大事是西泠印社115周年社庆暨社员大会。而百年印社的换届选举，吸引了国内外无数印人的目光，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是社长新人选揭晓。

此前有坊间传闻谁谁可能是社长人选，然后最终社长还是空缺了。

纵观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任期，会发现社长空缺并非殊事——两任社长之间倒常出现一段时间的空缺——或长或短，空缺期长达10年20年并不是稀罕事。

这使我对身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社长人选总是出现空缺期的话题产生了兴趣。

这两天我抽空整理了一个历届社长任职时间及两任社长之间的空缺期的时间线，在过去115年里，先后七任社长薪火相传的大致情况如下：

创社之初（1904年）——空缺9年——首任社长吴昌硕（1913~1927年）——空缺20年——第2任社长马衡（1947~1955年）——空缺8年——第3任社长张宗祥（1963~1965年）——空缺14年——第4任社长沙孟海（1979~1992年）——第5任社长赵朴初（1993~2000年）——空缺2年——第6任社长启功（2002~2005年）——空缺6年——第7任社长饶宗颐（2011~2018年）——又一轮空缺……

我试图通过整理印社的大致发展历程及历任社长的背景和成就，以及他们担任社长期间的治社理念和主要贡献，来管窥除了时代历史客观原因以外的其中奥妙和玄机。

西泠印社名社成因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创社四君子丁仁、王禔、叶铭、吴隐在孤山买地筑室，始创西泠印社。经10年努力，印社基础设施和印人均初具规模。1913年，建社十周年之际推举吴昌硕任首任社长，领袖群伦，精英汇聚，声名隆盛，影响远播日韩等国，确立了第一印社的地位。后经历任社长和社员中坚的不懈坚持和努力，印社得以繁盛至今。

从西泠印社发展历史来看，创社之初就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创社四君子在金石学和印学研究与实践方面均有大成就，但他们共同希望把印社办成顶级印学社团的信念，令他们做出了睿智和令人钦佩的选择——虚席以待至10年后延请吴昌硕为首任社长，由此开启西泠印社百年兴盛之旅。

我观印社经营，一如公司经营，就象每家公司都会注入创始人的特有气质一样，或者说精神乃至灵魂。这种特质（灵魂）一旦注入并被验证成功，就会成为其无法割舍的血脉，伴随始终。西泠印社在社长人选上的任人唯贤和超高标准的要求，以及宁缺勿滥的坚持，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博胸襟蕴藏着文人式谦虚内敛品质同时，又能坚守对德艺双馨的人文价值追求，正是这样的精神气质引领着西泠印社不断辉煌并成就“天下第一名社”之声誉和地位。

如西泠印社官网上所言，印社追求“生动完好地保存着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文化形态”，这种理念和坚持在当代社会中犹如清流难能可贵。

因为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就秉持“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办社宗旨（“兼及书画”为后来增补，实非初心），把金石和印学研究作为其立社之本，注重社员的印学成就和学识素养，使其和那些偏好治印实践和圈子交往的众多印社区分开来。从印社发展历史看，无论是其繁荣还是中兴，都和秉持这样的经营理念乃至推选紧密契合这个要求的社长有着密切关系（具体见后述）。

历任社长治社理念和贡献

西泠印社长达115年社史中，仅经历七位社长，先后顺序是：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

历届社长大抵可归为以下几类：一是以印家名世且学问诸艺皆精者，如吴昌硕、沙孟海，二是不以印名显但是金石学大家者如马衡、张宗祥，三是以诗词书画显名者但非印家如赵朴初、启功，四以文化通儒显名且非印家者如饶宗颐。

下面通过梳理历届社长的背景及其治社主张和成就，大致感受西泠印社在社长人选选择方面的偏好和倾向。

首任社长吴昌硕（任职期间1913~1927年）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人。在历任社长之中，吴昌硕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其印学成就最高，被尊为“20世纪印史最杰出的大师”。

缶翁的治社主张是“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这是西泠印社走向开放、繁荣的重要方略。在吴氏任上，除了其自身的无以伦比的印学成就外，还广泛吸引浙江周边地区的杰出印人尤其是上海印人加入印社，以及利用其远及日本印坛的强大影响力，使西泠印社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成为首屈一指的印学组织，一举奠定“天下第一名社”的崇高地位。其中当然也和创社四君子开放包容的谦谦文人之风以及终其一生为印社出人出力以身作则勤勉治社的努力有关。

