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古人“云聚会”：他们都会玩儿些什么？
最近，人们又要过一段物理疏离但安全的生活了。可能会有人无比怀念曾经与亲友聚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宴饮、逛街，也可以看电影、玩“狼人杀”。其实，今天很多的聚会娱乐项目，在中国古代已有原型，除了饮酒赋诗外，也有一些新奇的娱乐项目，让历代文人雅客乐此不疲。不妨跟随国历君，一起穿越回古代跟古人来一场“云聚会”吧。
“般若波罗蜜”，走吧。来源/电影《大话西游》片段
文人雅集：曲水流觞
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时，饮酒赋诗是最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最有名的便是东晋时的兰亭集会，兰亭集会又因曲水流觞而成诗文名扬天下。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子侄王凝之、王徽之等以及名士谢安、谢万、孙绰等共42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办修禊集会。修禊这一习俗源于周朝，在阳春三月，人们来到溪水边洗涤身体，来涤荡过去一年的旧病。这一延续千年的习俗到魏晋时期的礼仪意义已不再明显，逐渐成为文人出游聚会的一个契机。
明代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局部）。画中名士们在修竹傍水的春日美景中曲水流觞，在兰亭中谈论诗文，兰亭雅集成为文人集会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历代文人的追求。来源/网络
王羲之环顾兰亭左右，周边“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借着潺潺溪水，名士们玩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兰亭雅客列坐于溪流之旁，把盛酒的杯子从水的上游放出，顺流而下，杯流到谁面前，谁就取酒而饮即席赋诗，作不出的则要罚酒三觥。盛酒的杯子“觞”也很有讲究，它外形椭圆，浅腹平底，因两侧有耳，状如飞翼，又称羽觞。
影视剧中的“流觞曲水”。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片段
兰亭聚会没有华丽的车服，没有宏大的排场，在杯子流动停止的瞬间，文士们随着心情、美景、一较高下的心态举觞赋诗，挥洒才学，在“一觞一咏”之间畅叙幽情，日暮西山时，曲水流觞结束，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万、孙绰等11人作出两首诗，王涣之等15人作一首诗，包括王羲之9岁的幼子王献之在内的16人未能作诗，故而罚酒三觥。集会尾声，王羲之组织众人将37首诗集结成册，即《兰亭集》，他借着酒兴挥毫为之作序，这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席间助兴：行令投壶
兰亭集会形成了一种“诗酒文化”，不仅是曲水流觞，酒令中的一系列文人娱乐活动对推动集会发展也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酒令是佐酒助兴、活跃聚会气氛的重要游戏，文人聚会的诗酒文化在宴饮的酒令中进一步发展。
酒令源于觞令，众人聚会时推举一人作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进行诗词、联语等游戏，唐宋之际文化繁荣，觞令广泛出现并加以改进。唐代白居易诗云“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其中酒筹便是行令时用的计数筹子。
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如北宋初年的丞相丁谓聚会时，举令“有酒如线，遇斟则见”，对答“有饼如月，因食则缺。”这就是一个叠韵令。欧阳修与人行令时别出心裁，要求必须以罪当被判徒刑的事为内容，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到欧阳修时，行令为“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不解，欧阳修回答“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意为纵酒过度和沾染风月之事，徒刑以上的罪也敢干了。除行酒令外，随机饮酒、不按令出者也有代表：北宋名臣范镇每到春季花繁盛时，便宴客于花下与客约定“有飞花堕酒中者，为全釂一大白”，一阵微风吹过，春花洒落，在座所有宾客酒杯中浮满花瓣，众人在欢声笑语中一饮而尽。
文字酒令有“人名令”“五行令”“拆字令”“飞花令”等，“击鼓传花令”则是曲水流觞的演化。不仅如此，曲牌、中药、节日、花木无不入令，如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聚会之中难以应对，这也正是文人聚会时酒令流行的重要原因。
射覆不同于文字酒令，是另一种猜物游戏。自汉代到魏晋时宴饮聚会较为流行，李商隐在宴饮时写下“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正是这种接近玄幻的猜物游戏的写照。
明人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局部）。画中，明宣宗朱瞻基进行投壶游戏，壶在离席位约二矢半的距离，朱瞻基所投三支箭矢皆入壶中，而其对手全部射失。来源/网络
