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林｜《梅花易数》源流考
提要：本文通过详实的史料考据，分析《梅花易数》祖于“皇极数”的学术渊源，并勾勒出邵康节《皇极经世》的上至陈抟的师承关系和下至宋元时期的传授脉络。并从术数思想着手，分析《梅花易数》的酝酿、发展和最终体系构建的线索。本文参考很多古籍和民间秘本，从卜筮的角度评论《梅花易数》的得与失，并高度肯定《梅花易数》的术数价值及其对后世术家的深远影响。
全文分为三大板块：《梅花易数》的学术源流、体例构建和学术价值。
郑万耕教授曾撰文 《关于 的几个问题》 指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此言不假，据嘉庆八年《山阴县志》记载，《梅花易数》的真正撰稿人是明末清初的医学名家陈士铎【1】先生。我想，假使郑万耕教授了解这段资料，也不至于挥舞笔墨去推论《梅花易数》作者的真伪了。我只想说明一点，即便《梅花易数》不是邵雍所著，我们也不能据此否定该书的价值。更何况《梅花易数》从明崇祯年间秣陵聚德堂印行，流传至今已近四百年历史了。这恰好说明其影响力之大，岂能挥刀断水？
在中国文化史上，托名成书的案例数见不鲜，如《黄帝内经》就是托名黄帝所作。谁又能否定该书在中医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至于门生故旧根据某位文化巨匠的生平言说辑录成册的案例，更是常见。如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论语》就是他的门生辑录。后世科举，依然宗《论语》为“四书”之一，而作为必考科目。南宋朱熹的《朱子语录》，不也是他的弟子们的整理吗？
当然，《梅花易数》既不是邵雍的原著手稿，也不是他的语录汇编。作为一本卜筮书，其术数系统中仅仅汲取了《皇极经世》的学术思想并有所发挥而已。我们不能因为《梅花易数》是卜筮书，就谈之色变，畏若虎狼。殊不知，《周易》原本就是卜筮书。所以，郑万耕教授批判“《梅花易数》纯系卜问吉凶之书，与《周易》之占天穰悬隔，乃江湖数术之类”，按照郑教授的意思，但凡卜问吉凶之术，都是“江湖术数”？试问，两汉卜筮易学盛行于官学，两宋图书易学繁茂于京师，“官方易学”和“江湖术数”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易经》说“占事知来”，《周礼·筮人》又说“国之大事，先筮后卜”，《尚书·洪范》也讲“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士，谋及卜筮”，据此可知，卜筮之用，何其久远？详考《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之论，术数发端于象数易学，又取法于天文、星象、历法、韵律、巫术等诸家旁门。细思术数之理，无非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参以易象，附会以杂说。——它是伴随着古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术数又何尝不是唯物主义？
近代易学大家尚秉和【2】先生曾说：“未学易，先学筮。”言下之意，想真正学好《易》，须先从筮法着手。筮法不明，谈易如老僧谈禅，不得要领；象数不通，读易如囫囵吞枣，难解其味。孔子讲“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又讲“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意思是，八卦可以辨别并判定吉凶福祸。《易》的卜吉筮凶之功能，显而易见。因卦象而推演吉凶，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孔子又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可见，“观象系辞”是推演吉凶的至简至易的方法。
南宋易学名家朱震在《汉上易传》中概括，《易》之本质就是“用”，若是以乾坤为体，那么八卦就是“用”。若是以八卦为体，那么六十四卦就是“用”。若是以六十四卦为体，那么三百八十四中变化就是“用”。这个“用”就是使用功能的意思。陈抟在《正易心法》中指出乾卦（☰）借坤卦（☷）上爻而生兑卦（☱），兑为泽，为溪流泉涧，兑卦生于地上，一看卦象就很明白了。（☰）借坤卦（☷）中爻而生离卦（☲），离为日，行于天中，又和地之中气上下感应。孔子在《系辞》中总结古圣先贤观象系辞，以结绳网罟取诸离（䷝），服牛乘马取诸随（䷐）等，尤为精妙。《离》卦（䷝）二爻到五爻为坎（☵），坎为鱼虾；二爻和五爻为阴爻，有网格勾连纵横之象。《随》卦（䷐）下震为马（☳），二爻到四爻是艮（☶），艮为牛。震（䷐）为乘，艮（☶）为服，服牛乘马之象甚明。且艮（☶）为奴仆，为手，为驱使，上兑（☱）为吆喝。奴仆牵牛驱马并吆喝，何其形象？
我个人观点，《易》正是因为它的卜筮功能，才具足魅力。正是因为它能够定吉凶，才充满无尽的诗意。这种卜吉筮凶的功能，让孔子都流连忘返，他直陈胸臆：“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同样道理，咱们也不能因为《梅花易数》是本卜筮书，就把它一棍子抽死。至于郑万耕教授所言：“目前，《梅花易数》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以至于使许多人盲目崇拜，笃信不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流传很广”，恰好佐证《梅花易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神乎其神”，也足以说明该书有独特的卜筮价值，否则，何“神”之有？至于“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话值得商榷。不知道郑教授搜集了哪些素材资料，证明这个“很不好的影响”的存在？术本无过，得失自在人心。如同一把刀，可以用于砍柴生火，也可以用于屠戮行凶，刀本无过，善恶取决于持刀之人。
本文中，笔者拟对《梅花易数》的学术源流、体例构建和长短得失做个简要梳理，以期对爱好《梅花易数》的朋友有所裨益。当然，斯文乃一家之言，难免鄙陋瑕疵，贻笑方家。
壹
《梅花易数》的学术源流
《梅花易数》既然托名邵康节所作，不外乎两点：其一，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书》及其先天卦说的影响力深远；其二，《梅花易数》的卜筮理论的根脉和邵氏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要深入了解《梅花易数》，就要溯本求源，了解一下邵康节究竟是何许人也。
㈠邵雍及其著述。
邵雍（1011年12月25日-1077年7月5日），字尧夫，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一说生于河南林州市，另说生于河北涿州。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中有记载，“邵雍字尧夫。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元祐中赐谥康节”，主持谥仪的欧阳棐，据谥法，以“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欧阳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第三子。
