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字完整版“养母”(节选自长篇传记文学《虐生》)/ 轩诚撰稿(第1815期)

养  母

我的生命来自于我毫无印象的母亲、和那个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的父亲。但是我真正的人生,是从那个出生于1907年、属羊、比我大二十九岁,名叫张桂贤的女人成为我养母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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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陕西蓝田县华胥镇杨家庄村。蓝田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蓝田玉的原产地,因境内盛产美玉而得名,素有“玉种蓝田”之美称。蓝田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证明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这里就是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直立行走猿人的地区之一,这一生命被命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一般我们称作 “蓝田猿人”或“蓝田人”。华胥镇得名于人祖华胥,也有人称她华胥氏,她是中国上古时期华胥国的女首领,也是伟大的伏羲和女娲的母亲、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被后世誉称为“人祖”。华胥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和母体,被中华民族尊奉为“始祖母”。我的故乡有着如此深厚的文明与灿烂文化的积淀,可以说是一个中华民族最早、最重要的繁衍地之一。但这一切都和我没有丝毫关系,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老天让我的生命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是一个墓生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遗腹子,1936年出生,具体日期没有人知道,后来的生日3月5日是机缘巧合下养母为我定的。我的父亲姓杨,母亲姓惠,母亲怀我三四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把我生养以后不久自己也去世了,后来姐姐们说那时我好像还没有出月。也有人说母亲是自杀的,但是没有什么确切证据,总之除了生命和一个伴随我一生的糖尿病,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遗产与记忆。
成年后大姐告诉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她和二姐为妈妈接生的,生出来一看说:“批弃(方言助词,表达很不满意),咋又是个女子。”我小时候长得很好看,眼睫毛出奇的长,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心疼得很”。所以母亲去世前叮咛大姐说:“只要有一线生机,你们尽量不要把小妹给人。”母亲去世时因为没有生养过男孩儿,按当地风俗是进不了祖坟的,加上那时家里也穷的叮当响,母亲死了之后,我的几个姐姐就在乡邻们帮助下,拿张破席子把她草草地裹了裹,封到了村外一个被废弃的破窑洞里。
我有三个姐姐,她们一个比一个大四岁,我妈死时大姐也才十二岁。四个小丫头的日子可想而知。大姐带着我们熬了不到一年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五岁多的三姐卖给了别人当童养媳,自己也早早地嫁了人家。家里就剩下九岁多的二姐拉扯着我。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村子里东家讨、西家要,还好那时候已是秋冬季节了,讨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蓝田山区漫山遍野的柿子果腹,就这样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居多。二姐就这样带着我又苦熬了几个月,眼看着实在没办法,就哭着把我给卖了。
虽然那年我还不到两岁,但我清楚的记得被卖时的情形。买我的这家人老家正好也是华胥的,当时出面买我的就是我后来的养母。那天的情形后来许多次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与梦里。那是一个倒春寒的后晌,油坊街的集都快散了,一个中间人带着一个年龄不大的小脚女人,咯拧咯拧的走过来。她们先是象买牲口一样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打量、揣摸着我,瘦女人劲还不小,捏的我浑身疼,我强忍住不敢哭。之后她们和姐姐又是一番讨价还价,给我确定了三斗麦子的价格。我清楚地记得,成交以后那个女人拉着我走了几步好像想起了什么,又和中间人嘀嘀咕咕一番之后,对姐姐说:“我再给你加上二升麦子,就算把这个女子买死了,你们以后永远都不许再见面。”
完成交易后,那个女人带我在集上吃了一碗汤面条,结果走的匆忙把一把油纸伞给忘在了饭摊上,回到西安后才发现。后来想起这事养母就骂我:你真是个扫帚星,一见面就害的我丢了好好地一把油纸伞,说着说着,我就得挨上一顿打。这个事在我记忆中存的很深、很久,所以我上班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西大街的竹笆市给她买了一把油纸伞。养母收到伞后说:“你个狗日的,记性还好的很。”
解放前养母有时候回老家上坟会带着我。有一次三姐知道了就从地里买了两个梨瓜(关中人把甜瓜叫梨瓜)跑来看我。因为我母亲和养父是本家,所以她开口就称我养母为妗子:“妗子,听说你们回来了,我给妹子拿了两个梨瓜。”我那时已不大认得姐姐了,虽然觉得很亲切,但也不敢接。养母看了一眼、翻翻眼皮,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嗷,这是你奶妈家的姐,你接上吧。”姐姐看养母没有什么好脸色就转身走了。我接过梨瓜没擦没洗张口就啃上了,养母也不管姐姐走了多远,过来就是一耳光子:“你不嫌搡眼,就像没吃过一样。”我回了一句:“我不要你让接上的,姐……”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养母赶上来又是几个耳光,这次打得我耳鸣了好几年。
大约在我5、6岁时,有一天蓝田老家来了个报丧的说要把我妈下葬,这个事按当时的风俗习惯养母是无法阻挡的。养母给我说:“族里人看你奶妈可怜,就给她过继了个后人,她就可以埋进祖坟了。你奶妈家的几个姐叫咱回去参加葬礼。”我诺诺的说:“我不记得小时候吃过奶,这哪里出来个奶妈?”养母一耳光子扇过来:“叫你去你就去,哪来的这么多的屁话。”
我和养母是骑着驴回老家奔丧的。一路上她坐在前面,我坐在驴屁股上。我小时候瞌睡很多、又老挨打,就整天迷迷糊糊的,所以我在驴背上一晃荡,养母怕我睡着了就叫我下去走一会儿。到了坟上人也不多,几个姐姐我也不大认识,只记得那个上次给我送了两个梨瓜的三姐有点面熟。养母自己咿咿呀呀的哭起来,叫我哭我哭不出来,她就偷偷地拧了我一把,我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没想到那个二姐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旁边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胸的把她叫醒后,她就疯了。
成年后我只和三姐杨帼英有过不多的交往,另外两位姐姐见过一两面,但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那个在我妈坟上疯了的二姐据说后来依然时好时坏的,三姐说她是因为想起了卖我的事疯的。
母亲的入土为安也就永远断了我和亲生父母家的联系以及对他们的念想了。

2

我原本姓杨,但从到养母家开始我就承接了养父的姓“惠”。也是巧了,惠也是我母亲的姓,因为她和我养父老家是一个村、蓝田华胥惠家斜村的,应该还是本家。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一个使用终生的名字:惠增绒,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名字是养母家那个早夭女儿的名字,上学后我就自己将“绒”改作了光荣的“荣”。那个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哥哥名字叫惠增祥。养母后来说买我的那天是1938年农历三月初五,她也不知道我具体是哪天生的,索性就把这天当作了我的生日。

