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人的中国史》之第四十一章：宋朝开基和中国的衰弱

宋朝于纷杂混乱的五代之后，居然建起一个大统一的皇朝来，照例应该是很有希望的时代到了。然而宋太祖赵匡胤得做天子，却是一幕将错就错的喜剧，后来他全凭了这一股虚劲，制定他一朝的法度；因此将中国推入了衰弱的舛运，种下了四百年外族侵迫的祸根。

中国的历朝开国的始祖，不是前朝割据称强的诸侯或是军阀，便是横行草泽崛然而起的英雄和豪杰。他们或者用兵力攻灭前朝，自为天子；或者乘机会搅夺政权，胁迫禅位。

三代和秦，都与前朝并立数百年数十年，这且不论。秦以后如汉、唐的兴起，都是当大乱之后，力征经营，剪灭并起的群雄，真当得起创业艰难。

其次如曹操、刘裕等，他们确是立过很大的功劳，为人民仰望的中心。再其次，如萧道成、萧衍等，也在前朝执掌大权，处心积虑的谋干了好多年，方始达到目的。一举而得天下的，唯有赵宋。赵匡胤不过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罢了，从来没有立过赫赫的功业，也从来没有起过非常的野心，只是将士们拥他出来，在当时不过将士们暂时利用一下的工作罢了。赵匡胤在将士们都没有料想到就此弄假成真，居然建立一个大统一的皇朝来，的岂不是一幕滑稽的喜剧！

公元959年，汴京传言北汉已与契丹合兵来攻。明年正月，后周恭帝便合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出兵抵御。其时恭帝年幼，能力薄弱，一般贪利慕势的武人，乃节外生心，实谋异动。赵匡胤奉命出兵的时候，汴京又传言诸将士将拥立都检点为天子。赵匡胤驻兵陈桥驿的一天，他的部下军校苗训，自称懂得天文，说什么眼见太阳之下另有一个太阳，指示给赵匡胤的观信官吏楚昭辅道：“这只怕是天命吧！”晚上，诸将士便相聚密议道：“主上年幼庸弱，我辈出了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都检点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不迟。”都押牙李处耘把这些经过情形，报告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和赵普，立即召集兵士准备天明时发动。一面派人飞骑通知在汴京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这两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教他们相继行事。

大清早上，赵匡义和赵普率领兵士拥至赵匡胤的寝帐实行拥立的把戏，其时赵匡胤正是昨夜酒醉，未醒，徐徐的欠身而起；将士们都已拔刀正手，在帐前呼道：“我们想成大事，只少一个首领，愿推太尉做皇帝。”赵匡胤正想问话，已被大众扶下来，迎至大帐，给他披上黄袍，纷纷在周围跪下便拜，口称万岁。拜毕便又扶他上马，簇拥着向汴京进发。

黄袍加身

赵匡胤见此形势，也觉得无可奈何，但心中不免有几分惧怕，日后不要也如此的受他们兵制。乃向将士们道：“你们贪图富贵，却来推我做天子，我对你们也有一个条件，务必听从我的命令，否则我不愿当你们的首领。”大众答应道：“那自然一定服从命令的。”于是赵匡胤发下命令数道，教大众务必严守秩序，然后整队前进。

赵匡胤带兵入汴京时，恭帝早朝还没有散。朝中接到报告，都很惊骇，宰相范质等，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应付的办法。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要想设法抵御被人刺杀。赵匡胤进了明德门，便指挥军队各自归营，自己也退居公署。将士们把范质等一班文官找到了，同至赵匡胤处。赵匡胤见范质等流泪说道：“我受工宗的恩德不浅，现今被各军压迫，竟然到如此地步，心上好不惭愧，你看应该怎样？”范质等未及回言，将士们又拔剑在手，汹汹的嚷道：“我们需要有个贤明的首领，今天务必请太尉即天子位！”范质见势不佳，只得和同来的文官一齐跪下，请赵匡胤至崇元殿行禅礼。临时召集百官，勉强凑合成班。仓促之间，也来不及准备好恭帝的禅位诏书，却是翰林承旨陶榖早已拟成一篇，藏在袖中，大众便取来应用。