邵康节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和北宋年间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他是北宋先天象数易学的创立者，著述《皇极经世书》一部共六卷，计六十四篇。其中末卷的第六十三篇和第六十四篇，系邵康节的门生张岷等人，根据先生生平讲习言论，辑录而成，世人称之为《观物外篇》。
《皇极经世书》始第一篇，终于第三十四篇，阐述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以“大四时”元会运世关注人类历史命运的发展进程，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仁义礼智等“加一倍法”进行卦象推衍，明阴阳升降之变，论治乱兴衰之道，体现出邵康节作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对人类命运的近乎英雄主义的终极关怀。从第三十五篇至第五十篇，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平上去入、开发收闭论律吕声音。声本无形为阳，属天卦，以《六十四卦方圆图》之西北十六卦论之。音发自于唇舌齿牙喉，有质，为阴，属于地卦，以《六十四卦》方圆图之东南十六卦论之。声有160个，其中无声无字共48个，所以声实有112个。音有192个，无音无字共40个，去除后，则音实有152个。声音相乘，各得一万七千零二十四，演为万物数。律吕声音以《挂一图》和《既济图》配卦，演算走飞动植之万物的兴衰存亡命数。
简言之，邵康节在《皇极经世书》中以大四时“元会运世”推演天命演进，小四时“年月日时”推演万物荣枯。
《皇极经世书》第三卷，始于五十一篇，终于六十二篇，名为《观物内篇》，详细讲述乾兑离震配元会运世、日月星辰，坤艮坎巽配时日月年、水火土石的配卦法。卷三的《观物内篇》和卷四的《观物外篇》是研读卷一元会运世和卷二律吕声音的津梁。
除了《皇极经世书》外，邵雍还有《伊川击壤集》传世。
㈡邵雍学术思想的源流。
据《宋史》载，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师承于北海李之才。邵伯温【3】在《易学辨惑》中也提及：“先君（邵雍）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伯长，性严急，少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顺，如事父兄，略无倦意。”宋代学者朱震在《汉上易传》中也提到，陈抟以先天图传授于种放，种放传授于穆修，穆修传授于李之才，李之才传授于邵雍。据此可见，邵雍先天易学思想可以上溯到陈抟，学术的师承相授脉络清晰。这也是后人把陈抟易学和邵雍易学合称为“陈邵易”的原因所在。
邵雍的师父李之才（980年-1045年），字挺之，山东青州人，精于《易》学。《宋史》载，“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据说李之才名“才”，名至实归，的确满腹经纶，只不过生性朴拙，不慕权贵，所以一生郁郁不得志。李之才性纯孝，母丧，悲恸过度，丁忧后即撒手人寰。李之才的师父穆修（979-1032），字伯长，北宋文学家，山东郓州人。穆修性情刚烈耿介，喜好论斥时弊，愤世嫉俗，一生贫困潦倒。穆修的师父种放（955年-1015年），也是个个性鲜明之人，不慕世俗荣华，醉心于仙道之术。
陈抟老祖学术传承脉络图
种放的师父陈抟（871年11月25日-989年8月25日），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养生家。《宋史·陈抟传》中说他“能逆知人意”。他能预知前来求见的道士贾休复，不为别事，就想要自己斋室墙壁上悬挂的那个大瓢。还能预知郭沆的母亲深夜暴病。作为正史记述，虽寥寥数语，足见陈抟的筮法高明。
㈢邵雍“遇事能前知”。
《宋史》评价邵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就是智慧超乎凡人，遇到事情能提前知道的吉凶。然而，程颐并不认为邵雍属于能掐会算的那种术士，之所以能够“前知”，他理解为“其心虚明，自能知之”。也就是说，邵雍修行层次高，心性虚空澄净，能够洞悉天机，并非依托筮法而通达推演。程颐是和他的哥哥程颢同为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邵雍同巷居住三十年，经常来往，世间事无所不谈。按理说，程颐和程颢两兄弟，对邵雍是非常了解的。既然程颐都认为邵雍并非凭借术数推演吉凶，后人就据此推断，邵雍原本不懂术数的。
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讲述了张载曾为邵雍算命的故事。邵雍病中，张载【4】途经洛阳探望他。见面后，张载就为邵雍把脉，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接下来，张载又问邵雍：“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婉拒道：“世俗所谓命者，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听后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学界有人据此推断，邵雍原来不信“世俗之命”，自然对术数的精深更无从谈起。
我个人理解，邵雍不信世俗的命理术数，并不意味着他就不通筮法。试问，一个“于书无所不读”的易学名家，会连最起码的“大衍筮法”都不了解吗？这有点不符合常理。只不过，在邵雍眼中，世俗的术数都是江湖末技，仅属于易之“用”而已。相比之下，他更重视的是易之“体”，也就是所谓的“天命”。易之体，是“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之用，是“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和器，从哲学思维的境界层次而言，有天壤之别。
邵雍诗作《闲行吟》中有句，云：“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意思是，靠着占卜考问疑惑，会更加疑惑。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是，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的背后，都有天道主使，靠着占卜吉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病深何药可能医”，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药医不死病”，真正要死的病，是无药可医的。隐藏于医药治病的功效的背后，难道就是邵雍所讲的“天命”？
或许，凭阴阳五行八卦，论生克刑冲旺衰，推吉凶得失福祸，在邵雍看来，都是属于低等层次的玩法，他更推崇的是“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更向往的是“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的天人合一的圣境。——这就是邵雍心目中的超凡入圣，唯有如此，才能“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才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时事者焉”。（参邵雍著《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邵雍身体力行，他做到了，所以“遇事能前知”。