我养母家的家境很好,我刚来时一家人住在西安端履门85号,那个院子相当的大,现在想起来光房子应该都有几十间。多年后那处院子几经变卖成了著名的西安市民主剧院。

我的养父名叫惠子柯,我只在墙上一张发黄的照片里见过他。据说养父以前是个开棺材铺的大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也很兴旺,并且听说他还算是半个文化人,毛笔字写的很好,说他去世前每到逢年过节都会被请去给住在菊花园街张府巷、当过陕西督军的张凤翙公馆写对联。但是在我来到这个家之前,养父就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所以我这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开口叫过爸,就更不用说什么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父爱了。

养母叫张桂贤,娘家是现在的灞桥区歇驾寺人,和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是干亲家。她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妹妹一个叫张慧贤,一个叫张志贤。我的二姨夫很早参加革命去了延安,解放后随队伍从延安回到了西安。

陕西蓝田华胥山区

我来到惠家时家里已经没有一个男人了,仅有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哥哥那时也已经投奔他们的亲戚孙蔚如将军,当兵上了抗日前线。年龄最大的是养母的婆婆、我叫她奶奶,另外还有一个嫂子。

我的养母是养父的填房夫人,她很小的年纪嫁过来时前房留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没长多大就得痨病殁了,儿子在我去之前就跟着孙蔚如的部队当兵走了,我就从没有见过他的面。据说养母后来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说她这人一生克性大,这以后也不会再有自己的儿女了,即使有了也养不过18岁。所以养父死后虽然她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但由于这个心理阴影,又加上被一个小小的贞节牌坊给禁锢住,她就决定不再嫁人了。我记得小时候看见过养母那个木制的贞节牌坊就摆在她的案头,后来时间长了被她收了起来。也许因为这些个原因,刚开始几年,养母对我还算正常。

我到养母家前两年过的也算平和,养母对我还比较疼爱。记得有一次嫂子做饭时我在旁边玩耍,看到嫂子切的红萝卜丁嘴馋了,伸手就拿了一块放到嘴里,嫂子拿起旁边的筷子敲打了一下我的手,养母看到了还指责她说:“娃吃就吃了么,你打她干啥?”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部队上来了一个报丧的,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个人名字叫李幼伟,他带来了哥哥死亡的消息。李幼伟进门时,我正在厨房给扸子(pia音、四声,旧时关中一种口小底大、圆锥形金属茶壶,可以直接放在火上熬茶喝)灌开水。看来人了我就找了个碗,准备给客人倒水喝,突然听到养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吓得我手一抖碗就掉到了地上摔碎了。养母转身就边哭边打我:“你就是个克星,你克死了我儿子还不够,又打了我好好的一个碗。”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四、五岁时我就已经会背《弟子规》、《百家姓》、《三字经》这些了,并且这还不是专门的老师给我教的,都是听嫂子或是别的人读上一遍、我就能背过了。养母曾经给我说过,她喜欢听北平人说话的口音,觉得北平女娃也长得洋气好看。我那个没见过面的姐姐死的时候,养母哭得很伤心,所以哥哥当兵走的时候就安慰她说:“妈,我当兵要是到了北平,回来的时候就给你买一个北平女娃做闺女。”现在哥哥突然死了,养母一下子把怒气都转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从小也爱学说北平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养母就认定是我的到来把他的儿子给克死了。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就急转直下了。后来听说哥哥并不是战斗死亡的,而是擦枪时枪走火把自己给打死了。可怜哥哥当兵打仗六七年,却在抗战胜利前不久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

我四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出麻疹、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我躺在炕上不知多久了,身体内一阵恶心不知怎么的就呕吐出来两条蛔虫。养母看到了就把我从床上硬拉起来,逼着要我把两条蛔虫都吞进去。嫂子看见了不忍心,就说:“妈,你放过妹妹,我来收拾吧。”家里的老奶奶也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说:“桂贤,娃还那么小,病得这么重,你又不给看,就别折腾她了。”养母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还是逼着要我把两条蛔虫吞下去。嫂子拿个簸箕铲了些土,用个棍挑走了蛔虫才算了事。

奶奶是一个善良、还有些风趣的老人,对我也很和善,但因为我到惠家后没几年她就去世了,所以我关于她记忆不多,只有两件事印象深刻。那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西安城经常会响起防空警报。我们那一片居民躲避轰炸的防空洞就修在端履门口东南角、现在的西安老孙家泡馍馆那个位置的地下。防空警报一拉响,大家就日急慌忙的穿上衣服,前拉后扯的往防空洞里跑,心惊胆颤的呆在里面等待着不知如何的结果。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解除警报声拉响了,才慢慢地有了一些光亮,忽然周围的人都冲着我们大笑起来,我们几个互相一看,奶奶的帽子带了个反的,我和她的衣服也都穿得乱七八糟的,最可笑的是我嫂子,她往出跑时不知道把一块什么破布当头巾包在了头上。

奶奶后来得了一个叫“咽干”的病,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喉咙或是呼吸道上的癌症,在西安城市里找了很多大夫也没有看好,养母就联系了她娘家人,一个大马车把奶奶拉到了灞桥区歇驾寺。在那里舅舅家给奶奶找来了好几拨和尚、道士、神婆子什么的,给她作了多场法事,就这样折腾了两个月,还是没有留住奶奶,在她弥留之际,把她送回了蓝田华胥惠家协村。听到消息后在西安的二舅张明俊就带着我往蓝田赶,因为没有车,我们就一路步行。赶到家后还是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奶奶去世后,不知道当地是什么风俗,只记得听人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丁,贴在外面的讣牌被人给搂了(撕掉的意思)。

嫂子名字叫崔秀芳,娘家是西安市瓦胡同人,哥哥阵亡的时候也没给她留下个孩子。养母想起了奶奶去世时被别人撕了讣牌的事,也是为了给这个人丁单薄的家里续上香火、留住嫂子在家里,于是她回蓝田惠家门里给嫂子过继了一个族里的男孩。至于这个孩子是买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反正听说是我们惠家本族里的。这个男孩名字叫惠光前,年龄比我大三四岁,但按照辈分他还得把我叫姑姑。惠光前来到家里之后,养母的脾性已经很不好了,所以也经常会受到她的虐待。时间长了他就偷偷告诉我说:“咱们都不是这家亲生的娃,这么下去会被这婆娘打死的,咱们跑吧。”我是被打怕了的,也知道自己跑了也没地方可去,就不敢接话,但惠光前不久后还是跑回了蓝田。没想到解放后惠光前竟然为这段经历跑回西安,到区政府把我养母告了一状,说是她解放前毒打了自己,并且说养母还专门做了一个打人的板子。政府把我们叫去对质,养母当然是不会认账的,我因为害怕没敢说实话,只能说我没有看见。

