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中旬，康生来到晋绥边区首府...

1947年2月中旬，康生来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2月下旬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

这个行政村都属于老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郝家坡行政村包括郝家坡、徐家沟等10个自然村，其中郝家坡自然村有124户，内有地主3户，富农3户，中农49户，贫农69户。由于多年的减租减息以及边区政府合理负担政策的贯彻落实，地主、富农的土地大量出典、出卖和被贫雇农赎回，村里最大的一户地主转出土地227亩，只保留土地63亩，全家人均近8 亩，一些贫雇农获得了土地，人均达到了近6亩。这个政村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并不需要再来一个打乱平分，只需进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可解决。

康生在试点工作中却没有这样做。康生在郝家坡认为，在以往的减租减息和清算运动中，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只占极少数，从地主手中转移出来的土地，自由买卖的占90%，农民出了大价钱买土地，地主则卖了地得了白洋又减轻了负担。
他还说，干部对带有恶霸性、贪污性的地主勇于斗争，清算办法也熟练，但没有消灭整个地主阶级的思想。他甚至认为这里根本没有贯彻“五四指示”。

当然，康生也承认，自己对农村确实不了解，没有经验，从延安来，只有八个字，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了解情况，有经验。他还说: 整个的土改，一部分中农得到了土地，得不到土地也得到其他东西。我们要扶植穷人抬头，建立贫农小组，无论如何不能使贫农小组孤立起来。

到了具体划阶级时，康生却提出了自己一套理论。他说: 老区的地主近于破落，和新区不同，在土地占有上看，好像不是个地主了，但这些人如果要从经济上看，那就是犯了绝大错误。他还说: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那些地主了。他们狡猾得很，很多人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

当时，有人提出对于如何划分阶级，晋缓分局 1946年10月印发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已经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可是康生却说，这个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看，那是搬教条。小册子以为下面提高了成分、把中农提为地主了。其实下面的情况不是那样子。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他甚至说按照分局的那个小册子，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了，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个小册子在重庆可以用，在晋绥不能用。

不久，晋绥分局发出指示。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收回烧掉。1948年 4月，毛泽东路过晋绥时曾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

在划阶级成分时，康生提出，不但要看有无剥削，还要看铺摊摊的大小，并推荐了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工作队的“经验”: 进坟地看围墙和石碑，查三代定成分。按照这样的阶级划分法，郝家坡自然村重新划了阶级，地主由3户增加到6户，富农由3户增加到8户，地富的总户数由原来占全村的4.8%，增加到11.3%。

划完阶级后，土改进入诉苦和清算阶段。这时，农民仍习惯于用减租减息时向主席团“提意见”、“提问题”的方式，康生见后认为对地主太客气，提出的要求也不高。他说，要算得地主倾家荡产，要指着地主的鼻子骂，打地主几下也不要紧。在随后的斗争中，农民果然动手打地主。结果，将对地主的说理斗争变成动刑体罚，乱打乱斗现象也就在晋绥蔓延开来。

康生在郝家坡还发明了“化形地主”一词。在一次对地主的斗争会上，群众把一个地主婆往瓦碴上拉，一下子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露出了里面的好衣服。康生说，不要看表面上地主穿了破袄，在土地上装作贫农和破产，在政治上对我们表示开明或同情等，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在经济上把土地变成白洋藏起，在政治上用一种奸猾的手段来篡夺我们的政权，实际上是化了形。由此，“化形地主”一词便传开了，在找“化形地主”的时候，把许多工商业者也当作化了形的地主对待。

康生还鼓励在土改斗争中挖地主的底财，说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底财要坚决地要，只要不逼死他就行。但地主自杀不要怕。于是，晋绥掀起了挖地主底财之风，挖不出就逼，逼不出就打，一些地主经不起逼打而自杀。

廉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还认为“我们的党（指党支部）还不是土地改革的党”，“政权（指乡村政权）也不是土地改革的政权”，“农会干事绝不干农民的事”。因此，不能下决心彻底改造党政农，那么土地改革不会彻底。又说: “凡压迫过群众的干部，群众要斗争就斗争，要求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结果，以贫雇农小组代替了农村党支部和乡村政权，原来的干部被当作阻碍土地改革的“石头”而搬掉。#历史天窗# #学问分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