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还记载了一桩邵雍“遇事能前知”的故事，原文如下：
康节先公先天之学，伯温不肖，不敢称赞。
平居，于人事禨祥未尝辄言。（宋英宗）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
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
客曰：“何也？”
康节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
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鷁退飞’、'鹳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矣。”
至熙宁初，其言乃验，异哉！
邵雍听到桥头的杜鹃啼鸣，就知道不出两年，朝廷将会启用南方人为宰相，开始变法，从此天下将乱。文中所提到的“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是指北宋时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的“王安石变法”。此次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要改变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的受损，尤其是“保马法”和“青苗法”，更让民众苦不堪言。邵雍对此次变法是不满的，当然，他没有像他的师爷穆修那样激浊扬清，壮怀激烈；更没有想他的太师爷种放那样，归隐山林，不问俗世。仅仅把自己的不满情绪流露于诗中：“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邵雍《无酒吟》）
变法推行期间，邵雍的很多门生故旧，身居州县要职，看到新法的弊端，或上疏弹劾，或上奏辞官。邵雍听闻劝阻道：“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诚然，能够在本职范围内，尽量宽松一点，让民众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证，远比弹劾更有意义。至于辞官，也不足取，“贤者所当尽力之时”，岂能退避三舍，隔岸观火？邵雍的见解，何尝不符合他所讲的“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
㈣“皇极数”的纷繁芜杂。
虽然，邵雍“平居，于人事禨祥未尝辄言”，他不怎么讨论人事的吉凶福祸，但是，他的门生和后人，却在“皇极数”的应用上，背离大道，越来越远，流入术数，愈演愈烈。
比邵雍小20岁的沈括【5】，在《梦溪笔谈》中提及到江南人郑夬，原文如下：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期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
予后因见兵部员外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此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
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沈括在文中所引郑夬之论“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就是邵雍所讲的“天根月窟”。什么是天根月窟呢？邵雍有诗句：“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也就是说，邵雍以《地雷复》卦（䷗）为天根，以《天风姤》卦（䷫）为月窟。清代安徽当涂人徐文靖所著《皇极经世考》中，指出“天根”出自于《国语》，“月窟”出自于西汉扬雄的《长杨赋》。郑夬另言“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实际上，就是“十二消息卦”阴阳升降而变六十四卦。南宋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有详细阐述。
沈括在《郑夬说易》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兵部员外郎秦玠，他的言说“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此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值得商榷。
其一，“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有故弄玄虚之嫌。
其二，“西都邵雍亦知大略”，言下之意，邵雍也没有全明白。
其三，“已能洞吉凶之变”，这句话最为恶毒，直接把邵雍从“物理性命”之学的思想家，一把推搡到术士的行列。须知，两宋时期，义理派才是官方认同的正统，而邵雍的先天象数易说，本身就游走于义理和象数的边缘线上，秦玠为邵雍学说贴上“能洞吉凶之变”的标签，无疑是别有用心的。
《宋元学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让我们明白秦玠的怨恨之心。原文如下：
郑夬，字扬庭，江南人。为盂县主簿时，司马温公以其明《易》荐之。所著有《易传》十三卷。
夬与秦玠求学康节之门，康节以夬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玠颇好任数，皆不之许。玠尝语夬以王豫独传康节之学，夬从豫力求之，豫亦不许。会豫疾且卒，夬赂其仆于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己学。著《易传》、《易测》、《宋范》、《五经明用》等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至所作《变卦图》，即康节《先天图》也，尝以示玠。夬既得豫书入京，国子监试策问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说对，有司异之，擢在优等。
阅此可知，郑夬和秦玠原本相识，还曾一起求学于邵雍。只不过，郑夬华而不实，热衷于名利，秦玠痴迷于卜筮吉凶，所以，邵雍拒绝了此两人拜师的请求。秦玠消息灵通，私下对郑夬讲，邵雍独传王豫秘术。郑夬转投王豫门下，又被拒绝。郑夬心不死，“会豫疾且卒，夬赂其仆于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己学”。后来，郑夬竟然通过贿赂王豫的仆人，窃取资料，还凭借所得资料，著书立说，封官加爵。——这手段，令人不齿。也难怪邵雍当初拒绝传授郑夬，情有可原。
邵雍的门生王豫，字悦之，又字天悦，河北大名府人。《宋元学案》说他“瑰伟博达之士也，精于《易》”。王豫听闻邵雍品性高洁，寻上门来，想收邵雍为徒。见面后，王豫和邵雍谈论三日，反而被邵雍的学识见解所征服，转而拜师于邵雍门下。王豫英年早逝，一生没有授徒。王豫去世后，其家人就把他生前的手稿同葬于墓穴中。1206年，吴曦【6】反叛，兵荒马乱，有盗墓贼掘开王豫的坟墓，窃取手稿《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蜀中道士杜可大闻讯，重金从盗贼手中购得王豫遗书，苦心钻研五十余年，后依据皇极数推知，当传授廖应淮。廖应淮是幸运的，祝泌也曾传授他“皇极数”