我来到惠家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生意了,经济来源就是收房租。没过几年奶奶得病过世了、哥哥也在前线死了。哥哥死后嫂子不知怎么地认识了西安东大街清雅斋饭店的老板,就和他勾搭上了。有时候该做饭了还不见她回来,养母就让我去叫她。我去找到她说:“姐,咱妈叫你回去做饭呢。”她躺在床上连身都没起就说:“你给咱妈说我在饭馆吃过了,叫她自己做饭吃。”我回来一说,养母就把气都撒到我身上了,免不了对我又是一顿打骂。过了一阵嫂子在报纸上发了个改嫁声明,嫁给那个老板做了小妾。谁知解放后有一次在菊花园开清雅斋饭店老板的批斗会,养母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还上台控诉了他勾引走了自己的儿媳妇,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原本她还叫我去上台,我害怕没敢去,再说了我心里对嫂子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仇恨。那年嫂子改嫁出门时还偷偷的给我说:“增荣你要记住,咱妈命硬,人家算过她的娃都活不过十八岁,你将来也得小心点。”

端履门85号家后来成了民主剧院

家里就剩下了养母和我,也少了来钱的营生,养母就卖了端履门85号院子,除了用卖房钱买下了东厅门16号院子,又用余下的钱给娘家人在乡下买房置地。解放后土改时我舅家因为这被定了个地主,我的两个妗子就整天骂骂咧咧地说:“批弃(音。蓝田方言,骂人的语气助词),都怪张桂贤,那时骚情地给人买了这么多的地。”养母娘家在西安三意社隔壁、骡马市21号租有一个院子开了家张家客栈,由她的娘家兄弟、我的舅舅负责经营,店里需要添置什么物品、或者是生意上倒不开了,也都是我养母出钱支撑的。后来我外婆带着我二姨、三姨也都离开老家住到了这里,我记得二姨三姨搬来时就带了一辆纺车,剩下的东西都是我养母给买的。快解放时房东感觉到形势不对,就把那座房子转卖给了养母。解放后那些年运动多,为了躲避政治风险,运动来了,养母就写个东西把房产赠与张明俊(我舅舅),运动过去了就再要回来,好像如此反复了3、4回,后来终于在她走后给我带来了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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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了端履门的房子后,我们搬到了东厅门16号,大约就是现在西安高级中学正对门儿的地方。养母的脾性是越来越坏了,经常毫无由头的就打我。因为院子里的人都算是老邻居,也知道我是买来的,就有人会在背后议论她,被她听到了,我就又多了一顿打。
东厅门 16号的院子坐南朝北也很大,是一座标准的三间两进的院子。从街道要上好几级台阶才能走到大门口,整座房子就显得很有些高高在上了。前院的房子有门房、过厅、厅房,院子里东西两边各有三间厦房。房子大都租了出去,房客们都是在屋檐下搭个灶台做饭,记忆中像个大杂院。我和养母住在二进院的正房里,两边也有厢房。在最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好像听说以前这个院子作过铜匠铺。我在院子一个大坑里经常会挖出来许多麻钱,有时候几天就能穿一大串,他们说那个大坑就是以前化铜的地方。
养母一直以书香门第自居,对我要求很严格,给我制定了许多的清规戒律。每天早上起来,我先要收拾屋子,把前一天炉子里的炉灰清理干净、把今天要烧的柴火整理好才能去上学。我上学的时候要走过前院租客们住的那个大杂院,凡是遇到年长的,都要站立鞠躬,张大妈、李大婶儿的挨个行礼问好。每次放学回来还没进大门儿,我就会看到继母站在后院儿的门口,盯着我进门后再次一一给家里的房客鞠躬、问好。
每个月该收房租了,我的苦日子就又到了,因为养母一辈子不识字,所以这事都是我的。那时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紧巴,不能按时收到房租是常事,每当我惴惴不安的拿着没收到房租的折子回到后院时,等着我的肯定又是一顿打。时间长了房客们摸到了规律,就说:“看娃可怜的,咱们就岔开日子给吧,多哄房东太太开心几次,叫娃也少挨点打。”我就这么着又过了几年。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鸡蛋,也不知道鸡蛋怎么做熟。有一天养母躺在炕上懒得动了,就叫我给她打荷包蛋吃,看着圆溜溜的鸡蛋,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在灶台上试着磕,试了几下都没打开,就加大了力气,一不留神一个鸡蛋就打的流到了灶台旁的煤堆里,养母颠着她的小脚就跳了过来,扬手就是几个大嘴巴子,我被打得满嘴流血、耳朵也出了血,她依然是不管不顾,逼着我跪在地上舔干净流到煤堆里的鸡蛋汁子。
小时候我嘴很硬,一般养母打我时我都不会给她回话,但有一次把我吓坏了。那天我帮养母洗她抽过的水烟袋,洗完倒水时没留神把烟袋嘴和脏水给一起倒到了后院的枯井里,养母发现了顺手操起桌上我写大字的铜镇纸就砸了过来,哗的一下我头上的血就冒了出来,人也栽倒在地上,养母根本不顾我死活,拖着我就要把我朝枯井里扔,让我下去给她找烟嘴。那个枯井有几丈深,吓得我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哭喊着:“妈,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后来在邻居们的劝说下,养母总算没有扔我下井,就罚我头上顶了个二十多斤的木头凳子跪在地上,没想到我没跪多大一会儿就晕了过去。这一次不光给我头上留了一道终身的疤痕,还因脑震荡后遗症,让我很多年都疑似患上了羊角风(医学上称为癫痫)。
养母打我是顺手拈来的事,她不光是掐我、拧我,手打脚踢,也不管手上拿的是擀面杖、木棒槌、煤铲子或别的什么,举手就来,有时候一棒槌下来,打的我脚踝骨一下子就肿的像腿肚子一样粗。我挨打受了伤走路还不许跛,她会说我是装的、扮可怜相,跟上来就踢。那些年我身上的伤就从没有断过,每次回家见到她我都会瑟瑟发抖,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小便失禁的程度。
我小学是在开通巷小学上的,上学不久老师们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学校的老师们说起我都不叫名字,“可怜娃”成了我的代号。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我的学习很好,考试经常都是第一名。记得那时试卷最高的评价是老师在卷子上写一个大大的“特”字,有一次放学,邻居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女娃看着我手里的卷子说:“人家都说你是个可怜娃,你学习咋还这么好的?”
学校那时已经开始学习国语(1956年以后改称普通话)了,我的国语也讲得很好,每年都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基本次次都拿第一名。我舅舅和姨家也有几个同龄的孩子和我一起在开通巷小学上学,他们由于都是上学前从农村来的,成绩都不咋好,所以每次看到我考试或是参加演讲比赛获奖了就很羡慕,所以我拿回家的奖品养母就会要去分给他们,基本上都没我什么事。