与射覆相比，投壶更加闻名。投壶，发源于古代的射礼，是酒令中的投掷游戏。壶颈高七寸，腹高五寸，内装有小豆，以防投矢弹出。投壶之戏由司射仲裁，宾主交叉投之，在离壶二矢半约七尺处以矢投壶，中者为胜，负者罚酒。投壶活动中所蕴含的“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的“中正”思想，可以修身养性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唐人高适在《钜鹿赠李少府》中写道“投壶华馆静，纵酒凉风夕”，宋代司马光在与张明叔兄弟聚会时也纵酒投壶，直到薄暮而散。
影视剧中的投壶游戏。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片段
户外集会：球类运动
保龄球、高尔夫球这些今天的聚会娱乐活动，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古人除了寄情山水、郊游踏青外，室外聚会时也进行一系列刺激而富有文化的球类运动。
唐代时，中国出现了类似于保龄球的娱乐方式——“木射”。木射，又名“十五柱球”，以球为箭，以木柱为靶，所以被称为“木射”。唐代《木射图》详尽记载了游戏规则：首先于远处立起十五根木柱，这十五根木柱下粗上窄，不易翻倒。十五根柱子均刻有文字，里面有十根是涂成红色的，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另外五根黑色的柱子刻有慢、傲、佞、贪、滥。参加木射比赛的选手用球滚击木柱，如果击中了上有红字的柱子则胜，击倒黑柱多为负，击倒红柱多为胜者。这种游戏的发明创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体现着古代文人的道德追求。比起保龄球，木射的难度更高，木射可以在户外开阔场地，也能在室内的文人聚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除木射外，唐代马球也逐渐流行。马球又称“打马”“击鞠”，花费颇高，但朝廷组织的文人聚会中，文人打马不必担心用度，可放心在马球场上大展风采。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及第在长安慈恩寺塔下提名，继而参加朝廷组织的曲江宴会，聚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这些文人雅客上马一展身手，在月登阁进行马球赛。《唐摭言》记载：“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进士出身的刘覃到球场上与军将出身的击球手一较高下：“跨马执杖……（刘）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由此可见，唐代的文人聚会时更加豪迈，不仅饱读诗书，也能纵马击球，丝毫不输武将，盛唐气度可见一斑。
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局部）。马球活动深受唐代统治者喜爱，但自唐太宗开始“勤于治事”，并不大力提倡马球，直到睿宗之后才大力流行开来。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截图
在马球的基础上，演化出一种新的分支：步打球，下马对抗，争夺球权。到了宋代，由于战马的紧缺与观念的转化，对抗激烈的步打球逐渐演化为依次击球无对抗的娱乐项目，名称也改为“捶丸”，在一定距离外，将球击入指定洞口为胜。明宣宗朱瞻基这位超级玩家，在皇家园林中开辟捶丸场地，自备多根捶丸球杖，在众太监的簇拥下进行捶丸。
明人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局部）。画中，明宣宗朱瞻基进行捶丸，场地上有五个球洞，洞口均插一面小旗。朱瞻基手持球杆，做出准备击球的动作，众太监服侍左右。凉亭里的桌上陈摆着多根球杆，以供宣宗皇帝挑选替换，现藏故宫博物院。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木射、马球、捶丸为代表的一系列球类运动，是文人聚会时户外娱乐，离开了酒桌，文人墨客也照样能把聚会玩儿出新意。
另类聚会：博弈游戏
古代文人在室内聚会时，比较常见的是品茗弈棋、观赏古玩，然而具有博弈色彩的游戏也会使聚会气氛更加热烈，甚至逐渐出现以博弈为目的的文人聚会。
博指六博，弈指弈棋，博弈是二者的统称。六博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最早的六博为两人游戏，十二枚棋子，六黑六白，投掷骰子行走。六博自诞生以来就深受各阶层欢迎，汉代文人宴饮时六博、投壶同时出现活跃气氛，以致出现了“投琼著局上，终日走博子”“投壶对弹棋，博奕并复行”的局面。
马王堆出土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此盒高17厘米，边长45厘米。全套博具包括一个博局、20个直食棋、42根筭，还有黑白棋子各6个、18面木骰子一个、象牙削和割刀各一件，都装在一个锥画漆盒中，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
隋唐时，樗蒲、双陆等一系列的博弈游戏兴起，樗蒲玩法相对复杂，但深受文人喜爱，在与同僚聚会时进行樗蒲，总能使他们想起自己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但对于这种游戏，时人也给予警示，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其中的呼卢就是樗蒲计算中最上乘的卢采。到宋代时，不仅男性文人士大夫沉溺于此，就连李清照也难逃博弈之乐，自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尽夜每忘寝食”。