杜可大和廖应淮，这对师徒很有故事。廖应淮，字学海，自号溟涬生，建昌军南城人。《宋元学案》说他“抱负奇伟”，三十岁的时候，到杭州，上疏痛陈奸臣丁大全的乱政罪行，触怒丁大全，被罗织罪名，发配到汉阳军。（谨按：“军”是宋代行政区划，隶属于路，下辖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汉阳军就在今天湖北武汉的汉阳区。）廖应淮披枷带锁，高歌离开杭州城，前往发配地。当时的人们非常敬重他。不曾想，廖应淮刚到汉阳，杜可大已经在江边等候。这戏剧化的一幕，《宋元学案》描述如下：
可大揖曰：“子非廖应淮邪？”
应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
可大曰：“字宙太虚一尘尔，人生其间，为尘几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间，矧吾子邪？然自邵尧夫以先天学授王豫天悦，天悦死，无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吴曦叛，盗发其冢，得《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余贿盗得之。今余五十岁，数当授子，吾俟子亦久矣。”
乃言于上官，脱其籍，尽教以冢中书。其算由声音起，应淮神鉴颖利，可大指画未到者，应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为不及云。
廖应淮天资聪慧，根器不凡，连杜可大都自愧不如。学成先天数后，廖应淮“能洞知未知”，到临安闹市“卖大衍卜”。廖应淮后来把生平所学，传授于彭复初。彭复初，字复之，南宋进士，今天江西安福县人。他“精于易，尝本朱子、邵子之说，著《易学源流》”。彭复初把自己所学，传授于傅立。傅立字权甫，号初庵，德兴人。元朝学者，刻意经学，有文名，尤精于易。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祝）泌精皇极数，其甥傅立传其术，为元世祖占卜，尚能前知。”傅立既得廖应淮的传授，又得祝泌《皇极元元集》之学，所以傅立所学较为全面。
邵雍先生《皇极经世》的传承，进入南宋后有两条主线索，一个是张行成，一个是祝泌。张行成，字文饶，号观物先生，四川临邛人，南宋学者，历官直徽猷阁、兵部郎中、知潼川府。他曾归隐数年，在川中跟随牛无邪学皇极，又从蜀中估籍吏人手中购得邵雍秘传十四图，继而闭门十年，潜心研究，著述《皇极经世索隐》、《述衍》、《元包数义》等书，他的主要弟子是吕凝之。南宋时期，兵连祸结，张行成在川中任潼川知府时，为国捐躯。其弟子吕凝之是否继续授徒，暂不得考。吕凝之，字默夫，一字泽父。高宗绍兴间进士，以才为茶马使者，后任太府寺丞。作《观物篇》，书中图表栏目上写有“康节手笔也”的字样。其说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所推崇。
祝泌是南宋饶州德兴人，字子泾，号观物老人，曾任饶州路三司提干，著述有《皇极经世钤》、《观物篇解》等书稿。曾传皇极数于廖应淮和傅立，傅立传授于程直方，程直方传授于陈樵。
陈樵（1278—1365），元代隐士，字君采，东阳亭塘人。元末隐居小东白山银谷涧中，身披鹿衣，自号鹿皮子。幼承家传，师事程直方受《易》、《诗》、《书》、《春秋》之学。摒弃仕途，以读书著述自娱。
张行成和祝泌的后世弟子脉络图
陈樵（1278—1365），元代隐士，字君采，东阳亭塘人。元末隐居小东白山银谷涧中，身披鹿衣，自号鹿皮子。幼承家传，师事程直方受《易》、《诗》、《书》、《春秋》之学。摒弃仕途，以读书著述自娱。
两宋时期，通过研习《皇极经世》并著书立说，升官进爵者，大有人在。但进入元代后，“皇极数”的研习者中出现了很多不慕名利之士，如程直方、陈樵等，他们或躲进小楼以读书自娱，或隐居山林以寄情山水，或耕读为业，或卖卜为生。
元朝蒙古政权统治华夏，历时九十八年，这期间研习《皇极经世》的后续者们多远离仕途，遁迹于江湖之远，琢磨出丰富的术数体系，如“成数大定”、“范围分定”、“南极神数”、“北极神数”和“邵子神数”等。术数体系的演变越来越烈，越来越丰。而且，大多术数都奉邵雍“皇极数”为正统，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这无疑为《梅花易数》提供了学术建构的充实资料。尤其是明代嘉庆年间杨向春的《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以及明代万历年间喻有功的《周易悬镜》，更是直接为《梅花易数》的编撰者提供了素材。
贰
《梅花易数》的体例构建
《梅花易数》术数体系的发展，大致是经历宋元时期的酝酿，到明代中期逐渐成熟，于明代中后期由术家删繁就简，汇编而成。因为邵雍的易学思想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所以后世诸本均署名邵雍先生撰写。同时，诸本虽内容大体一致，但名称各有不同。例如，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崇祯年间的抄本，书名为《新镌增定相字心易梅花数》。后来的诸本均祖于此版本，但名称所有不同。如清康熙年间善成堂本名为《新刻先天后天梅花观梅拆字数全集》。清乾隆年间书业堂本名为《新刻增订邵康节先生梅花观梅拆字数全集》。道光年间聚益堂本，题名为《新增梅花数》。光绪年间校经山房本名为《梅花观梅拆字数全集》，扫叶山房本名《新刻增定邵康节先生梅花观梅拆字数全集》。宣统年间，上海铸记书局本，才开始命名为《梅花易数》。
下表是明崇祯年间秣陵聚德堂抄本，《新镌增定相字心易梅花数》的目录。
通观《梅花易数》，共五卷，前三卷主要论八卦象数，后两卷重点讲拆字。清代学者陈梦雷编订《古今图书集成》，多采明代典籍，其中的《博物汇编·艺术典·拆字汇考》即收录现在通行本《梅花易数》卷四和卷五的主要内容。
我们还可以看到，最早版本的《梅花易数》比现在的通行本，在卷首多出来十幅图，分别是《无极图》、《太极图》、《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等。
诚然，《梅花易数》这门体系从酝酿、发展到最终的成稿，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而，浙江山阴人陈士铎在整理书稿时，难免有东拼西凑的嫌疑。除此之外，还有几处学术上的硬伤。当然，瑕不掩瑜，这不能作为一棍子抽死的借口。试述如下：
㈠《梅花易数》的东拼西凑。
第一、书稿中筮案的东拼西凑。
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梅花易数》（以下简称“石印本”）的卷一，有《老人有忧色占》，原文如下：
己丑日卯时，偶在途行，有老人往巽方，有忧色。问其何以有忧？曰：“无”。怪而占之。以老人属乾为上卦，巽方为下卦，是天风姤。又以乾一、巽五之数，加卯时四数，总十数，除六，得四为动爻，是为天风姤之九四。《易》曰：“包无鱼，凶。”是《易》辞不吉矣。以卦论之，巽木为体，乾金克之，互卦又见重乾，俱是克体，并无生气。且时在途行，其应速。遂以成卦之数，中分而取其半，谓老人曰：“汝于五日内，谨慎出入，恐有重祸。”果五日，此老赴吉席，因鱼骨鲠而终。
该筮案实则出自于明代术家喻有功先生的《周易悬镜·卷八·老人断例》，原文为：
乙丑日辰时，有老人自我左角来，面带忧色。问曰：“有何忧事？”答曰：“无。”因占之，乾天卦，左角为巽，合以巽为地卦，乃天风姤。乾六巽四共十数，乃四爻动，“包无鱼，凶”。兼以乙丑日，巽方为败亡，辰时为祸害，彼时偶立，见老人之来，乃动以接之，故其应稍迟。乾巽十数中分，取十数言之。故曰：“子宜慎，恐五日内，东方辰巳时，因酒生病。”退后五日，此老有人招饮，鱼骨梗亡。
