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 在方向明确的道路上
最近几年常听人说，“诗歌回温了”，仔细想来，这绝非一句虚言。的确，放眼当下诗坛，表现不尽如人意之处依然不少：诗歌圈内之“热”与诗歌圈外之“冷”的对比反差尚未获得根本性改变，读者景仰的拳头诗人和深邃大气的经典作品还不多见，文本思想孱弱或技术游戏的现象没有受到相应的控制，网络书写方式仍不时泛出“藏污纳垢”倾向。但令人欣喜的是，人们已经能够在喧嚣的背后感知到诸多希望因子的潜滋暗长，诗坛有了出离边缘化低谷的可能。如今诗坛的写作队伍数代同堂，异常壮观，每年作品产量惊人，远超《全唐诗》总数；诗歌奖项、活动此起彼伏，难以数计；手机短信、微信和广告以碎片化的泛诗或准诗的形式强点渗透，仿佛生活中早已“诗意盎然”；特别是诗人们以一系列的努力，促成诗歌自身正在进行着内在形象的重构，找准了明确的路向，而方向感的获得恰恰是一个诗人、流派乃至潮流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诗歌摆正了诗与生活的关系。它延续新世纪以来诗歌的选择，从贯通八九十年代的“大词”书写和“圣词”书写两种诗歌形态中汲取教训，规避过于贴近时代或过于疏离人类、人间烟火气匮乏的路线，既不让诗歌成为简单的匕首投枪，也不让诗歌沦为空载的列车，更不让诗歌仅仅停浮于“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自觉发掘诗与日常生活的渠道，寻找诗与人生、现实对话的机制，表现“此在”的处境和经验，在最无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像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好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绽放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和富于场态张力的描述，见出了农人的艰辛和苦楚，它以稻子、女人、我和命运等几者关系的建立，已经触摸到了乡土悲凉命运的本质内核，以及敛静、节制而低抑的语词背后那种无法言说的精神疼痛。诗人出色的直觉力，敦促着诗歌超越了片断的感悟、灵性和小聪明，抵达了事物的根本，入笔虽小，旨趣却远。天岚的《一世》、桑克的《从高铁上看到的冬日荒原》等，也都以平常事物与生活的观照，寄寓着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诗人们这种执着于人间烟火的“及物”选择，进一步加强了诗和生活的联系，使写作伦理大幅度地得以复苏。
文本意识的自觉与强化，提升了近几年诗歌的艺术品位。在艺术竞技场上文本是最有说服力的认知，使诗人们纷纷淡化运动情结和诗外功夫，致力于文体、修辞、语言等层面的技术打磨，寻求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的艺术方式。意象与象征的传统手段时常可见，但已在视角或深度上出新。如胡弦在表现个体和世界对立的《空楼梯》中，抒情主体躲到了文本背后，而让楼梯作为自我的镜像，传达对人生的看法。楼梯获得了“对世界的指认功能”，它像对楼梯的内在透视解剖，又似创作经验的曲折敞开。你可以说它昭示了黑暗中的一点希望，也不妨说它在触摸着生命的悬空之感，空楼梯“那么喜欢转折，使它一直无法完整地/看见自己”，并且充满不可知的因子，正可理解为人生的象喻，形象的间接表现相当客观而含蓄。吸收其他文体长处以缓解诗歌自身压力的“叙事”技术，在诸多诗人那里愈发精湛纯熟。如霍俊明的《与老母乘动车回乡》基本以叙述作为维护诗歌和世界关系的手段，“地铁里滚动的电梯和滚烫的人群/母亲血压正在增高/还有乡下人的恐高症”，“她疲倦了/头靠在'和谐号’的背椅上/她不出声 脸朝向窗外//皱纹堆垒的脸看不出任何表情/车窗里的人没有表情/车窗外的田野也没有表情/连头顶上万里无云的天空/也看不出表情”。抒情与意象已让位于人物和一些细节、场景、片段、过程，诗性叙述赋予了诗歌一种叙述长度，对现实更具包孕性和吞吐力。城乡文明的碰撞中有返归的急切和喜悦，更隐含着深切的精神疼痛。至于像“那些岁月的包浆，就像苦难一样发出光/只是我们没人挂在嘴上，四处炫耀”（韩文戈《包浆的事物》）这样朴素亲切的姿态，则在近年的诗歌界构成了大面积的覆盖，它无疑缩短了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诗人们领悟了诗歌的自由机制，以多元化的姿态建构起诗坛的健康生态格局。诗的本质是自由，其最佳状态是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都不硬性地规约任何创作个体；同时，新时代诗歌整体风格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趋同的过程。如今诗歌在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等各种向度都有生长空间，不同时段的抒情主体竞相登场，谁也不挡谁的路。官办刊物、民办刊物和网刊各司其职，彼此应和；地域诗歌打旗称派，“呼朋引伴”。诗学风格、创作主体、生长媒体与地域色彩等纷呈的镜像聚合，异质同构，达成了诗坛多元的敞开与对话；尤其是托举出一片个人化新作的文学奇观。每个诗人都有个性化追求的“太阳”，在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等方面，各臻其态，如于坚的拙朴平易、朵渔的沉重深邃、郑小琼的低抑尖锐、王小妮的澄澈从容。在当下同质化倾向严重的诗歌时代里，个体间的魏紫姚黄，既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又满足了读者丰富的审美期待。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的指认只是几种主体倾向，它们还称不上潮流性的存在。我以为这是实情。新时代诗歌正走在方向明确后的“路上”，至于走得怎样，现在恐怕尚不好评判。上述几种倾向不应该覆盖当下所有的诗歌，唯有如此诗坛才会真正多元共融、百花齐放、活力不断；并且这几种倾向也没必要进行人为干涉，过快地推进，而宜让其按自身的逻辑平缓发展。诗人们学会快起来是一种功夫，学会慢下来更是一种艺术，要知道经典和大诗人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滋养起来的。路向已经找准，还担心走不远吗？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不仅延续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而且有效地把现代的挑战纳入中国文化内部，把现代化变成一项普惠大众的事业，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不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一种特殊的例外，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因此，新时代的诗歌写作，不仅是民族化的，也是世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