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照便选拜受诏书，随即升殿登天子宝座，受百官朝贺。顷刻之间，后周的殿前都检点，俨然新朝的开国皇帝了。赵匡胤乃建国号曰宋。是为宋太祖。后周恭帝乃为郑王。而那时，又传言北汉和契丹业已退兵，遂停止出征，就便是陈桥兵变的一段故事。

将士拥立天子，这风气也可算由来已久，唐朝各藩镇的拥立主帅，就是这把戏的原型。后周太祖和后周世宗都是从这把戏里产生的。将士所以拥立天子的道理，已被宋太祖“贪图富贵”一语说破。天子而由将士拥立，那么这些将士的声势，便十分可畏了。常言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天了稍有不如将士之意，将士便可以别行拥立别人为天子，以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宋太祖被拥立时有所恐惧的，便是这一层，而他即提出服众命令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聪明办法。恰是机缘凑巧，割据各国的势力都已衰退，宋太祖承受了后周世宗的基业和声威，居然打在了统一的局面。事势已变，将士拥立的风气已有不能再延的形势。又兼继承宋太祖为皇帝的宋太宗，便是那主持陈桥兵变这把戏的赵匡义，弟拥兄立，兄终弟及，很自然的把拥立之局结束了。

结束唐末与五代拥立主将为天子的局面，其主要力量还是宋太祖苦心孤诣所定的法度。他被拥立时，即提出服从命令的要求，可见他对于这种军阀内溃之祸，深有戒心。所以他即得天下之后，便首先着手铲除祸根，削弱诸将的势力。共削弱诸将势力的设施，重要的有下列各端：

一、凡节度使病故出缺的，或升官或辞职的，渐渐任用文官继任。

二、各州设立通判，统治州中一切军民大事，与中央政府直接，以分节度使的权势。

三、节度使只许统治其驻在的一郡，其余向来兼辖的各郡，都改上中央政府直属，以缩减节度使的统治区域。

四、唐以来的节度使，对于地方财政，一手把持。一切赋税收入，由其任意开支。余款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报从中央的；至于中央断绝关系的，当然一个大子儿也不给的了。既把财政权握在手中，就可以有钱养兵违抗中央而不必顾忌什么了。宋太祖有监于此，便于各路设置转运，使组织地方财政收支机关。凡各路的财赋，除本地实际的开支之外，如数解送京师。无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观察等使和剌史，都不准干预钱毂的事。于是全国财政，统属于中央政府了。

五、把各地精壮的兵丁，都抽调到京师，编为“禁军”，其余留在本州的叫做“厢军”。厢军大都是老弱残兵，平时也不注意教练，任他腐败。各处需要用兵防守的，再派中央的禁军出去，一年一换，叫做“番戌”。

同时并演的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把戏，使功臣都把兵权交出。于是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朝末年以来的藩镇流毒，完全肃清了。

杯酒释兵权的把戏，凡演二次；其一在公元961年，石守信、王审琦都是宋太祖很亲密的旧人，因有功，统带禁卫兵。赵普屡次让宋太祖设法解除他们的兵权。宋太祖道：“他们必不背叛我的，你怎么这样的忧虑他们？”赵普道：“臣亦不忧虑他们会背叛皇上。但是我仔细考察他们，都没有很好的统御才，诚恐不能节制他们的部下，万一他们的部下有什么野心，构成祸乱，那末他们也许不由自主了！”

宋太祖恍然大悟。一天，宋太祖于晚朝之后，与石守信等饮酒，半醉时，宋太祖使侍从的人退去，对石守信等说道：“我没有诸位，当然不会到今日的地步，但是做天子实在太艰难，不及做节度使的安乐。我一向没有安心过，差不多睡眠也不得安稳呢！”石守信等追问其所以然，宋太祖道：“此中的道理很简明，就是这天子之位，哪一个不想来坐？”石守信等都很惊异的问道：“皇上何了此言？现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野心！”宋太祖道：“你们固然没有野心，只是你们的部下，难保不想升官发财。一旦你们的部下，强把黄袍披到你们的身上来时，你们想要不干也不成了！”