喻有功著述《周易悬镜》的具体年代不详，但根据该书的卷首，有甘士阶的序文，且落款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据史料可知，甘士阶担任此官职的时间是1599年（己亥）至1604年（甲辰）。从1604年后，甘士阶就调任两浙巡抚，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仕途生涯，并积劳成疾，于1608年病故于任上。《梅花易数》的撰稿人陈士铎先生，生于明天启年间（1620年-1627年）。也就是说，当喻有功的《周易悬镜》成稿并刊行后，20年左右，陈士铎才出生。很显然，但凡《梅花易数》书稿中的案例，有近似于《周易悬镜》的，均为陈士铎借鉴而来，甚至还有削足适履之嫌。
比如说，同样一则筮案，《周易悬镜》中是“乙丑日辰时”，到了《梅花易数》却变成了“己丑日卯时”。原因是，前者以后天数起卦，后者以先天数起卦，为了契合自己的起数结论，陈士铎只好偷换时间。此外，喻有功是行走江湖，以卖卜为生的术士，自然不缺少实战卦例，所以，整理资料的时候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充满自信。陈士铎毕竟是中医名家，估计可圈可点的实战案例并不多，所以省却了主语，至于是谁占断的筮案，敷衍带过。
我们通过两则筮案的比对，从占断的技术层面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甲、卦数不同。《梅花易数》用的是先天卦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周易悬镜》用的是后天卦数，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等。
这是什么原因呢？
起卦方法的分别，也就是“先天起数”和“后天起数”的不同。所谓“先天起数”，就是“未得卦，先得数”。所谓的“后天起数”，就是“先得卦，后得数”。很显然，《老人有忧色占》属于“后天起数”，应当用后天卦数。
再考明嘉靖年间杨向春著述的《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以下简称“发微”），在《发微·卷二·先天后天辨》中杨向春明确指出：“盖未得卦先得数，以数起卦，故曰先天；未得数先得卦，以卦起数，故曰后天。”他又指出，先天起数，卦数当用先天卦数。后天起数，卦数当用后天卦数。
《周易悬镜》，后天起数用后天卦数，是严格遵循两种不同起数方式的法度而进行的。至于《梅花易数》以先天卦数去置换后天起数，只能说，是陈士铎删繁就简的一种创新。
乙、是否加时辰。
《梅花易数》中配时辰出动爻，但《周易悬镜》中弃时辰而不用。按照《发微》所言法度，不管先天起数还是后天起数，均须配时辰出动爻。道理很简单，时辰元素的介入，增强了卦象的多变性，更具备时空一体的哲学价值。
丙、《周易悬镜》中应用到《后天时方》，也即，不同时辰和方位本身所对应的吉凶。《梅花易数》全书中，仅誊抄《后天时方表》于卷五中，关于其用法，只字不提，这令后学者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当然，《周易悬镜》也大量借鉴了《发微》的术数思想。我拟后来专门撰文阐述之。
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发微》具体印行时间不详，但从序言中可以得知，邓世芳作序的时候，是隆庆二年，也就是1567年。序言中还提及，此前有还有两次刻印，一次是“兵宪棠山任公刻之大理”，再次是“葵阳李公刻之中书科”，这两次当为嘉靖年间刻印。即便以隆庆二年的三刻本而言，《周易悬镜》的刻印也要比《发微》晚近四十年。
《石印本》卷一的《少年有喜色占》，原文如下：
壬申日，午时，有少年从离方来，喜形于色，问有何喜，曰：“无”。遂占之，以少年属艮，当上卦，离为下卦，得山火贲。以艮七、离三加午时为七，总十七数，除十二，零五为动爻，是为贲之六五爻，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吉。”《易》辞已吉矣，卦则贲之家人，互见震坎；离为体，互变俱生之。
我们再看看《周易悬镜·卷八·少年占例》：
壬申日辰时，少年相遇我前而来问卜，遂占。艮乃少男，自离位来，作下卦，乃《贲》五。爻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此辞吉，方吉时吉，当以吉论。但吾在座，其应迟。断曰：“子半月有币聘之喜，午月酉日应之。”
同样的一则筮案，陈士铎依然把“壬申日辰时”改为“壬申日午时”，唯有如此，才能符合先天数的所成卦象。此筮案，《周易悬镜》所讲的“方吉时吉”，考诸《后天时方表》，我们就可以知道壬申日，辰时吉，离方也吉。（参 邵康节 撰，周浩良 整理 《故宫珍藏善本梅花易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P184.）
再考诸《后天时方》，我们才明白，《老人有忧色占》原本是“乙丑日”，为什么《梅花易数》要修改为“己丑日”。原因是，不用卯时，无法切合先天数卦象。不改动为“己丑日”，无法对应卯时“凶”，巽方“孤败”。——这也说明，陈士铎对《后天时方》的使用方法，还是相当了解的，整理筮案的时候，思维缜密。
《周易悬镜·卷八·少年占例》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技术要点，就是应期“午月酉日应之”。我们从原卦《山火贲》变《风火家人》，即便可以断吉凶，以及大致的应期，但无法推导出午月酉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后天起数须用轨数，得数二五零二，分为元会运世。世数为零须“隔借”，找会数五应之，“五十中央土”。元数和世数都是二，“二七南方火”，火生土，火旺于午月，所以应在午月，生助有力。至于酉日，直取连山卦数二为兑，为酉金，定日建。这种推算方法，喻有功是烂熟于心的，之所以没有整理出来，恐怕是为了节省篇幅吧。
《梅花易数》中的筮案，除了上面两则是仿习于《周易悬镜》之外，还有《牛哀鸣占》、《鸡悲鸣占》、《枯枝坠地占》分别仿写于《周易悬镜·卷八》中的《推牛断例》、《推鸡断例》、《坠枝断例》等。《观梅占》和《买香占》借鉴于南宋邵彦和的大六壬筮案。至于《牡丹占》也是从宋代马永卿的《懒真子》中邵雍的断案而获得的灵感吧？须知，按照马永卿的记载，邵雍牡丹占用的是“加一倍法”，而不是《梅花易数》中的起例方法。这些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想，假使郑万耕教授想对《梅花易数》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参考如上资料，从案例上着手，就更为彻底了。遗憾的是，如上资料，郑教授未必了解。
第二、术数理论的东拼西凑。
明崇祯年间秣陵聚德堂抄本《新镌增定相字心易梅花数》（以下简称“秣陵本”）卷首的十幅图，也是从宋儒著述中零星补凑而来。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秣陵本》卷首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的注解，原文曰：“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子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今考陈抟去世于989年，穆修出生于979年。陈抟去世的时候，穆修仅10岁。穆修是山东郓州人，在孩童时期就跟随陈抟学习先天图？不太符合实际。此图传自于邵康节不假，但注解中的史料明显经不起推敲。
《梅花易数》的起卦方法和解卦思路均借鉴杨向春的《心易发微》。如《秣陵本·卷一》的卦数起例、卦以八除、爻以六除、互卦起例、年月日时起例、物数起例、声音起例等，都是参考《心易发微·卷二》的《为人占例》、《自己占例》、《动物占例》、《观物占例》等内容。（明·杨体仁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P158-161）