在我看来，吴昌硕对于西泠印社的主要贡献在于身体力行地令印社变得开放包容的同时（包括吸引了大批杰出印人加入），仍然保持印社在印学领域的高水准，从而推动了西泠印社大步发展，尤其在学术研究、社团力量、印社硬件设施建设（包括汉三老碑的赎存等）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可以说，首任社长吴昌硕为西泠印社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或者说早早帮助西泠印社确立了印学领域的行业标杆地位，这点影响至为深远。

第二任社长：马衡（任职时间1947~1955年）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国内顶级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其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被誉为中国传统金石学集大成者。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等职。被誉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在学术领域拥有卓越成就，在当时中国文物界具有无人能及的的旗帜地位。”

马衡是西泠印社早期会员（1913年入会），书印亦佳，只是印名不显（亦有《鍴庐印稿》《凡将斋印谱》等传世，其著文《谈刻印》等亦为印学名篇，其“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的主张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功），但在金石学和考古研究方面却是响当当的巨擘人物，并且在国家多难之时保护国宝文物有奇功，无论学问修为、人品道德、功德福业都堪为大家。1947年西泠印社40周年纪念会上，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提议推举其为第二任社长可算是众望所归。

我以为，马衡对西泠印社的主要贡献是：一是护社有功。早在1928年，在西泠印社可能被改建为中山公园的危急之时，马衡多方奔走和努力，力挽狂澜，使得印社得以完好留存，其时对保护印社亦有大功。二是强调金石学对于篆刻的作用。和西泠印社治社宗旨不谋而合，保持了创社以来的印学研究的纯正血统和印学追求的高标准。三是放权实干。马衡工作重心在北京故宫博物馆，遥领社事，充分授权总干事韩登安（亦为篆刻大家，为印社发展出力甚多）放手做事，同时以其影响力和权威身份保证了西泠印社在新旧交替的非常时期得以平稳过渡，功亦大焉。

第三任社长：张宗祥（任职时间1963~1965年）

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家，且精于古籍校勘、金石鉴赏等。虽也印名不显（有《张宗祥印选》、《张宗祥藏印选》等存世），但其在国学方面成就丰瞻，亦不失为一代大家。

主要贡献：复社之功。张宗祥在社长任职时间很短，1963~1965年，其功主要在于此前筹办复社上。早在1956年，即马衡逝后，张宗祥即以其在学问界和文化界之威望及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之名议提案复社，几经努力，至1963年西泠印社终于得以复社并开展工作，迅速而重新使印社的领导机制、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回到正轨，这为后来的文革期间印社能够免遭灭顶之灾做了非常关键和必要的准备和能力储备，此一项可称对印社发展有大功。只是张氏的当选于其时有社会现实层面的客观原因，令西泠印社创社后以印学领袖群伦的传统得进一步松动。

第四任社长：沙孟海（任职时间1979~1992年）

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近代书坛泰斗和篆刻大家，为吴昌硕、赵叔孺的高足弟子。沙孟海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又精于诗词绘画，并在书法学、古文字学、篆刻学、金石学、考古学等有大成就。据闻其在文物考古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极具开创性的成就，篆刻方面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成就显著，有《兰沙馆印式》存世，著有《印学史》、《印学概论》、《沙印话》、《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等印学理论。

沙孟海任印社社长期间，主张“学术研究是立社发展之本”，加之其自身也是篆刻大家，这使得印社以“印学立社”的初心和理念得以回归。其任职期间，正处百业待兴，艺术同样亟需振兴之时，适逢其时，故其主要贡献在于恢复印社发展正常轨迹（稳定的社团运作机制），重新强调和梳理了印学与印艺的关系，并以其声望推动印社顺应时代发展的诸多建设（加强学术研究，繁荣艺术创作，注重人才培养、扩大中外交流），因而对西泠印社有中兴之功。具体如创办《西泠艺丛》社刊（1979年），成立西泠书画院（1980年），举办首届国际印学研讨会（1983年），创办《西泠艺报》（1985年），巩固了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地位等。