石守信等流泪道：“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一层，但请皇上批示一条生路！”宋太祖从容不迫的说道：“人生一世，要求富与贵的原因，不过想多积金钱，使自己既可充分享受，子孙也不致穷困罢了！你们何不把兵权解除了，做个清闲的大官；置些上好的田产，为子孙立好永久不动的基业；自己也养些歌儿舞女，饮酒取乐，享几年清福。我和你们都结了姻亲，彼此毫无猜疑，永久相安，这办法不是很妥善吗？”

石守信等都很感激的应允道：“这办法很妥善。这是皇上格外的爱惜我们~”到明天，都托病请解除兵权，宋太祖一律批准，都有很优的封爵和赏赐给他们。其二，在公元969年，宋太祖因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与安远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来朝，在后苑欢宴。也是当半醉时从容不迫的对他们说道：“你们都是于国家有大功劳的旧人，在外面辛苦得很久了，你们当这样繁重的责任，我终觉得这不是优待你们的办法。”王彦超理会得太祖的用意，即便答道：“臣本没有什么大功绩，冒滥荣宠很久了，如今很愿意就此告退，回去享几年清福。”武行德连亦都愿告退。明天，一律辞去节度使职。

藩镇的流毒中国，业已二百年，设法肃清，本是应有的事。然而宋太祖的集权中央，削弱藩镇，其最终目的，仅仅为着一姓的基业保持安稳。所以到后来便矫枉过正，竟然是设法使全国人民都弱，只有君主一人独强了。他把国中彪悍而失业的人民都收容做兵，荒年时招集饥民来扩充兵额。这实在使全国除皇帝的侍卫之外，不留一个强有力者的办法。他又设法使当兵的社会地位比一般人民都低下，造成“好男不当兵”的一种观念，使得民间的风气，软弱而不勇敢得达于极点。那些集中京师的禁军，也因战乱终止，不注意训练，渐渐的腐败。于是国家受了外族侵略也无法抵抗，以致受尽侮辱而不以为可耻！这又是皇帝专制的政治制度的罪过，为了一姓的安富尊荣，竟把一国一民族的命运供其牺牲了！

宋太宗

这种政策的不良影响不但使得国家兵力衰弱，并使财政紊乱，连带的弄得政治上发生朋党的倾轧，以致动摇国本。

把厢军中的精壮分子升为禁军，和荒年招饥民为兵的两种办法，都足以使兵额无限制的增高。宋朝的兵，开国时不过二十万，太祖末年增至三十七万八千，太宗时增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时增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时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英宗、神宗时的兵额与仁宗时相差不多。兵额既是增高，军费亦必加多。而且兵额虽多，兵力却是不强，对外战争，往往失败，因此又加多种种费用。军费与种种费用的加多，便使宋朝财政紊乱得不可收拾了。

太祖时的岁出岁入，无从参考。太宗末年的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据说当时尚有盈余。至真宗末年，约相距二十年，总岁入为一万五千零八十五万另一百钱，总岁出一万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钱，再加非常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钱。看那岁入的增多，不上二十年，便相差将近十倍，这岂是富力的特进，不外乎苛捐杂税的成绩，那么当时民生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英宗以后，每年入不敷出之数，总在二十万以上，财政当然更紊乱了。

宋朝的财权、军权很是集中。当时的政府中参与政事的职位，不过二、三宰相和少数的御史大夫。一国之大，人才之多，而仅有这样极小、极狭的位置和出路，可以有成就功名事业的希望；因此而互相争竟，这也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宋朝一代的政治历史，差不多完全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不肖的固因私利而与人争竟争，竟到剧烈的时候，就难保不是意气用事，未必都能用正当的手段了。

兵力的衰弱，财政的紊乱，和朋党的倾轧，这三种现象只要有了一端，国家便十分危险。宋朝竟三种俱全，给他在疲惫残破的状态之下，勉强维持到三百余年之久，这要算是侥幸万全了。

宋太祖“敬受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