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学说与独一无二的中国文明
2013-02-16 08:23:39
I 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学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这个名字对中国知识界和民众来说应该并不陌生，1980年代初，我国播放了一部电视政论片《迎接挑战》，当时相当轰动，其中就提到了汤因比的“文明挑战与应战”理论。在那个中国还相对落后的时代，他的理论在国人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随着汤因比辞世时间已久，在社会学科的主流讨论中，汤因比这个名字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恰恰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来温习一下这位被誉为“最后的宏观历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观点。从历史中去汲取智慧和养料，永远会让一个国家保持理性，获得智慧。
汤因比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一个核心理论，就是文明起源的“挑战和应战”。人类从古代到今天的各个社会，都曾经面临着外来的挑战，如果内部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刺激和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甚至改变自身的体制进行应战； 又假设这样的挑战不至过于沉重和超负荷，（因为过于巨大的挑战可能毁灭一个社会），同时这样的挑战又不至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微小的挑战无法激励内部足够的动力），在一个适度的挑战中，就可以引发少数具有创造力的集团的回应，那么社会就进入了文明状态。比如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文明，它所产生的地理和环境条件就非常符合汤因比的理论假设，一方面是广袤肥沃而又松软的土地，一方面是一年一度的黄河泛滥，华夏族的先民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环境刺激，在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里终于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
汤因比通过对世界各个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研究，认为普遍而言，人类文明都会经过“起源 — 生长 — 衰落 — 解体”四个阶段，“挑战—应战”机制导致了文明的诞生，文明成型会继续经历不同的挑战。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一个文明走过不同的“生命周期”：首先，是在混乱混沌中，文明的新因子不断结晶成型；然后在统一帝国和统一的和平下文明成熟；接着，少数执政精英创造出“高级宗教”，形成国家统一的教会、统一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文化；在最后阶段，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善于迎接挑战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少数精英逐渐退化成为少数统治者，随着权力的腐败，文明渐渐进入衰退周期，少数精英再也无法应对挑战，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灭亡。
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一共形成了26个文明，其中16个文明已经死亡了。作为人类文明研究的理论家，汤因比持有一种文化悲观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各种文明最终都摆脱不了生命周期的逻辑。晚年，他在《西方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每个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按照线性逻辑在发展的，文明兴衰的历史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每个文明面对外来挑战时的反应能力，取决于每个文明中具有创造力的少数能否动员和引导多数来迎接和回应挑战，胜利女神总是向那些能够在挑战中迎难而上的文明招手。
根据汤因比的分类，某些社会或是古代文明面临的挑战过小，因而激发的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因此某些文明数千年来都处在停滞发展的阶段，比如澳大利亚的原著居民和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而某些文明面临的环境却过于艰苦、挑战过大，因此文明的发展也非常缓慢，比如在极地严寒中生存的因纽特人（今天散居于格陵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南太平洋群岛时刻面临海啸、火山或是其它自然灾害的波利尼西亚人。而更多的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已经逐步灭亡和消失了，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在小亚细亚如走马灯似、曾盛极一时又迅速衰败的各个古代帝国和文明， 比如准军事化社会的亚述帝国和亚述文明、赫梯人的古代文明、苏美尔人和米底人形成的古代文明等；欧洲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曾经辉煌一时，远远领先当时所有的文明形态，今天也只在岛上留下一些残垣断壁。 甚至有些古代文明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都无法完全确认这一文明是否存在过，比如神秘的大西洲文明，人们只能根据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猜测它曾经的存在，历史的确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无穷的问号。同样，美洲玛雅文和印加文明的衰亡也让人扼腕长叹。
汤因比同时也非常精确地指出，在一些古代文明衰落的同时，也有一些古代文明转化成为了新的子文明，而且文明的核心主体国家今天已经不再单独构成一个文明了，比如古希腊文明，今天已经转化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而希腊本身今天则是一个相对弱小和普通的国家；而在东罗马帝国基础上形成的拜占庭文明则转化成为今天的斯拉夫和东正教文明。
汤因比同时又指出，世界上还有一类文明，经久不衰，文明的载体也始终如一，这类文明虽然古老，但充满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在面临挑战之际反而会不断重新激发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这样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少数。汤因比所指出的特殊长久、适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文明，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