第五任社长：赵朴初（任职时间1993~2000年）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安庆人。佛教领袖，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在诗词文学上有高深的造诣。严格意义上来说，赵朴初先生和“印”没什么关系。

主要贡献之一是推动印社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二是在1997年支持并落实中国印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现任执行社长刘江先生在此项工程中出力尤多），三是向国家申报西泠印社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并得以批准，使印社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从赵朴初起，印社社长人选是否具备印学或者印艺已不是关键，非印学领域的成就和是否德高众望成为社长人选更重头的选择标尺，这进一步推动了社长向更具象征意义和更纯粹精神领袖的方向迈进。

第六任社长：启功（任职时间2002~2005年）

启功（1912-2005），北京人。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大学者。其诗、书、画皆精，被称为“三绝”，于传统文学有着深厚功底，但同样不是一个印人。但因其人品道德、诗书画成就、文物鉴定等方面成就而成为西泠印社新一任社长，从德高望重、德艺双馨方面考量亦可算合适人选。

主要贡献一是推动印社走向更广阔的学问领域。二是2003年确立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发展目标，进而快速扩展了印社的规模和组织建设。具体措施如丰富印社活动，资产整合和公司化运营，成立篆刻创作、印学理论与社史、书法、国画、鉴定与收藏、古典诗文、肖形印等七大艺术研究室，扩大会员入社渠道如可从特邀入社、评展获奖入社和常规发展入社三种方式入社（这也是近年西泠社员数量在褒贬不一的争议中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等等。

第七任社长：饶宗颐（任职时间2011-2018年）

饶宗颐（1917-2018），广东潮安县（今潮州）人。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化大家和名流，在文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据网上资料介绍，其在古文字学、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古典文学、词学、音乐史、艺术史、中印关系史、宗教史、楚辞学、目录学、方志学诸方面均成就卓著，并通晓六国语言。就印而言，和前两位社长一样，都非印人。

主要贡献之一是推动印社交流更加国际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其任上，西泠印社的国际间学术交流更为普遍和频繁（除传统的日韩以外，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和印社互动交流）。

历任社长实力综评

综合下来，我尝试列了一个历任社长综合实力评估表，来呈现我心目中的西泠印社历任社长的综合实力：

从德高望重的金石书画印大家，到学术泰斗，到文化名人，再到社会名流等，这是115年的西泠印社7任社长人选总体变化的轨迹。

西泠印社社长为何难选？

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大社的印学组织，对于国内外印人是殿堂级的存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其社长人选的确非一般人可胜任。

西泠印社后面三任社长既不是篆刻家也不是印学家，这点值得思考。不同否认的是，这和整个大时代和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就创社初心而言，自然是以印家为第一选择；然于印社经营，非印家在格局和视野方面或可带来新的气象。况且印学一域，入门易，专精难；印艺易，印学难。篆印家已然小众，能精于印学或金石学者则属凤毛麟角，更遑论开宗立派之大师者。身为天下第一大社之社长人选，还须得德艺双馨、德高望重，且有众望所归之隆声。找寻这样的人选，诚为不易。

然而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由非印人担任，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到底是德艺双馨的精神领袖，还是专精于印的大行家，是选德高望重的老者，还是年富力强的实干家？西泠印社似乎在不断尝试中找到了解决之道——设置“社长+执行社长+秘书长”的组织架构。这虽看似权宜之计，却不失为一种务实的解决之道——既不影响印社日常经营，又能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来寻找更普适和众望所归的社长人选。

在印学式微的当代，若论学术成就，则越来越偏于书法、文学或者其他学术或者社会名流。而社长的价值，则越来越体现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领袖和资源整合者。

然我私以为，印社欲能坚持初心又有实质性的大发展，破立之间，还须从书印大家中找寻合适人选，这点在西泠印社发展前期已有先例，如创社四君子、吴昌硕、沙孟海等，事实证明，他们对于西泠印社创社初心的神质存续更具深远意义。

纵观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人选变化，从印学大家治社（金石小学）到学问大家（诗词文学）治社到文化大家（综合学养）治社，西泠印社对印“学”的接纳外延越来越大，在大师缺失的当下，社长人选习惯性空缺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待后来者评价。

作者简介：石安，书印布道者，生于七零年代，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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