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礼乐志》中记载：“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所谓韦后之难，是指公元710年，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兵变，杀韦太后、安乐公主等人，杜绝了武则天事件的历史重演。政变之后，李隆基之父李旦复辟为帝，即唐睿宗。李隆基则在后来成了唐玄宗。《礼乐志》的这句话表明，当初李隆基平定韦后势力，靠的是散乐一部。散乐人作为李隆基的武装力量，在此后成为他的情报机构，成为皇权专政的重要支柱。等等，散乐不应该都是唱歌跳舞的艺术家吗？怎么成了情报人员？“散乐”一词最早出自《周礼》，“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此后，散乐便一直指民间比较优秀的伎艺演出，而“散”有两重含义，一是民间伎艺分布零散、不集中的意思，二是散乐的伎艺种类多样化，从唱歌跳舞，到胸口碎大石、高空走钢丝无所不包。散乐中的百戏，曾在汉代被用来接待外国使节。隋炀帝时期，河东人裴蕴把周、齐的散乐征集起来，以乐户的形式隶属于太常。隋朝的散乐，有博士、弟子以相传授。《资治通鉴》记载：“庚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隋唐两代，由于统治者的偏爱和提倡，散乐中“杂戏“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唐代，有人看中了散乐人所具有的另一重价值，那就是信息交换的工具——一是因为散乐人基本都为王公贵族所养，他们为了自己的饭碗，也必须誓死捍卫主人的利益。例如唐高宗就曾告诫滕王元婴，“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已经将散乐人看成是府僚一样的防守城池的重要力量，而不仅仅是唱歌跳舞之辈。二是因为散乐人一般身怀绝技：飞刀、吞剑、吐火、甚至西域幻术等等。这些技能正好可以用来做情报工作；例如大唐教坊里的舞蹈家公孙大娘，诗圣杜甫写有一首慷慨悲凉的《剑器行》，写尽当年公孙剑器之盛：公孙大娘的高超剑术，表演时虽是艺术，但在必要之时，一样可以发挥出杀敌功效。三是散乐人可以掩饰身份，而且散乐人经常外出表演，方便探查地方官员的治绩。李隆基登基时，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散乐人。武则天让位给儿子李显后，韦皇后便勾结武三思想要统治朝政，她的兄弟韦温掌握实权，形成了韦氏家族集团。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卖官鬻爵，韦皇后也视而不见。李显，也就是唐中宗去世后，韦氏借机独揽大权，还想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帝。韦后此时想成为第二个女皇帝。韦后已经掌握朝中大权，李隆基不可能通过朝堂博弈来获取胜利，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必须是自己人。于是，李隆基的散乐人成为他发动政变的前锋力量，例如当时一名“长九尺，力能倒曳牛”的散乐人，拿着挑帷幕的杆子就跟着李隆基闯进皇宫，功高卓著。这些身怀绝技且忠心耿耿的散乐人，为李隆基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开始将散乐人系统培养为情报人员。开元二年八月起，唐玄宗一连下了三道敕书，不准散乐人随便外出表演。要是发现散乐人违反命令，给他提供住宿的主人、接纳他演出的地方官员都要打三十大板。至于散乐人，则由地方官押解遣送回原籍。散乐人的原籍，并非具体地名，而是指长安城内的内教坊。散乐人原本属于太常寺。唐朝立国之初，就设有太常寺来总管礼乐，举凡国家庆典、宫廷宴会，都需要太常寺提供节目。太常寺紧邻朱雀门，距离宫城比较远，每次从太常寺调乐人非常不便。此外，皇帝和大臣更爱听流行音乐，即俗乐，可是乐人在太常寺排完雅乐再演俗乐，有时会很不适应。有鉴于此，唐高祖李渊成立了新的演奏机构——武德内教坊，设在宫城内，这里的乐人主要表演流行音乐。到了唐玄宗，他设立的内教坊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主要培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特工人员。为加强对散乐人的控制，唐玄宗削弱了太常寺对演奏人员的管理。一次，他在九曲欣赏太常寺乐舞表演，令内教坊散乐与太常散乐一决高低，有点类似于擂台赛。眼见太常散乐胜出，唐玄宗便命令小宦官袖子里藏着铁棍，混在太常寺那边的演员中，冷不丁就抽演员一棍子。太常寺官员和演员被打得根本无法正常表演，只能败北。次日，唐玄宗即下诏，夺去太常寺对散乐等“俳优杂技”的管理权力。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截图，许合子，隶属内教坊宜春院新内教坊规模宏大，分为宫内的“办公区”和宫外的“生活区”。“办公区”是乐工在宫内休息待命、排练的场所，“生活区”则根据艺人的歌舞专业不同分为两区，称为“左右教坊”，是乐工安家落户的地方，兼宫外排练场所。唐玄宗之所以禁止散乐人在民间演出，其实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可以随时派内教坊的散乐人到特定地方搜集情报，任务结束时，再暗示或明示该地地方官将散乐人抓捕，遣送回宫中。这种抓捕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以免散乐人被当地某些反叛势力所追杀。有了地方官的护送，散乐人就可以安然无恙的将情报带回给唐玄宗。唐玄宗之所以重视情报工作，也是“一朝被蛇咬”。他登基后不久，安南出现民变。起义首领梅叔焉等围攻州县城池，一时间难以收拾。最后，民变虽被镇压下去，但是祸害之深、遗毒之广，让唐玄宗触目惊心。唐玄宗深刻体会到，闭目塞听、下情不达会给整个王朝带来灭顶之灾。为此，唐玄宗开始将内教坊的散乐人培养为情报人员。然而，也正是因为散乐人的主要精力用在情报等工作上，以至于主业荒废。《旧唐书》记载：
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 子，李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又闻《清乐》唯《雅歌》一曲，辞典而音雅，阅旧记，其辞信典。汉有《盘舞》，今隶《散乐》部中。又有《幡舞》《扇舞》，并亡。
唐高祖时代的内教坊，为散乐人设定了严格的教育和考核制度，纷繁复杂、体系完备。而唐玄宗的新内教坊，只有短短的一句：“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唐玄宗对新内教坊散乐人的特殊定位，决定了他对散乐人的管理重心，不可能在歌舞水平的考核之上。因此，内教坊的散乐人在参加庆典、宴会的演出时，只是一个背景角色，《资治通鉴》记载：
“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
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攻克长安后，迫不及待地搜捕乐工，并且逼死乐手雷海青、囚禁大乐丞王维，很可能就是为了铲除唐玄宗的亲信势力。看了这么多，再回想起《霓裳羽衣曲》，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已不仅仅是盛唐歌舞，还有那群耳聪目明的演员——他们正在搜集场内场外的信息，交织一个情报，或许背后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吧，无论多小的尘埃，穿越千年，都能令我们思绪飞扬。参考文献：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王宁：《散乐小考》
王立：《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
郭威：《地方官属音乐机构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