II 为什么中华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公正地说，（笔者个人认为），除了中华文明，还有两个伟大的、对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独特文明，即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印度文明为世界贡献出了印度教和世界性宗教——佛教，而犹太文明的信仰犹太教则是西方宗教的前身，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犹太文明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也具有超级历史延续性和持续性，其文明也在同一个文化主体民族身上经历上千年而延续下来，应该说这两种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都书写了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但是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又与中华文明有所区别：首先，印度文明诞生于外来入侵民族——雅利安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中，从其本源来说是外来民族征服了原著民——达罗毗荼人，然后在综合本地的土著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了婆罗门教文明，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印度文明是外生文明，而本土的原著民实际构成了最低种姓人群的来源。 而犹太人曾经丧失国土两千余年，流落在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才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犹太复国运动建立了以色列国，做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虽代代繁衍，但却是一个长期没有国家载体的民族。
因此，古印度虽然是同中国一样保持连续性的文明，但却起源于外来民族的征服，因此带有“外生”性质，而犹太人文明在地理空间上出现了文明和地理空间分隔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具有超级连续性的文明长时间缺乏地理空间的载体，被迫背井离乡，居人篱下，散居世界各地。反观中华文明，它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内生”文明，其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东亚大陆，而且中华文明的地理载体从来没有中断过。据此，所有文明中，始终保持文明基本内核连续性和保持国土领地的文明，同时又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内源”文明，而非“外源”文明的，仅仅只有我们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这又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是有深刻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的：
一，历史上，华夏族人口的迅速扩张对周边其它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人口增长绝对是古代文明一个重要因素。华夏族的先民其实来自于河南陕西一带，但在人口扩张的条件下，其治理范围不断由中心向边缘扩张。周边夷戎狄苗蛮或是百越等民族在与华夏族的拉锯战过程中，逐渐离开他们的祖居之地，逐步向东和向南方向移动，而华夏族凭借人口优势和文明组织上的优势，使其他民族例如百越逐渐无法与华夏族抗衡。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十倍或是百倍优势的人口往往是湮没抵抗的最佳利器，在一个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文化先进民族的扩散中，其他民族要么外迁，要么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接受同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
二，华夏民族在周朝经历了文化上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经过周礼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确立，再通过孔子编撰《诗》《书》《礼》《义》《乐》《春秋》，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率先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文化典籍的编撰构成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基础，成为华夏族集体认同感和优越意识的重要来源。文化和文字成为联结中华文明最为坚固的情感纽带，可以在面临任何挑战或是逆境的情况下顽强地保护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历经千年依然长存。
三，文字是人类文明社会的重要表征，在社会学家眼中甚至是部落分化社会到阶层分化社会之间的标志。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文字既不同于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的字母文字，同时也有别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国的汉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不同原则的造字法，这既超越了简单的象形文字，将语义的表达大大扩展，同时克服了字母文字容易引起方言向新语言转化的现象。考虑到中国疆域广大，各个地方的方言差别甚巨，尤其是江淮以南的方言更是纷繁复杂，如果采用字母文字拼写，那么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中国可能演化出大大小小几十种新语言，而新语言往往是产生新认同感的开端。而借助世界上唯一的方块汉字，无论区域文化如何丰富多彩，无论中国人如何远离故土，“书同文”都成为中国人强大的文化认同感的基础。