我的女班主任名字叫胡艳君,后来我填写档案时小学阶段的证明人都是填的她,所以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牢。胡老师一辈子没结婚,是个老处女,她看我经常都是身上带着伤来上学,就专门备了一瓶红药水,每次我到学校她觉得不对劲了,就会带我到她房间,检查后给我抹上药才让我回教室上课。
在我家过厅旁的屋子里,住了一名上海《申报》的记者,名字叫张登迎,老家也是蓝田的,人很好,长的也是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的,他每天中午还在我们家搭伙吃顿中午饭。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去给他送开水和暖壶,有时候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就会疼爱的摸摸我的头说:“你妈又打你了?没事,我明天告诉她,再继续这样我就把她的恶行登到报纸上,她就不敢打你了。”第二天他好像真的说了,我难得的有了几天安生日子。
张登迎在我家一直住到1949年5月份,西安解放的前两三天他忽然就消失了。后来听别的邻居说,原来他是个地下党,跟着队伍南下了;也有人说他后来去了台湾,继续他的地下党生涯。前些年有个很火的电视剧《潜伏》,看到里面的主人公我就又想起了张登迎,就想着说不定他还真是潜伏去了台湾。虽然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张登迎,但没想到的是他在临走之前,不知是出于同情或是善良,竟然给我安排了一件几乎改变我一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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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东厅门后不久,我不记得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多了一个男人,也是个蓝田人,名字叫胡俊凯(化名)。养母说这是她收的干儿子,让我把他叫哥。胡俊凯是国民党派出所的一名户籍员,他原本来我们院里是打算个租房子住的,不知道怎么着三说两说的就和我养母勾搭到了一起,他来我家后直接就睡到了以前只有养母和我的一个大炕上。时间长了前院里人也都知道了,有时候院里好事的人就逗我:“增荣,你家就一个炕,晚上你俊凯哥是怎么和你们睡的?”这时候旁边就会有人搭话说:“快嫑逗娃了,让她妈知道了,又得一顿打。不用问,都喔式子了,肯定不是简单的干儿子么。”
胡俊凯很会讨养母欢心,他不但可着养母的小脚给订做了一双皮鞋,还专门找木匠做了一个打我的板子。板子就像一个小棒槌,半寸多厚,一尺多长,做的很精致,把手的地方还包裹了绒布,拿着也不硌手。做好之后他还专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碎女子,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吧?出去之后不许乱说话。”这个板子后来就一直放在养母的炕头上,每次看到了我都会瑟瑟发抖。
养母和胡俊凯每天晚上都会去骡马市21号院子打麻将,有时候也去隔壁的三意社看秦腔戏。每次他们出门前,养母就会把那个板子在柜子上一拍,吓的我就是一哆嗦。有时我正在写作业,就说:“妈,我马上写完了就出去。”他们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点着灯浪费煤油,就会一板子打过来:“你还想咋?一个女娃子,你还想上天不成?”我再慢一点,她就会揪着耳朵把我往外扯。一个冬天,我的耳朵是又流血、又流脓的,从来就没有好过。他们锁门走了之后,我害怕就一个人躲到过厅后墙角的一个破缸底里。
抗战胜利那一天,我正好发烧躺在炕上,睡得迷迷糊糊就听着外面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过年一样,人们都在喊:“打跑了、打跑了,日本人完蛋了!!!”我睁眼一看,胡俊凯就在旁边,正在对我养母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这下死不了了。”
胡俊凯和我养母的关系持续了很多年,直到解放后几个月,他才走了。解放后胡俊凯作为留用人员,在西安市总工会参加了工作,之后又在老家蓝田娶了亲。形势稳定后,胡俊凯又和养母偷偷的把关系维持了许多年,直到我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还一直来往,我的几个娃后来都把他叫舅舅。
多年后我想起这些事,心里也很有些同情我的养母。她小小年纪就嫁给了我的养父作填房,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没能生养个孩子,就一心善待前房留下的一双儿女,没成想日子不久就接连失去了丈夫、女儿、儿子和婆婆。哥哥走后不久,唯一被她视作亲人的嫂子宁肯给人做小妾,也不愿再留在这个家里了。养母眼看着儿媳妇也改嫁做了他人妇,自己却只能守着一个贞节牌坊与孤灯作伴,也就导致了她性情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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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是1949年阳历5月20日、阴历4月23解放的,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还记得那年西安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天气也特别的热。解放后我那个从延安回来的姨夫看到养母经常打我,就对她说:“姐,你不能再打娃了,毛主席共产党就是专门给穷人当家作主的,你再打娃,政府就要把你抓起来了。”从此以后,养母才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随便动手打我了。
解放时我恰好快要小学毕业了,那可能是我童年记忆中难得的一段开心的日子。从延安回来的表姐带我去群众日报社对面理了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发,我穿着哥哥小时候的童子军制服,每天都跑到街上看扭着秧歌、载歌载舞的庆祝人群,我也学会了几支解放区的歌曲,和大家一样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我看到进城队伍的坦克上写着大标语: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觉得很新鲜,就用粉笔把它写到了我家的黑漆大门上。恰好一个解放干部路过,还专门走上我家门口的台阶,摸着我的头说:“小鬼,你几岁了,写的真好。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参军打国民党?”我高兴地说要。没想到我回家给我妈一说,她就骂了我一顿。
