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长生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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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曰：“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
基于这样的 原因，每个人都应该珍视自己的生命，所以，“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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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成仙不死，养生使得自己长生是成仙的 基础，而后才可以谈到成仙，由养生才可步入长生，进而修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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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养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体系，《西升经》中所谈到的：“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 守根本也”。
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延长寿命的方法，而是一种整个人生的修养体系，充满了一种把握天地规律，积极扭转乾坤的进取精神。今天在谈到道教的养生之 术时，是不应忽视这样的一种气魄和精神的，同时，也要细致深入的研究其积德成仙与养生术数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对道教养生文化有全面的把握。
作为一种以长生不老为追求目标的宗教，道教修炼的总纲即：在涵养道德的基础之上，先以药物求得长生，然后再以数术求成仙。在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论仙》中称：“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表明了 道教修炼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道教的修习中，通过养生的技术而达至的长生是修仙的基础，只要循道而行，修道是可成的。
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俗》中就明确的提出修道以德为先，如若不修道德，那么修行是不会成功的，而修德的具体表现就是立功德，当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明确的说道：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立功德的具体表现是要去积极的帮助别人，使其得免灾祸，疾病痊愈，而不是只以自己修仙为重；同时，还要以儒家忠孝仁信为立身之本，讲求尽忠尽孝，如只是追求方术，那是不会得到长生的。并且，在修行的过程中，不可以有有违道德的过错，否则，不仅不能长生，还有被夺寿的可能：行 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 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
而欲修仙，则根据修得的成果不同，还需要立与之相应的善功，也就是说，这是需要首先在世俗社会中成为一个君子。同时，对其要求则更严厉于普通的民众。其立善之中，不可有一丝恶念掺于其中，否则就要前功尽弃重新来过了。同时，行善不可以求回报，葛洪认为欲求回报之心一起，便会失去所行善事之本心，他说道：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善功难得易失，实为修道者一大事，不能积满善功，即使是有升仙之药，也不能够修仙成功。在修仙上，积善意味着修道者一定要先在世俗社会中尽到自己伦理上的责任，而不是可以径直遁迹深山去修道。这是道教修习者有别于其他信仰者的明显标志。这样的理念，直至宋元时期丘处机依然认为：“大抵外修德行，内固精神，内外功深，则仙阶可进，洞天可游矣”。同时，道教修行养生长生数术的过程中，也越来 越吸收儒家文化中的忠义节孝的观点，丘处机指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真仙直指语录·寄西州 道友书》）
道教修行者在现实的社会中修行，若要达到养生长生，则一定要避免一些已知的或未知的可能的伤害，一般来说，潜心修道之人，谨守老子的“至极虚，守静笃”， 做到隐忍、低调，那么，可以把来自来社会和他人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由自然界带来的伤害基本上是由于四时不调，五谷不和所造成的疾病，那么，就需要 有针对性的功法来进行对治。因此，道教的修行者开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功法来进行保健自身，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技术。
道教的修炼方法如吴筠《元气论》所论，修道的养气长生的机制为：内心不起，外境不入，内外安静，则神定气和，则元气自至。元气自至，则五脏通润。五脏通润，则百脉流行，百脉流行，则津液上应而不思五味，饥渴永绝，三田道成，则体满藏实，童颜长春矣。这应该是道教修行的最简要的一个说明，道教的修炼功法门类繁多，功效各异，但主要的有导引、服气、内丹、辟谷等。导引是运用吐纳呼吸的技术及与之相配合的特定的身体动作，以由此而行气，在《庄子》中，已经有所记载。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成熟的导引术。关于辟谷的技术，在道教中很早就得到了重视，在天台白云子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中说道：“是知吸引晨露，餐饮风露，养精源于五脏，导荣卫于百关，即怯疾以安形，复元和而享寿，闭视听以胎息，返衰朽以童颜”。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曰：“行气之法；少食自节，动其形，和其气血。因轻而止之，勿过失突，復而还之，其状若咽，正体端行，心意专一，固守中外，上下俱闭，神周形骸，调畅四溢，修守关元，满而足实，因之而众邪自出”。内丹术在唐宋兴起后，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道：“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表明了一种对于修道方法的自信，认为通过这样一种修习内丹的技术，可以做到自己掌控自我个体的生命，这样，养生长生的追求也就成为一种基础的成果了。自唐宋以来内丹术成为了道教追求长生乃至成仙的最权威的方法，通过调动起潜藏于人体中的先天能量，使得修习者可以由此养生、长生，乃至成仙。这是一种意义非凡的修炼技术，是道教修行的核心秘密之一，非常值得进行挖掘整理，使之造福人类。
