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智泉流韵》特邀作家张海林原创散文《爷爷和他的薛庄旧事》

原创:爷爷和他的薛庄旧事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谢富治兵团于1947年11月初挺进豫西,挥扫伏牛山东麓,连克八县城,宝丰、叶县相继解放,并建立了中共宝丰县委和中共叶县县委。宝丰县委在原薛庄乡、曹镇乡、焦店乡、北渡乡(1993以前的乡)区域内设立四区、五区、六区委员会。其中原薛庄31个村、焦店7个村、曹镇16个村属于四区委员会,驻地:滍阳街。县、区委建立以后,四区、五区、六区以当时部队留转地方工作的同志为主,组成了工作队,深入以上所属各村,密切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访贫问苦,深入群众,扎根串联,发展党员、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开展对地主、土匪、恶霸的斗争,收缴武器弹药,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村里的党员、党小组长或者是支部,都是在区委直接领导秘密开展工作,在每个自然村就建立了农会政权、民兵武装及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短短两年时间,同地主、恶霸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力量,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农民的阶级觉悟,建立健全和发展壮大了农会政权组织,为建国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此期间,四区、五区、六区共建立92个农会,仅四区54个村农会。当时四区、五区、六区这一带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匪首刘子铺、孟献臣等网络匪徒200多人,在姚孟一带丘陵村庄,夜袭明散,破坏新生的农会政权,为彻底清剿他们,1949年5月,六区党委在县公安大队的协助下,进驻姚孟地带侦查,掌握土匪活动情况。很快与叶县、郏县合作,捕捉了刘子铺,消灭了匪徒上百人,彻底清剿了这股土匪分子,为民除了一害,保护了新生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间,河南省委、许昌地委和宝丰县委,在原焦店乡东太平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为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铺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幸的是我的爷爷张庚申,就是当时薛庄村农会政权的第一任村长。

从1947年到1949年四区区委会由临时驻地闫口村迁往滍阳街,当时农会政权相当薄弱,匪患猖狂,国民党参势力都不断对新生人民政权袭扰破坏。根据上级要求爷爷和其他革命同志一样隐藏着共产党员身份,虽然是薛庄第一任村长,群众说是“土改”干部,或者是称为“穷人头”,都不知他的身份,直到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公布党员身份大会,大家纷纷去看共产党员,我奶奶也迈着蹒跚的小脚去看时,群众才对她说:“你还看啥哩,恁家老张就是共产党员,天天生活在一起,还用看?”,奶奶站在路边目瞪口呆。自那时奶奶才知道藏在身边的秘密。

爷爷有把手枪从不离身。睡觉时像电影描述的一样,放在枕头下面。区委在滍阳街的时候,爷爷经常去汇报工作。滍阳街是座千年古镇,是北达洛阳、西安、兰州,南抵南阳、襄樊、汉口的陆路交通咽喉,又是淮河上游的重要码头。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加之交通方便,历来是南粮北盐的重要集散地,所以当时滍阳街“商贾云集,行店林立”。

古滍阳共有东、东南、南、西、北五道门,东门以迎许昌方向客商而叫“迎旭”、东南以望古楚国故地叶县而叫“望楚”、南门临滍水叫“临”、西门因应水像一条玉带一样绕城而走而叫“带应”、北门可通宝丰和洛阳而叫“通宝”,城墙共九里十三步,滍阳街离薛庄约3公里。