解放后不久要成立少先队,那时感觉对加入少先队的成员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我就没敢报名。胡艳君老师那时已经调到了其它班任教,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老师。他在教室里问我:“可怜娃,你咋不报名呢?”我说怕我妈打我,班上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老师说:“你报上,这么好的事你要积极争取呀,你妈怎么会打你呢?”就这样,在少先队成立的那一天,我就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学校发的红领巾面料是布的,后来我看到有的同学带的是绸子的,看起来更飘逸好看,就自己偷偷地存了几个月的豆浆钱,和另外一个女生合伙买了一块红绸子,请我们前院的裁缝王佩菊帮我们每人砸了一条红领巾。
有一天,一位住在开通巷对面社学巷、和我同校但比我高一个年级的邻居胡秀同学把我约到学校,和另外几个男女同学兴奋地商量着大家一起参加八路(那时人们还继续着抗日战争时的老习惯,把共产党的军队都叫八路)、一起去延安。我怯怯的说,“我去不了,我没有路费钱。”另外几位同学就说:“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可怜娃,你的路费我们大家一起给你凑。”大家伙正在热火朝天的商量着,我的老师跑来找我:“惠增荣,快跟我到到办公室去,来了一个解放军干部点名找你。”
到了办公室我看着那个穿着军装的人、似乎有点面熟,他自我介绍说:“增荣,张登迎你还记得吧?我是他的同志,解放前我在他那儿见过你的。”他这么一说我有点印象了,还记起来他好像是个拉二胡的。“鲁迪(可能是张登迎的笔名或是化名)同志临走时给我交代了,说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但你学习好,还很有一些艺术的天分,让我想办法帮帮你。现在解放军的战地文工团要到学校招收新团员了,我给他们推荐了你,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呀,我马上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去了易俗社对面,应该是现在文化厅哪个位置参加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正式接触解放军干部,他们都穿着干净的军装,用我很不习惯的称呼说:“小鬼,你都会什么,给我们表演一段。”我就唱起了刚学会的《东方红》。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演唱这首歌,但唱的还是非常顺溜,没想到一段还没唱完,领头的那个人就说:“不用唱了、不用唱了,你这个小鬼还真是有天分的,我们要你了。”马上就回头交代说:“记下她的名字,现在就给小鬼发一套军装。”记得当时我还高兴好奇的试了试那身衣服。那时我长得比较瘦小,军装裤子穿起来裤腿朝上挽了两圈还是大,还有一双大头鞋也显得很大,但这都压抑不住我的兴奋。
我高高兴兴的提着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刚刚领到的一身军装、一双大头鞋回家了。没想到回家后养母一看见就问我:“你提的什么?”听我说了要参加文工团的事,她就一下子哭了起来,甚至跪下来求我说:“娃呀,我把你养了这么大,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谁养我?妈知道以前对你不好,你姨夫也给我说了,现在解放了,这以后我都改。”可我怎么能答应呢,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她看软的不行就来了硬的,连喊带骂的说:“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说完就又是一顿暴打,打完之后怕我偷着跑了,就一把大锁把我锁进了屋里。
一天我听到前院一个人在外面喊我:“增荣、增荣,部队的人来找你哩。”养母就在屋里答应到:“嫑喊了、嫑喊了,告诉他们增荣不去了,说啥都不去了。”前院的人看到挂在门上的那把大铁锁,叹息一声、摇摇头走了。
我被整整关了一个星期,直到我回话说不去了养母才把我放了出来。隐约记得文工团的人后来专门派了个干部来到学校给我做工作。可能老师也给他们说过我的情况,他就说现在解放了,你要勇敢地走出去,毛主席、共产党会给你作主的。可我当时想我要再给养母说要跟文工团走,她一定会打死我的,或者是觉得她说的真的挺可怜的,也许以后会对我好起来,就含着泪拒绝了,这也是我一生做过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被养母放出来后,找不见那套军装了,问时她说:“那鞋大的你能穿?我给了你姨夫了。”那时我们前院的房客里有一个裁缝王佩菊,之前给国民党部队加工了二三十捆短袖军装,这国民党跑了,他就把那些没用的衣服给我妈抵了房钱。看着解放后各种清查运动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紧,养母也害怕了,就在一个晚上让我在门口盯着人,她偷偷地让胡俊凯挖开后院茅厕的大粪坑,又朝下挖深、挖大了许多,准备把那几十捆国民党的军装埋进去。我给妈妈建议说:“这埋了多可惜,要不然给我姨夫,让他交给政府,说不定还能立功呢。”我妈说:“你姨夫现在自身都还不知道保得住不,还管得了这些事。”因为那时刚解放,形势混乱,各种谣言满天飞,所以这也是实情,我就没再说什么。在朝大坑里扔那些那些军装时,我看到了那个我熟悉的包袱,就这样我参军当文艺兵的梦想就随着这批国民党的军装一起被埋在了东厅门16号、后院茅厕的粪坑里。
胡俊凯有个朋友叫李文静,是在华清池门口开照相馆的,照相技术很好,他恰好来西安采购摄影器材。养母看为了参军的事我情绪很低落,为了稳住我就说:“增荣,叫你俊凯哥带着你,跟文静一起去临潼好好耍几天吧。”那时我还是年龄小,一听可以出去玩,就把参军的事渐渐丢到了脑后。到了临潼,晚上我们就住在李文静家里,白天到处逛,文静哥还专门安排我去贵妃池里去泡了澡。泡澡是在一个晚上,里面人很少,阴森森的让人害怕,我草草洗了洗就出来了。那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临潼人说是喝油茶怎么端出来的我喝着就是牛肉汤?但他们的醪糟真的很好喝。
我们去临潼来回都是坐的火车,回来出了火车站,胡俊凯叫了个洋车,我看那个车的座位很小,根本就坐不下两个人,加上我也知道胡俊凯经常对我不怀好心眼,所以就不和他坐,他就出了个主意让我扶着车边站到前面。结果拉车的一跑起来,三晃两晃的,我就载倒到了他的怀里。我就让车夫停下来,说我不坐了,让我自己走回去。胡俊凯回家后告诉了养母,养母还骂我说:你个死女子,这讲究还多得很。
胡俊凯的性格也有懦弱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学校布置了做手工的任务,我从家里的扫帚上折了两个扫帚棍用了,胡俊凯为这给养母告了我一状,养母就又多骂了我一顿。后来养母出去了,这时候我年纪也长大了一些,胆子也大了,就用很难听的粗话骂胡俊凯:“你个狗日的,什么事都给你妈告状,是不是你就想让她把我打死了才随你的心?那是你妈还是你婆娘?你咋就那么爱给她告状的?”没想到我这一顿脾气竟然骂的他躺在炕上哭了起来。养母回来看见了,一问原委,抬手就给了我几个耳光子。
6

