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6：古代文明起源条件与逻辑
常思勇 （公众号：感悟常识） 今天
从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称作苏美尔的一片荒原。
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在这里，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事实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
什么是文明
问题是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文明，是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但这里所说的文明是从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强调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以历史为载体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
人类学历史学学者把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称为古代文明。指出将古代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有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就是城市的居民。第二条标准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 第三条标准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灵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统治。
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三条标准，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这三条标准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质时，仍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古代文明起源的地理与技术经济条件
首先，古代文明起源的条件是地质和地理条件。人类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之所以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这些地区的土壤都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非常适宜于农业发展。
其次，古代文明起源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经济条件，特别是技术进步引起的连锁反应。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农业灌溉生产技术。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在引入农业灌溉技术之后，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第二项技术是人类逐渐掌握了新兴的冶金术。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人类可以通过金属冶炼制造更高效的生产工具。
第三项技术，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
第四项技术是车轮的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古代文明起源的政治条件
由于上述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引致食物充裕、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又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
当然，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
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