爷爷经常走“通宝”往返于薛庄和滍阳之间,当时没有公路,来往于薛庄与滍阳的商道土路和羊肠小道,城外几乎是荒郊野岭。危险无处不在,爷爷就经历过一次生死险情。

有一天,爷爷在区里汇报工作后从滍阳街往回赶,天色已晚,漆黑一片,出城一段路程后爷爷警惕到有人似乎跟踪,情况不明,爷爷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是忽远忽近,隐隐约约。爷爷一会儿蹲在路边沟里、一会儿躲在草丛里观察敌特人员的具体情况,对方也是格外小心,因为毕竟农会基层政权已成立,各村都有民兵武装,他们也怕中埋伏。在离薛庄一半路程时,爷爷已经观察出对方3个人,都有武器,当然,对方也了解到爷爷的情况,一个人,没有埋伏!对方立即有了底气,不再悄悄跟踪,而是紧急追赶。爷爷早就把枪上了堂,在接近射程之内,敌人率先开枪,也是为了麻痹对方和节约子弹,爷爷在敌人开头两枪没有还击,趁夜色来回躲闪,一会儿爷爷发现一个略微较高地势,开始还击。夜色渐深,非常寂静,当第一枪打响时,离得最近的肖营村的民兵组织立即有了反应,几个值班的民兵队员便快速向枪的地方赶来,黑夜里爷爷和敌特人员都能看到民兵提着手电筒向这边奔来,接着,薛庄的民兵组织也打着手电筒向爷爷这边支援过来。敌特人员哪肯轻易放弃,三个人疯狂射击,爷爷边还击边大声用口令与赶过来的民兵沟通,步枪打的远,赶来支援人员很远就开枪了,敌特人员顿时感到不妙,害怕被包了饺子,开始向西南方向逃窜,随即爷爷开始和民兵追击敌特人员,结果是一名敌特人员被击毙,另外两名逃离。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宝丰县的滍阳、薛庄经过几次区域划分。1949年成立薛庄乡(当时就含:薛庄和肖营两个村),1949年到1955年爷爷都任乡里的委员,1958到1964年爷爷任薛庄村党支部委员,1964年到1965年任薛庄公社的委员(当时薛庄公社含:薛庄、何庄、三里桥、郭庄、沙河李、烟洞庄7个村)。由于爷爷没有文化(像爷爷一样的有点文化革命同志都到县里工作了),脾气耿直,又倔强,属于又红又专那一种革命思想,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让人受不了,总是得罪人。有一次,上级检查,公社社员红薯都胃里都吐酸水了,有个别社员将红薯皮剥了仍在地上,他为了批评社员不珍惜粮食,又将地上的红薯皮捡起来自己吃了。

后来啊,上级安排爷爷到薛庄道班当书记,那时可能奶奶已不在了,奶奶过世的早,我的记忆中没有奶奶的印象,据说奶奶年龄比爷爷大好几岁,我对爷爷印象就是从他在薛庄道班的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爷爷那时候应该早就退休了,应该回到自己家里,但由于三个儿子家里都穷得叮当响,都八十年代初了,每个儿子一家几口人挤在两间土坯房里,他也会去也没地方住啊!那时父亲刚从陕西调回平顶山九矿建材厂工作,我和姐姐还没分地,吃饭都成问题,没办法总是到肖营村外婆家借粮食吃。单位也算是照顾爷爷就让他继续住在道班,刚好道班也缺个看大门的。爷爷的三个儿子邻居们经常开玩笑的说:“您家老爷子,当得哪门子官啊!连自己的孩子们都照顾不到”。三个儿子也是无奈的摇头,因为爷爷对他们很严厉,儿媳妇们更不敢吭声了。父亲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能说明这问题,那年,父亲看见公路边有棵杨树干死了,寻思着把它锯了,回家能打个家具什么的,就鼓起勇气跟爷爷开了口,结果得到爷爷大声的呵斥:“不行,绝对不能让被人觉得给自己人徇私情了”,父亲气的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更让人可气的是没过多久,村一个困难家庭想要这棵树,爷爷二话没说把树给人家了!我挺理解当时父亲心情的,想想那时候谁家不穷啊!

爷爷自己生活在道班,整个道班院子被班爷爷收拾的干净利落,花红柳绿,翠竹一排排拍的,前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水池,池里有睡莲,还养着满江红观赏鱼,窗外的空地上还种着草莓,爷爷的孙女和孙子们都爱去玩,关键还有好吃的。我记得爷爷有很多先进工作者和劳模奖状挂在墙上。爷爷非常爱干净,他的屋里布置的有条不紊,干干净净,东西摆放规规矩矩,异常整齐,床单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所有衣物都是自己清洗,衣服还用茶缸放热水烫平,连帽子都整的有角有棱的。有时候我在想,想爷爷的这种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因为爷爷在薛庄解放前一直在大户人家看长工(给大户人家做饭),难道是受大户人家感染吗?还是受过特殊训练或培训,不得而知....。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好些年了,人们开始追求时尚,爷爷回到了家,但思想转变的没那么快,看不惯有些时长存在。他不敢看见年轻人梳个“三七”的发型,他直骂:“汉奸头”。那时薛庄剧院后边围墙外背风,往南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冬天老年人分纷纷坐在那里扎堆晒暖。年已古稀老人们围成个圈,会打个纸质麻将牌,我也看不懂,像桥牌那种样子,长条形,毛二八角的娱乐。中午我去叫爷爷回家吃饭时,稀奇问他为什么不玩,爷爷回答:“不干正事,别学那赖材料”,真是无语啊!

1992年的初冬,爷爷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

爷爷一生没给家人留下任何物质上的财产。他性格耿直、脾气倔强,到处得罪人,思想禁锢在那些困苦的年代,在孩子们心中地位也是生怯的,平淡的。时间过去难么多年,在现在他的行为也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不被人认可......。

但是否有种叫做“信仰”的东西在他身上,没人去想。

作    者:张海林,河南平顶山人,文学爱好者,

现供职于:平顶山市平新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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