相对于童年对我的虐待与打骂,养母逼迫着强加给我的婚姻是对我此生更大的伤害。

国民党的侦缉队长黄震(化名)解放前是我们那片一个有权势的人,他一连娶了两房太太,可就是生不出来一个孩子,后来高人给他支了个招。1948年底黄震又娶了个三姨太,但这次他没有让三姨太住回自己家里,而是在我们院子里给租了后过厅旁的一间屋子。随着三姨太一起搬来的,还有个侍候她的勤务兵、一个十四五岁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时间长了听邻居们议论才知道,原来是黄震不能生育,就回老家长安韦曲招来了这个名叫赵开水(化名)的小伙子,名义上是给三姨太做勤务兵端茶、递水、倒尿盆,实际上是想借种帮着他们生个孩子。据说黄震还给赵开水承诺说:“我看你也是个老实娃,将来如果三姨太能怀孕生个娃,我就带你们一起去台湾享福。”几年后我知道了赵开水不但没能帮三姨太怀上孩子,还将三姨太传染给他的股癣传染给了我。

三姨太自己没生过孩子,看着十二三岁瘦瘦弱弱的我就很有些疼爱,每次听到我妈在后面打我,就会叫到:“开水,你赶紧到后头去拉一下,劝劝你妈妈(麻音,意同大婶,关中人对长辈妇女的一种亲切的称呼)不要打了。”赵开水是1934年农历二月二日生人,当时他也才14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也还是个孩子。但他是个早熟的男性,长得也有些魁梧,在性方面的能力和需求更是极其旺盛。我那时候胆小,从来也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那时候每次我妈打了我,或者是晚上她和胡俊凯锁门出去了,我就会躲到过厅后墙角的一口破缸底里,铺盖一些烂麦草杆,迷迷糊糊的就能睡到后半夜,直到她和胡俊凯回来了我才能回房间。解放前的儿童节是每年的4月4号。1949年儿童节那天我在学校里又是参加讲演比赛、又是演节目,回家后已经很累了,不知为何又被我妈打了一顿,就又躲到了破缸里。我小时候睡觉很死,那天又累,正在破缸里睡地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拉扯我的衣服,对我动手动脚。我睁开眼一看是赵开水,他正狠劲地扒我的衣服、裤子,我既害怕又不敢出声喊,就在黑暗里拼命挣脱,他怕人听到也不敢太用强,我就腾出手狠狠地抽了他个耳光。这时恰好前院一个房客起夜路过,他才没有能得逞、偷偷的跑了。

骡马市与我们比邻而居的西安三意社

赵开水喜爱秦腔,知道了张家客栈是我们家开的,有时候就会去隔壁的三意社,以邻居的名义蹭着看个把把戏,后来还学会了不少唱段。多年后他还到处给人吹牛:我在三意社看戏,从来没买过第三排以后的票,见了苏育民我都是叫舅呢。

解放后第二天,赵开水就回长安了,走的时候他给我妈说:“妈妈,我回呀,你记住我叫开水,不要把我忘了,以后想我了,就看看炉子上咕嘟咕嘟的水开了就记起我了。”。我当时正在旁边梳头,从上次事情以后我就一直在心里记恨他,所以他讪讪地给我打招呼时我也没搭理他。解放后不久我妈再次卖了东厅门16号的院子,带着我搬到了骡马市21号张家客栈。

赵开水解放后又回到西安,通过黄震的关系在西安市消防队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北门里早慈巷的消防三分队。工作后他几次到东厅门老宅里打听我们的去处,老邻居们都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再看他穿着一身的黄皮也都很不喜欢,就都说不知道,他去了多次,也没有问到我们的去处。赵开水的出身好,家里是彻彻底底的贫农,又有黄震的关系帮他,所以工作不久就当上了消防三分队管后勤的司务长。有一次消防队来了一个修笼屉的,赵开水看着他面熟,就在和他闲聊时问他是不是住在骡马市张家客栈后楼上,没想到还真让他给问着了。他就紧着打问:“张家客栈的大姑娘、带着一个女子的,你认不认识?她们也住在那里吗?”修笼屉的随口答道:“就是的,那个女子叫增荣。”

找到了我们的下落,赵开水就隔三差五地跑到我家里来,我妈看到了一身警服的李开永很有些害怕。三姨知道了就给我妈说:“你要小心点,这家伙知道你解放前的根根系系,搞不好他会去给政府检举你,干脆就答应他,把增荣嫁给他算了。”赵开水为了说服我和我妈,一边威胁,一边展开了花言巧语的攻势,他吹牛说:“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嫑看我叫个开水,平时我连开水都不喝。”我是知道赵开水底细的,他不光话多爱吹牛,还一身的坏毛病,就死活都不同意。我妈这时候没有了胡俊凯,既害怕、也想找个靠山,就同意了。

1953年我17岁,我的老毛病羊角风又犯了。有一天该上学了,我妈在楼下叫不答应我,结果上楼一看我已经昏死在地板上。她想起了“你的儿女都活不过十八岁”的心结,就更着急了。我妈的哭喊声中三姨来了,她们和邻居七手八脚的把我送到医院,之后我妈就让三姨坐个洋车去消防队把赵开水叫来了。

晚上回家后我妈就让赵开水和我住到了一起。我妈关了灯,赵开水爬上炕来就想对我用粗,我拼死挣扎,哭喊叫着让我妈开灯。我妈不但不理我,还在一边怂恿说:“开水,脱了衣服,硬上,她就是你的女人了。”我一边挣扎,一边用手使劲抠打着床边的土坯墙。终究是我体力不支,就如他们所愿,把生米做成了熟饭。第二天我在院子遇到住在我们隔壁房间的三意社导演姚鼎铭、姚裕国兄弟俩,他们看着我摇摇头,“哎”的一声长叹一口气走开了。

建国之初,西安的消防员及消防车辆

赵开水本来只是以给我看病为由请了一个白天的假,结果不但当天晚上未归、第二天白天还在我家晃了一天,晚上还赖着想继续住在这儿,被坚决不同意的我骂走了。那时的公安机关内部纪律很严,赵开水回到单位后就受到了组织的批评,为此他还背了一个警告处分,这也成了他后来几十年和我过不去、打嘴仗的事由之一。就这样,在母亲和三姨的多重压力下,在赵开水的死缠烂打下,最后他还是一个人去领的结婚证。那年我才刚刚年满十七周岁,还没有初中毕业,也因为这次疾病与结婚等诸多因素影响,致使我的学生生涯戛然而止,一本肄业证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