除了专门设计的博弈游戏外，世间万物也在文人墨客的博弈赌彩范围之中，斗草就是其中一例。斗草又称斗百草，于魏晋时期开始流行，隋唐宫廷甚至为此专做乐曲。文人斗草，主要比的是花草质量、花式品种，以奇贵、寓意吉祥者为上品。这种斗法需要掌握相应的花草知识，且有时令性。史料记载：“（唐）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明代仇英绘《汉宫春晓图》（局部）中的斗草部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来源/网络
既然是斗草，也就和斗鸡斗狗一样有彩头，在这一方面，斗草似乎在女性中更流行，斗草的彩头往往是金钗，郑谷诗曰“何如斗百草，赌取凤凰钗？”，李白“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都点出了斗百草聚会时的博弈性，直到宋代斗草的博弈性也没有消退，王安石的“共向园中寻百草，归来花下赌金钗”便是真实写照。
古代文人聚会的变化
古代的文人聚会，随着历史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娱乐项目逐渐丰富，文人娱乐也逐渐下移到民间；另一个是聚会逐渐目的化，尤其是政治目的化。
以六博为例，雏形创立后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丰富，而后不断发展出樗蒲、双陆等游戏；弈棋也是如此，到宋代文化繁荣之时，不仅围棋、象棋与如今基本吻合，还发展丰富了新内容，如司马光所创“七国象棋”，将参与人数提升至七人，颇像今天的桌游。这些改造不仅丰富了文人聚会的娱乐项目，也使得很多游戏规则简化，走入百姓家，在儿童、女性中更受欢迎，从而更有生命力。
古代文人聚会经历了政治目的化的过程。魏晋时期的文人聚会成员通常以出身地域、家族为凝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中结伴相聚，寄情山水，饮酒赋诗，无论是兰亭集会还是石崇组织的金谷集会，从记述中可以看到聚会以宴饮和赋诗为主，体现了魏晋时的洒脱风度。北朝在汉化过程中也有意进行这种性质的文人聚会，无论是拓跋焘还是苻坚，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文人雅集。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南唐韩熙载出身名门，颇有才能，却对南唐政事不满，后主李煜遣顾闳中参与韩府集会，并将其时情据以描绘，文人雅集也因统治者害怕结党，逐渐大规模受到干预，现藏故宫博物院。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古时期魏晋风度逐渐隐去，文人聚会也从最早的娱乐演化为“娱乐为表，议政为里”。唐宋之际，朋党之风借由文人雅集再度抬头，北宋士大夫将“君子不党”扭转为“君子有党”，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的《朋党论》文章给文人聚会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以苏轼为首的“苏门文人”逐渐成党，欧阳修称党人“不思国体，但树私恩”。北宋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文人交游聚会的政策，有些文人受处罚的理由是“交游非类，不修检操”，这种不明不白的罪责也能看出统治者对聚会的态度。
由于有结党之嫌，士大夫也纷纷减少交游、慎重聚会，聚会的内容与目的变得隐晦起来，不再像魏晋时期聚会者自述，而是通过参与者、画家甚至特务组织窥见一二，明代杏园雅集便是一例。
正统二年（1437年），杨士奇等九名阁臣在杨荣家的杏园集会，锦衣卫谢环将这次聚会的场景描绘下来。聚会人物都是台阁重臣，且有7人来自江西，又多为同年，组成了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
宴饮聚会时，三杨仍不忘政治家本色，杨士奇在《杏园雅集序》中写到“闲居未尝一日而忘天下国家”，所以即使与会者对杏园雅集讳莫如深，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杏园雅集很可能是针对当时时局，尤其是宦官猖獗的一次政治聚会，三杨的目的可能是挑选接班人。
明人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局部），在画中，三杨被安排在核心位置，石屏之下床榻上两人从左至右为杨荣、杨士奇，坐椅者为少詹士王直，现藏镇江博物馆。来源/镇江博物馆官网
从曲水流觞到六博弈棋，从马球到斗百草，中国古代文人的聚会玩乐项目越发丰富，但由于文人常常“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内容上总是既想寄情山水、闲云野鹤，又要处江湖之远时心系庙堂，娱乐时还反思不能沉迷其中而丧志。看来，对古代文人来说，单纯娱乐的聚会似乎是不存在的。
参考资料：
1杨志柏：《宋代游艺活动探析》，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2崔延平：《北宋士大夫交游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3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4袁邈桐：《曲水流觞：中国传统诗酒文化》,《商业文化》2014年第1期。
5牛天伟：《浅析汉画中的酒文化》，《南都学坛》2000年第2期。
6林莉娜：《超级玩家之明宣宗从朱瞻基行乐图谈起》，《紫禁城》2014年第2期。
7宋若琳：《绘画记忆中的古代高尔夫球运动捶丸》,《东方收藏》2019年第7期。
8李若晴：《玉堂遗音：<杏园雅集图>卷考析》，《美术学报》2010年第4期。
9尹吉男：《政治还是娱乐：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