《秣陵本·卷三》的占卜坐端之诀、占卜十应诀等均源自于《发微》的《稽疑十应》等内容。
《秣陵本》最后两卷的拆字部分，也均有所出。两宋之交，拆字术较为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成都人谢石、安徽新安人朱安国（系谢石弟子）、安徽新安人汪龙、安徽新安人张九万，此四人又被后世术家称为“宋代测字四大高手”。他们在大量测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建构相对完善的测字术数理论。
据传，谢石，字润夫，有《相字心易秘牒》传世，后为清初程省所得，苦心钻研后，竟成后世一代名家。程省有《测字秘牒》传世。汪龙是盲人，以测字术名噪一时，他不仅把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代入测字中，还开启了笔画入卦的占法。很显然，汪龙的测字理论对元明时期的术家有着深远影响。《梅花易数》的作者自然也汲取了前人的实战经验，辑录于书稿中。
例如，《秣陵本·卷四》中有谢石的筮案，原文如下：
昔谢石以折字名天下。宋高宗私行遇石，以杖于土上画一“一”字，令相之。石思之曰：“土上加一画，成'王’字，必非庶人。”疑信之间，帝又画一“问”字，令相之。为田土所梗，两傍俱斜侧飘飞，石尤惊曰：“左看是'君’字，右看是'君’字，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石俯伏谢恩。帝因召官之。次日，召见偏殿，书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头太重，压日无光。”上默然。时秦桧弄权，适忤桧，竟贬之边地。途中遇一女子，云能拆字。石怪曰：“世间复有如我拆之者乎？”遂书“谢”字，令相之。女曰：“不过一术士耳。”石曰：“何故？”女曰：“是寸言中立身尔。”石又书一“皮”字，令相。女曰：“石逢皮即破矣。”盖押石之卒即“皮”姓也。石大惊服。石曰：“吾亦能相字，汝可画字，吾相之。”女曰：“吾在此即字也，请相。”石曰：“人傍山立即'仙’字，汝殆仙乎？”女笑而忽失。盖世有妙术，术有妙理，在人心耳。然数定固莫能逃也。石意不返。
笔者考此筮案，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字触》中有更丰富详实的记载。周亮工出生于明代万历年间，要比陈士铎大十岁左右，去世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他去世后，陈士铎依然在世三十年之久。当然，《梅花易数》最早的抄本在明崇祯年间，周亮工的《字触》刊行于康熙六年。所以，《梅花易数》的原著者不可能借鉴《字触》中的资料。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字触》是周亮工辑录前人的筮案而成。其中关于谢石的筮案部分，下面有注文，援引自《宋道直拆字经》。或许，陈士铎先生是否参考过这本资料，暂不得考。
诚然，无论是术数的筮案还是理论体系，《梅花易数》都有东拼西凑的嫌疑，这一点，也成为后世学者们诟病的话柄。殊不知，《梅花易数》这本书的价值恰好就在这种广采博取上。尤其是关于八卦类象的提炼，解卦技术的定性和定量的见解上，更为独到。即便是起卦方法，杨向春的《发微》原稿上，也语焉不详。至于测字，《梅花易数》中的“观梅心易拆字法”更为后世术家所推崇，也是公认的体例最为完备、方法最为周全的实战系统。如同后人评价王梓材和冯云濠所点校的《宋元学案》一样，即便在文字整理的艺术性层面上稍逊于黄宗羲的原稿，但是，王、冯二人采撷了更为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到如今很多都已经失传，因而弥足珍贵。《梅花易数》中的《齐景至理论》、《金声章》、《玄黄赋》等篇章，术数实战价值极高。
《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篇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三要不虚，而灵应之妙斯得也。是道也，寓至精至神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安得圆机通三昧者，与之论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序言，作序者是清灵子朱虚，清灵子是道号，他应当是一名道士。他所提及的“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也是一名道士。刘湛然道士的生平不考，若是序言属实，则《三要灵应篇》应当是刘湛然传授于朱虚，陈士铎获得这份秘籍后，辑录于《梅花易数》中。很显然，这样的资料都是很珍贵的。自古以来易学的传承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显传，一种是秘传。显传世人得见，秘传就相对隐晦的多。故而，秘传的部分最易于销声匿迹于岁月中。
《梅花易数》的作者本无意编造出一个“邵康节手书”的谎言，倘若如此，他也不至于把《三要灵应篇序》所关联到的刘湛然、高处士和朱虚的人，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书稿中。——这是白痴级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造假之举，对于陈士铎这样思维缜密之人，绝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的。作者之所以要署名“邵康节著”，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表达对某种学术理论的原创者的由衷敬意。如同南宋时期的张行成的徒弟吕凝之，他所著述的手稿，在每页的上端都要标注“邵雍亲笔手书”的字样。——很显然，这是文化的尊重。
㈡《梅花易数》的张冠李戴。
在《梅花易数·卷三》中论及“三要灵应”的应用群体的时候，列举出一系列人名，如“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陈希夷，继而得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而不知其姓名者不与焉。”
所谓的“三要灵应”，作者解释道：“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的确，学易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灵应”呢？古往今来的术家，想在术数上有所造诣，灵性思维至关重要，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是，有人就抓住刘伯温是明代人，并以此立据，指出《梅花易数》托名邵康节所著的伪书。其实《梅花易数》的作者之所以托名邵康节，充盈其内心的是对师承法脉的敬仰，绝非刻意造假。这个问题，前文已论及，兹不赘述。
我要讨论的是，上面的几个人物的年代顺序，不符合时间逻辑。如刘伯温是元末明初青田人。牛思晦，应当是牛思德，可能在书稿的誊抄和刊印过程中的笔误。牛思德曾是从司马光学习《皇极经世》，他是牛无邪的父亲。牛无邪是张行成的师父。所以牛思德和牛无邪父子当为南宋初期人。至于刘湛然是两宋之交的人，高处士又是他的朋友，并传授《三要灵应篇》于刘湛然，所以同时期的人。至于朱清灵子朱虚，作序的时候是“宝庆四年”，历史上只有南宋末期宋理宗以“宝庆”为年号，仅存续三年的时间，故而，压根就没有“宝庆四年”。我估摸着，恐怕朱虚作为道士，隐居于深山，不闻世事，“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按照时间顺序，刘伯温应当排在朱清灵子之后。至于富寿子和泰然子，这两位是何须人也？无从考起。皇甫真人是元代张可久的道号，若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应当位于朱虚之后，刘伯温之前。