1953年4月,赵开水用一只破木箱、两床旧被子就把我娶了回去,他给我连一只袜子、一件衬衣都没买。结婚时赵开水穿着他的警服,我穿的是我上中学时做的一件毛领的旧列宁服,只有脚上的一双布鞋和袜子是我姨给我买的新的,带着我姨给我陪嫁的嫁妆——一对新枕套就结婚了。结婚前我妈还尝试着给他说:“开水,我看西大街的寄卖商店里有一块旧英纳格女表,也才几十块钱,结婚时你买给增荣吧。”“买表,买什么表?”赵开水一听脸就黑了,反问说,“我到现在都还没表呢,我的表瓤子都让老鼠给吃了。”

我们结婚时赵开水已经调到了景龙池派出所工作。派出所在巷子南头,我们在巷子北头租了一间房子。那是一间非常破旧的老式民房,门槛下面有很宽的一道缝子,房东老太太是外县来的一个改造对象,她让赵开水活点泥把那缝子堵上,赵开水也没管。那间屋子最可怕的是半尺多长的大老鼠一窝一窝的,一到晚上就像逛集市一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那时派出所的工作纪律很严格,除了两顿饭和星期天不值班的时候,晚上都不允许在家住。我从小就害怕一个人睡,这下倒好,刚结婚的我晚上就得一个人睡在阴冷的小屋里。一会儿窗口掉下来一只老鼠,就在我脸上、身上来回跑,所以一个晚上我都很难睡会儿安稳觉。

那时赵开水由于在消防队工作时进过水车,落下了内风湿的毛病。所以每天早上他就跑回来,让我用艾卷给他灸背,我和老鼠战斗了一晚上,浑身酸痛,一边给他灸着背、一边就难受的哭了起来,“哭、哭,你哭什么哭?小时候要不是我拉着,你早就叫你妈给打死了,现在还不知道感激我”。这好不容易给他灸完了,赵开水转过身就把我扑倒到床上,拉下裤子就强行做了起来。到了晚上回来,这样的过程就又会来上一遍。

我们结婚的时候,赵开水家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家还有什么人,直到婚后我才陆陆续续知道了他家的一些情况。他父亲是在赵开水9岁时去世的,家里就他和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起过活。后来有了一个比他大一些的哥哥,说是他妈招上门的干儿子,实际上就是她找的一个姘头。为了藏住这个秘密,她还把一个和我同岁的小女儿给了人。终究纸里包不住火,结果这事还是被族里人发现了,两个人就被家族里的人拉到街上打了一顿后游街示众,这个事情也成了众人皆知的丑闻。他那个说不清关系的哥哥解放后我见过两次,后来58年社教中跳他们村的涝池死了。赵开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从小就对性生活兴趣旺盛。后来恰逢黄震回老家招人,赵开水的体格外形看起来还好,他自己也因为他妈和他哥的丑事在村里抬不起头,就和黄震来了西安。

那个吹牛要带赵开水去台湾的黄震自己也没走了,但由于解放后原来国民党公安系统不少人都被新政府留用了,所以黄震不但没有被镇压,形势稳定一些之后,就和他的三姨太在北门外开了个修车铺。后来赵开水进新政府参加工作,在公安系统混的还风生水起的,和黄震有很大的关系。赵开水有时候给我吹牛西大街谁家的馄饨好吃、那家的泡油糕地道,我知道那都是黄震带他去吃的。

7
养母多年以后说,她当年打我也经常是打得莫名其妙,很多次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而我更是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一直到后来我结婚生子了,她反倒是对我的孩子们都非常好。养母特别喜欢我的大儿子炜炜,他抱孩子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作为母亲的我。有一次养母抱着炜炜逗着玩,不知为什么小外孙不听话,还啪、啪、啪的用小手扇姥姥的脸,她不但不制止,还开心地哈哈大笑着。我指责她不能太惯孩子了,她却说:“这还不好么,这不正是给你报仇嘛。”

养母一生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知道我俩的关系,为了避免填写这个,我一辈子没有入党入团。没想到后来还是暴露了。文革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学校里各个派系斗得一团糟,有一派要去北京串联,就让我和他们一起去为他们打印文件和宣传材料。另一派的人为了打击对手,就贴出大字报说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他们是在使用坏分子,妄图给坏分子翻身。我为了自保,就写了一份说明我真正出身的大字报。没想到大儿子赵炜看到了回去告诉我妈说:“姥姥,我妈贴出了大字报,说她和你不是亲的,对不?”我妈很生气,我一回到家,她就躺到地上撒泼打诨:“你个没良心的,我当年多给了你们家两升麦子,你到今天还是把我不当亲的。我好不容易瞒了娃们这么多年,今天还是叫你给破坏了……”

养母去世前一段时间我把她从骡马市接到了砖厂的家里,那时她已经无法走路了,我让李开永背时人还没上身他就哼哼唧唧的,我一把推开他自己背着养母上楼。我艰难的上楼梯时她趴在我背上哭着说:“增荣,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那段时间她的身体状况很差,甚至大小便失禁,我作为女儿也尽了最后的孝道。
养母有段时间躺在床上已经难以进食了,我就用一个小勺子一点一点的给她喂水、喂饭。我舅在一旁看到了说:“娃,小时候你妈把你打成那样,你今天还能这样对她,你做的可以了,也是你妈有福呀。”我回答说:“谁没有老去的那一天,人不都是一样么。”我看到养母的眼角滑落出几滴眼泪。
记得多年后有一次三姐和我聊天时说:“妹子,都怪二姐当年为了三斗麦子把你卖了,让你受了这一辈子的苦。”我说:“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小时候是受了我养母的苦、挨了她的打,可要不是二姐把我三斗麦子卖给她,可能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了我俩,也许我们早都饿死了。所以我们能活下来,也算是托了我妈的福了。”
9月1日开学时,学校通知不许请假,我就让李开永帮我照料一下我妈。结果下班回来一看,李开永根本就没管她,大小便满床都是,我就只好一点一点地收拾。养母忽然拉着我的手说:“增荣,你小时候妈把你打美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这以后还管我不?”我说:“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是现在。人都有老的时候,你是我妈,我咋能不管你。”在那以后的几天,她就几乎没再说过话了。
1984年9月4日,我的养母张桂贤离世,享年77岁。
附:作者手记