四，由于中国地处亚洲大陆，民族成分构成复杂，考虑到历史上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战，考虑到百越民族和其他民族散居在华夏族周围的事实，一个逐渐成为亿万民众主体文化的文明，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明。正如笔者在本书《大国作为》第三章关于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曾经提到过的那样，中华文明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开放的世界主义文明，日本发展出的是封闭性的、以高度均质种族为中心的亚文明，而西方近现代文明也是以基督教文化结合西欧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构成的。因此中国人、日本人或是西欧人都具有很强的优越感，而中国人的优越感是建立在文化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的产物，而不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只是在西方世界逼迫和面临国家危机存亡之际一种本能反应，而日本人的优越感则带有极端狭隘和危险的种族主义精神气质。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民族成分的复杂构成有关，与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有关，也与亚洲大陆的基本地理环境格局有关。凡是在开阔的大陆地理环境上就容易形成一种“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其对于各种宗教和文化的存在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凡是认同中国文化的胡人，都可以成为中原人士，前提是他们接受中华文化。唐朝的时候，许多波斯人、大食人、扶桑人和高丽人都在唐朝做官，能够作很好的汉诗，礼仪上完全归化于汉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他们都属于中原人。
五，由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占据文明系列的绝对顶端，同时中华文明具有开放世界主义的特征，中国文明可以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等进而转变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吸收和借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宗教特征”比较薄弱，主要涉及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体系，所以，中国人虽然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却没有绝对主义的宗教观点，这是中国文明面对外来文明时异常宽容的原因。除了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在面临佛教和道教力量过于强大，以至对国家权力构成威胁时会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系统地从民间社会和国家权力而来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这是中国文化与许多一元宗教文明的重要区别。
六，由于中国文明具有世界开放主义特征，因此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的世界观，虽然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却决定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内敛与和平的基本特征。中国人的华夷序列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心理基础上的庇护关系，尽管中华处在道德序列的顶端，但是中华帝王也必须以保护小国和周边的秩序为己任，因此中国的“天下”理想是一种世界和平主义的理想和秩序，而完全有别于西方崛起时代的“殖民主义”和“蓄奴运动”。事实上，中国周边的附属国在向中国进贡的过程中，中原皇帝给予的回报往往远远高于附属国的进贡，这导致许多附属国争先恐后地欲来中原朝贡。这样经济上不划算的朝贡制度只有可能存在于中国天下主义的治理结构中。如果按照现代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来看，这样的亏本买卖是任何国家都不会做的。
中国文化的文明先进性、文化开放性、吸收性和宽容性，中国文明特有的世界主义的“天下视角”使中国文明的同化力量空前巨大，任何一个外来游牧民族，即使在其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征服的目的往往是彼可取而代之，即取代中原皇帝成为中华的新统治者。在历史上，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以至于毁灭本是一般规律，唯有独特的中华文明能够打破这个规律，就是因为中国文明的文化优越性和文明向心力所形成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一旦进入中原稳定下来，第一反应都是要恢复儒学，建立汉官制，恢复科举，成为中华文明的新传承者。五胡乱华以后，无数匈奴、鲜卑族人士涌入中原，起了汉姓，与汉人通婚，最终融入到中原文明的浩荡洪流中。
因此，历史上的军事征服中国者，后来都被中国文化征服，往往是少数民族征服了中原，最后反而成为中华一分子，中国的疆域版图就不断扩大。这点倒是后金的皇太极看得很准，在皇太极在世期间，虽然占领了明朝一些土地，但是坚决阻止部下对中原王朝的完全征服，他提出很深刻的一个问题：辽金夏，今日安在焉？征服中国的后果，往往就是民族特性被淹没，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因其宽容和先进，因其不采取暴力的方式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反而引得周边小国愿意臣服于中华。中华文明因为其对不同宗教的宽容，而没有产生任何对异教的迫害，反而容易使迁居中国的外来群体完全融合入中国文化。世界各国中最难同化的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因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有自己的社区，都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节庆和宗教信仰，因此要同化中国人和犹太人是最困难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犹太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建立自己的犹太教堂，参与自己的宗教崇拜，保持唯一的认同感，但在中国的犹太人却是个例外。
北宋时期，欧洲的犹太人由于在各地遭到宗教迫害，有一批就历尽艰辛，移民到中国东京（今日的河南开封），他们初到中国的时候，还完全保留犹太教的信仰，建立了金碧辉煌的犹太会堂。奇异的是，在北宋的开封，回教徒、犹太教徒和当地的中国人相处得非常好，犹太人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免遭宗教迫害之苦。由于犹太人严守旧约圣条，宰杀动物时，严格遵守挑筋的圣训，因此中国人又称其为“挑筋教”。17世纪中叶后，开封的犹太社团的犹太特征开始逐渐淡化，今天这批犹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宗教特征，成为与周围中国人没有区别的“犹太中国人”了，这是犹太人被同化的世界独例。 这里，中华文明再次展现出其文明同化的强大力量，不用暴力，反而使人归心，这是中华民族海水一般地包容力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