严君平是西汉后期人，《太玄》作者、易学名家杨雄的师父。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人。因此，严君平应当排在东方朔之后，诸葛孔明之前。
我个人认为，原文人名的时间先后顺序应当修订为：“用之者鬼谷子、东方朔、严君平、诸葛孔明、管辂、郭璞、袁天罡、李淳风、麻衣仙、陈希夷、高处士、刘湛然，继而得者邵康节、邵伯温、牛思晦、牛思继、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皇甫真人、刘伯温。其年代相传不一，而不知其姓名者不与焉。”
为什么刘湛然道士要排在邵康节之前呢？
虽然刘湛然生卒年不详。但他和北宋著名诗人、散文家王禹偁交好。王禹偁曾有诗作《送筇杖与刘湛然道士》，原句如下：
有客遗竹杖，九节共一枝。
鹤脰老更长，龙骨乾且奇。
我问何所来，来从西南夷。
因思汉武帝，求此民力疲。
明明圣天子，德教加四维。
蛮貊尽臣妾，县道皆羁縻。
僰僮与笮马，入贡何累累。
此竹日已贱，轻视如蒿藜。
我年三十七，血气未全衰。
况在紫微垣，动为簪笏羁。
倚壁如长物，岁月无所施。
寸心空爱惜，惜此来天涯。
忽承明主诏，来谒太一祠。
再见刘先生，气貌清且羸。
持此以为赠，所谓得其宜。
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随。
步月莫离手，看山聊搘颐。
微物懒致书，故作筇竹诗。
诗文中的“有客遗竹杖”，这个“遗”是赠送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人赠送给王禹偁一根筇竹拐杖，而王当时岁数不大，“我年三十七，血气未全衰”。王禹偁考虑到刘湛然道士“气貌清且羸”，年事已高，所以才“持此以为赠，所谓得其宜”。王禹偁生于公元954年（北宋前），此诗写于990年，那时候的刘湛然已经风烛残年了。（按：据此推知，在宝庆四年作序的朱虚，当时刘湛然的再传弟子。否则，其作序之时，应当有228岁，显然与事实不符。）王禹偁去世十年后，邵雍才出生，因而，刘湛然肯定要排在邵雍之前。
㈢《梅花易数》的学术硬伤。
考及皇极经世及其后世的术数系统，卦数的使用较为复杂。有先天数、后天数、中天数、太玄数、河洛数、策数和轨数等。然而，《梅花易数》的作者把繁杂的“皇极数”进行简化，规定所有的起卦和解卦均严格按照八卦先天数和后天卦位进行操作。的确，这符合“大道至简”的“简易”思想。殊不知，正因为太过于简化，反而让后学者无所适从。
例如，起数的时候，若是仅仅从数着手，那就属于“先天起卦法”，用先天数起卦，并配时辰出动爻。倘若取象起卦，则属于“后天起卦法”，须用八卦后天数，配时辰出动爻。这一点，前人在书稿中早已明确指出。而《梅花易数》则规定全部使用先天数。
须知，卦分先后天。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如此解释先后天，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邵雍又说：“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这个心就是太极之前的无极，无极就是“致虚极”。先天之学必须虚心守静，澄怀观道。唯有如此，才可以“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皇极讲元会运世，应性情形体。元为太易，会为太初，运为太始，世为太素。太易“未见气”，太初“始见气”，太始“始见形”，太素“始见质”。（参《易纬乾凿度》）太易者，性也。太初者，情也。太始者，形也。太素者，体也。先天为元，为太易。中天为会，为太初。后天为运，为太始。至于世，后天之后天，为太素也。从元起始，元之元是先天，元之会是中天，元之运是后天，元之世是后天之后天。皇极经世的术数系统常常都以运为用，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运为后天，万物有形有彼此，故而有吉凶。站在运的角度，逆行，经历“会”，返回“元”，那就是从后天回归先天。若是顺行，从“运”到“世”，以及世之元、世之会、世之运、世之世，那就是从后天顺行到后天之后天。从后天回归先天，就是“知来者逆”。从后天到后天之后天，就是“数往者顺”。
《梅花易数》是性情之学，所以非常重视“三要灵应”，作者强调“占决之际，寂闻澄虑，静观万物”。这一点，看似简单，实则不然，不少研究“梅花数”的爱好者，一生都难以相通弄明白。殊不知，“寂闻澄虑，静观万物”是先天之心性，是“见其形之善恶，察其理之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最终实现“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的妙境的重要保证。或许，《梅花易数》的作者意识到“先天之心学”太重要了，所以，直接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故鼎新，要求把后天数统统抛开，直指先天，当下回归于太易之心性。——想法是好的，然何其难也！
先天须从道着手，所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后天须从术着手，所谓术，就是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超越于物质的形状、结构、秩序、质量、状态、性质等之上的哲学层面的普遍性规律。“形而下”就是受制于物质世界的种种桎梏，关注于现象界的技术面研究。“形而上”就是佛家所讲的精神彼岸，“形而下”就是物质此岸。——试问，红尘中有几人可以突破物质世界的限定呢？又有几个人可以摆脱现象界的枷锁呢？
所以，《梅花易数》独钟于先天，而抛弃后天，也是不足取的。先天适合心性空灵之人去应用，后天更有助于诸多的研习者去玩占。
若是从术的层面做探讨，《梅花易数》在辨旺衰上是仅仅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为旺，这是“粗线条”的操作方法，忽略了“四值”的年纲、月令、日建和时辰在具体的定性和定量上的“进退、浮沉、真假、实虚”和“刑冲克害、生扶拱合”等更为精确细腻的分析。
时间是流动的空间，空间是凝固的时间。比如说，寅山，既可以应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又可以应寅方。若是应寅月，斗柄建寅，天下皆春。若是应寅方，又可以符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时间和空间，原本可以如此完美地统一起来。——足见古圣先贤的高度智慧。卦象是时空的产物，如坎卦可以应子年子月子日子时，又可以应子山。在《梅花易数》中，作者没有深入探讨八卦和六十四卦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状态下的内涵，这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
当然，从《梅花易数》在崇祯年间刊印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后世术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观梅心易数”的玄奥，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体会。——这无疑弥补了原稿中的不足，何尝不是幸事一桩？