由于修道者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不停变动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受到来自神灵界、自然界、世俗社会的了不可预知的干涉，有些负面的干涉甚至会威胁的修道者的生存。所以，一个修道者若希望修道最终有成，则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修道的过程不能被外界所打断，这样，预先探知来自未知世界的干涉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面对关心修道者对这个问题的疑惑与质询，认为：“我等不知今人长生之理，古人何独知之？”葛洪回答道：此 盖愚暗之局谈，非达者之用怀也。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於既往，审崇替於将来，仰望云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 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於朴素，徒锐思 於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数术的作用是试图事前探知并消弭掉来自不可知的外界的伤害力量，使得长生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道教数术在养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数术活动，可以预先得知可能到来的伤害；二是通过数术活动对于被测知的可能的伤害进行消弭。基于这样的原因，历代的修道者对于数术的修习都普遍的重视，如葛洪即对于风角、望气、遁甲、六壬、太一等方术进行过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并著有关于遁甲术方面的著作，可见他非常精通这些数术。数术在修行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是对于外在不可知的因素有可能的了解，由于道教的修道者所修习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技术，如果不知天意而妄加修行或传习，很可 能反会带来无妄之灾。如张伯端所说三传非人，而三遭天谴，有这样的教训，探知天意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修道中会屡屡出现，解决这 些问题的手段就只有数术一途了。所以这也是修道者修习数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同中国传统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医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进入了道教养生学中，同时，一些著名的道教人物，高道大德也同时是精通中医的一方名医。在《山海经》中，记载了一百三十多种药物，其中，广泛的涉及到养生长寿方面的奇药，如鬼草、荀草、白咎、文茎、耳鼠等，服用之后，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效果，这些，当然地也引起了修道者的关注。《黄帝内经》中已经提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这些思想在道教产生之后，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有些道士本身就是中医学家，秉承药食同源的思想，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以求达到最好的疗效，最佳的养生效果。在道教的服食养生术中，同中医保持了最为密切的关系，葛洪在《神仙传》中所列神仙，也多有以服食药饵为修仙手段的神仙，如师门“食桃李葩”，赤松子“啖百草花”，务光“服韭根”，涓子“好饵术”等，以此来达到养生及长生的目的。在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即罗列出了上百种的药物，如枸杞、黄精、茯苓、松脂等，而这些几乎也都是中医中重要的中药材。葛洪将这些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上 药使人长生，中药养性，下药治病。由于道教修行者是着重研究有明显补益功能的药物，于是，逐渐形成了道教特有的服食养生学，至今这些理论和方法还在被广泛 地运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士中。
此外，还有一种道教独有的服食对象，就是道教的外丹术，这是修道之士养生思想发展的延伸，自汉代开始，淮南王刘安府中方士编纂《中篇》八卷，记载神仙烧炼 的方术。金丹长生的思想也就在后世成为道教修行中一种重要的技术。葛洪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而神丹 的特性是可以使人“不老不死”的。（《抱朴子内篇·金丹》）。夫五穀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虽然，由于道教对于金丹术的秘密的保守，而导致出偏的屡屡发生而后走向衰微，但外丹术对于我国古代化学和药物学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