于虐生处觅人心

——《虐生》创作谈

2019年3月份,我接到一个邀请,协助一个自认为非常有故事的八十三岁老人创作一本自传,和她第一次交流后我们就达成了合作意向,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太难的任务,并且初步沟通后觉得,这也许还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有点捡到了宝的感觉,这个老人叫惠增荣。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原计划半年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竟然持续了两年有余,甚至期间我和传主惠增荣都有过放弃的想法。在这两年间我失去了两位至爱的亲人,我的父亲和从小就很疼爱我的大娘离世而去。在为了本传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时,我甚至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花了两万多块钱去广州参加了一个传统文化学习用以疗伤。这件事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

传主惠增荣今年85岁了,在这期间身体状况时好时坏,除了有一次是住院治疗外,大多数都是利用她自己久病成医的自信、和广播电台里那些专家教授们推销的形形色色的药品自我调理。当然了,在这两年期间我们还一起经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从天而降的“新冠疫情”带来的灾难与恐慌。可以想到的是,我们这样两个人的沟通,经常有一个人的神经是会出问题的,这个神经病不是她、就是我。

惠增荣写自传的想法最早源于文革时期,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要求她写了无数多的材料来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有了这个前因到了八十年代初她就准备写一本自己的传记。1985年她提前六年申请退休,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1985年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她和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广播电台的故事、空巢老人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投资理财的种种骗局等,她想把自己一生际遇写出来的愿望就愈发压抑不住,可是身心已经无法完成这一心愿了,就萌发了找人代笔的想法。惠增荣最早想到的人是贾平凹先生,可是几经周折也没能达成心愿。2019年通过朋友的建议,她决定以自己口述、找人记录撰写的方式完成这本自传,于是找到了我。

在这两年间,我和惠增荣见面沟通了几十次,作了上百个小时的采访录音,虽然中间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混乱不堪之处很多,但我还是逐渐理出来了一点脉络。2020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读过一遍之后我就不愿意再看第二遍,那只是将我听到的内容基本原封不动的陈述了出来,离奇又素然无味,混乱且垃圾满篇,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创作者,那的确是一个虐心的过程。

在我自己快要发疯的时候我丢掉了书稿,机缘巧合之下,我放空自己去参加了广州蓝态慈善公益基金会的一个传统文化学习。这可能是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后第一次静静地坐到了课堂里,以全勤的状态完成了学习,三个多月时间八次乘飞机南下广州、宁波、慈溪、苏州等地,回到西安后我才慢慢觉得自己找到了我想要的、也是适合惠增荣的那本自传。

惠增荣正式的文化程度是初中肄业,她对自己文学水平的认知是小学时语文成绩很好,作文有时会得满分,她之前给自己自传起的名字是《与命运抗争一生的杨大妈》。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虽然正义凛然,但是太以偏概全了。我觉得书名是引领一本书最重要的色彩与情绪,既要简单明了,又要内涵丰富、立体生动,我想到了自己撰写过程中的情绪起伏,最终选定了现在这个书名《虐生》。虐的本意是残暴狠毒或灾害,但是把它和生放到一起,马上就感觉有一个灾难重重、扭曲的生命与人生际遇呼之欲出。

人物传记撰稿,即要求尊重事实、不能胡编乱造,又要有故事情节,通过具体的事件展现出人物的性格或精神。惠增荣是个普通的小人物,她的一生遭遇的确有些离奇,但是写不好就会流于平淡,成了记流水账,所以我决定放弃一些次要的人和事,以时间为经、以主要人物关系为纬,所有的事件取舍皆以是否丰满了传主形象为标准,努力做到客观、细致、准确。

我也努力将传主惠增荣放到她所生活的大时代背景中,通过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些事例,来从另一个角度窥视历史。比如我比较细腻的描写了西安解放前后发生在惠增荣身上的一些事,这固然是本书的情节需要,但也从另个方面反映了普通人在历史大变革期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眼中的历史。包括她在文革的际遇,我虽未浓墨重彩的展开来写,但是几个简单的细节也许会让读者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最早在为这本书选名时,曾想到过借用我尊重的作家张敏老师一部电视剧本的名字《错位》,因为第一阶段和惠增荣交流结束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的一切都是拧巴的,她的婚姻、家庭,她和子女的关系,她与养母的关系,甚至她自己的出生,孩子的孕育、出生、成长,她退休后的老年生活等等等等,全都是拧巴的、是错位的,但是全书如果这么写下来,读到的人也许会和我自己第一个创作阶段一样,先把自己给逼疯了。还是本着全面、立体的原则,我大浪淘沙般的过滤传主的人生,在全书的布局中加入了一点亮色。全书八个章节,五个黑色,穿插了两个亮色篇章:“生命之光”、和“生活之美”,最后一章算是一个白色吧。

在个别篇章,读者也许会觉得情节有些混乱,甚或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我想说的是这也是本传的一个特点吧,也可以说是我有意为之,原因有二。其一传主惠增荣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可以,但是她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确是时好时坏的,在一些特殊的篇章里,这样的内容结构正是她个人状态的如实展现。其次我作为撰稿人,也想把笔者行文时的情绪状态完全打开在读者面前,以期在读者、撰稿人、和传主之间哪怕是某一刻能形成某种共鸣。

最后要说明的是,出于尊重传主本人意愿的原因,本书涉及到的人物,所有她的家人全部采用真名实姓,其它的人物均采用化名。对于书中涉及到的公众人物、媒体转述人物,除个别外,也均采用真名,所涉及事件的真实性与影响,均由传主一人承担,撰稿者仅是记录转述而已。至于惠增荣为什么后来成了杨惠增荣,请各位去书中找答案吧。

我一般写完的东西都会先请家人帮我把把关。这次妈妈看完了说:“这就像是两个人吵架一样,一方总是会揪住对方的短处和不足打击他。”我想这也就是我努力想让传主立体起来的原因。我为样书设计了一个封面,全黑的底色,大大的两个红色黑体字“虐生”置于上方,封面正中是一道蓝色的闪电,意寓撕裂的人生。儿子看了说:“你的主题是虐生,中间的闪电不是能量吗?”能量?这也许是歪打正着吧。

“孽在字典里有三个含义:邪恶;罪恶;不忠或不孝。债的意思简单了,就是欠别人的钱。我这里说的孽债可能包含了孽的全部含义,甚至也超过了债的本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孽债在我的有生之年是绝对难以偿清的,甚至牵扯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将它们写出来只是为了人世间少一些孽债,多一些真爱。”

这是我为《虐生》撰写的最后一段话,我还把它放到了书的封底上,除了我知道这是传主惠增荣的心里话外,这也是我想给自己和读者说的:于虐生处觅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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