纵观《梅花易数》，除了“重先天，轻后天”、“重四季，轻四值”、“重体用生克，轻时空特质”之外，还有“重卦象，轻策轨数”等技术面的硬伤。不光如此，在卷四和卷五的“拆字”内容中，也有诸多地方语焉不详，给后世术家留下悬案。如“六神笔画”的立太极和定旺衰等，“神煞笔画”如“亡神”、“家神”、“贵神”、“天狗煞”等的使用条件等，以及某些笔画五行的论述，在操作中并不切合实际情况。如“一点悬空土迸尘”，按照作者的意思，但凡一“点”悬空，如“永”字上端的一点，是悬空的，当作“土”来论。笔者在大量的实战中发现，并非如此。至于“腹中横短作囊金”，如“月”字中的两短横，作为“金”来论，也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其它的问题，就不做讨论了。将来我会撰文深入分析之。
当然，这一切如彩云遮月、宝珠蒙尘般，最终还是抹杀不了《梅花易数》的耀眼光芒。
叁
《梅花易数》的术数价值
前文提及，《梅花易数》辑录了很多宝贵的术数实战资料，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都失传了。所以，此书即便仅仅是一篇荟要文集，都功不可没。更何况，《梅花易数》的术数实战思想和原创性思维，远不止这些呢？
甲、使占卜程序更加明晰。
如在《石印本·卷二·占卜总诀》中，作者明确指出起卦之后的分析思路，“先看《周易》爻辞”，借助爻辞吉凶论断。“次看卦之体用”，以体为主，用为宾，论五行生克制化而辨吉凶。“又次看克应”，所谓“克应”，就是兆机，具体来讲，就是“如闻吉说，见吉兆，则吉；闻凶说，见凶兆，则凶。见圆物，事易成；见缺物，事终毁之类”。最后是“复验已身之动静”，也即“坐则事应迟，行则事应速；走则愈速，卧则愈迟之类”。
这些操作程序的先后次第固然重要，作者并没有模棱两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明主次，讲取舍，如“必须以易卦为主，克应次之。俱吉则大吉，俱凶则大凶。有凶有吉，则详审卦辞及克应体用之类，以断吉凶也。要在圆机，不可执滞”。
乙、试图从生克中挖掘吉凶的性质。
这在《石印本·卷二·体用总诀》中，有全面的阐述。为便于表述，我把原文整理表格如下：
很多研习《梅花易数》的爱好者，往往忽略了《体用总论》中关于八卦“生体”和“克体”的论断及其术数实践的价值。这些论断具有按图索骥的作用，只要记忆熟练且能灵活应用变通，不仅可以测来意，还能够预测未来的吉凶，应验率极高。
《梅花易数》就用八卦生体和克体，就可以非常直观地评断吉凶及其性质，远比奇门、六爻和八字等术数，简单明了得多。
丙、原创性的“一体百用”。
《梅花易数》重体用，以体为主，用为宾，看主宾之间的生克关系论吉凶。这是初学者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常常发现有所不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梅花易数》还有“一体百用”的妙法。《体用类》曰：“然人知一体一用之常，不知一体百用之变并体之变。”
所谓的“一体百用”分为三个等级结构。
第一个等级，卦象中的主卦，静体动用，论体用生克而推知吉凶。
第二个等级，除了主卦中的体卦之外，主卦的用卦、互卦和变卦的用卦，都是“用”。
第三个等级，卦象的体卦不仅以卦象中的其它卦为“用”，还以外部的天文、地理、人事、器物、时方等一切要素，都是用卦。
譬如，若是得卦《水雷屯》变《泽雷随》，主卦中的震卦是体，主卦中的坎卦是用卦，互卦中的艮卦和坤卦、变卦中的兑卦等，都是用卦。若是求测者前来问卜，此人所落座的方位，换成卦，也是用。这才是“一体百用”的内涵，纳卦象入时空，观万物而有情。
丁、提纲挈领的拆字《指迷赋》。
后世术家对《梅花易数》卷四和卷五的拆字术，给予极高评价。如清初的测字名家程省先生，在《测字秘牒》序言中，就对“观梅数”大加褒奖。他的《测字秘牒》也深受《梅花易数》拆字术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比照全稿就不难发现。
石印本《梅花易数·卷四·指迷赋》中，关于书写笔画的论述，非常精妙。原文如下：
为官则笔满金鱼，致富则笔如宝库。
一生狐独，见于字画之欹斜。半世贫穷，乃是笔端之愚浊。
非夭即贱，三山削出，皆非显达之人；四大其亡，尽是寂寥之辈。
父母俱存兮，乾坤笔肥。母早亡兮，坤笔乃破；父先逝兮，乾笔乃亏。坎是田园并祖宅，稳重加官。艮为男女及兄弟，不宜损折。兑土主妻宫之巧拙，离宫主禄之荣枯。震为长男，巽为驿马，乾离囚走，壬主竞争。震若勾尖，常招是非，妻定须离，若是圆静，禄官亦要清明。离位昏蒙，乃是剥官之杀。兑宫破碎，宜婚硬命之妻。
金命相逢火笔，克陷妻儿。木命亦怕逢金，破财常有。水命不宜土笔，不见男儿。火命若见水笔，定生口舌。土命若见木笔，祖产自消。相生相旺皆吉，相克相刑定凶。举一隅自反，遇五行而相之。
略说根源，以示后学。
这段文字中从用笔的肥满枯瘦、正和斜以及字体的宫位等角度，讲述拆字的占断技巧，尤其是，还结合年命的五行属性论生克，定吉凶。据此可见，《梅花易数》的拆字术理论已经非常成熟。
当然，《梅花易数》对象数易的卜筮技法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书稿中具备学术价值的部分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陈春林 2021年2月1日 午时 于《皇极梅花》编辑部
文中资料备注：
[1]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又号莲公，自号大雅堂主人，浙江山阴人。约生于明朝天启年间，卒于清朝康熙年间。据嘉庆八年《山阴县志》记载：“陈士铎，邑诸生，治病多奇中，医药不受人谢，年八十余卒。”
[2] 尚秉和（1870-1950），字节之，号石烟道人，晚号滋溪老人，学者称槐轩先生，河北省行唐县城西南滋河北岸伏流村人。晚清进士，著名易学家。尚秉和博学善文，喜玩金石，工于绘事，精通中医，于易学造诣渊深，是象数派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品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辛壬春秋》及《易说评议》等易著之津梁。
[3] 邵伯温，北宋理学家邵雍之子，字子文，洛阳人。生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卒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年七十八岁，葬于四川嘉州犍为县南黄花冲。曾监华州，知果州（今南充），任提点成都刑狱等职。著有《邵氏闻见录》、《河南集》等。
[4] 张载（1020年-1077），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凤翔郿县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赅，历代传颂不衰。
[5]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县人，北宋官员、科学家。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6] 吴曦（1162-1207），德顺军陇干人，南宋中期将领，系南宋名将四川宣抚使吴璘之孙。1206年，吴曦叛宋降金。1207年，自称蜀王，仅41天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