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缪称训[淮南子·缪称训]

道高到没有顶点，深到没有底部；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无内外之分，混沌覆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领悟“道”体的人能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时无思虑、睡时不做梦，物体来到能叫得出名称，事物发生能应对自如。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正常，全身的脉络就畅通安康，心脏功能紊乱，全身的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正常，肢体也就相安无事；同样，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间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职。黄帝说得好：“至德者纯厚广大，能承顺上天的道德，精气能与上天的元气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谋略与臣民意见相吻合，办事的旨意与臣民意思相一致，这样君主与臣民同心同德，没有意见上的分歧和偏邪作品，也就能堵塞歪门邪道，开启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经》上说：“君主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过难关而取得胜利。”

道是万物的先导；德是对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积聚恩德的见证；义是合和人心、合乎众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灭就以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因此，远古圣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是谨守“德”而不怀仁爱之美。近代君王治国是小心谨慎抱持仁义而恐怕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仁义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没有了嗜欲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则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什么，就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了。

《周易-屯卦》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向导的帮助，就是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舍弃，因为继续追逐深入，危险就在前头。”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得到的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别人的相当浅薄而得到厚报、积怨深厚却无灾患，从古到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圣人知道自己怎样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怎样回报自己。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设置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来决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适量为标准。所以能够赢得一个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响百人来拥戴。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那么他的下属谁不爱戴他？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个不喜欢？《诗经》说：“（周武王）能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伟大的，关爱人的善举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为能从积累每一件小的善行开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

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就忘掉了批评他人可能会招致责罚，所以他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便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会忘记给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内心世界维系着真情，就会在外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凡是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过过失，别人也不会怨恨；言不由衷、行为虚假，就是装出一付忠诚的样子，也会招人讨厌、憎恶。后稷为天下人谋利，但却从来不自我夸耀；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也没有白用钱财，但他从不自满。他们就是这样在完满中看到缺陷，在充实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尽善尽美起来。

一般而言，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所举荐出的人，有的能把事办理好，有的却把事办砸了；这些并不是举荐人时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所举荐的人只求合适自己的口味。可是当你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寻求人才时，所得的人才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好比，让尧去鉴识度量舜，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让桀去衡量识别尧，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样，是没法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在说“狐狸”，实际上他们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狐”，就一定是没有见过“狸”。“狐”与“狸”不是异类，但因习性相近而属同一大类。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称“狐狸”，可见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称为“贤人”，就足见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贤”；反过来将贤才说成是“不贤”，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不贤”。

圣人处于上位，那么百姓乐意接受他的管理；圣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会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于统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上、或像穿着棉袄暴晒，没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安，面临血泪淋淋的险境。”是说小人处在他不该处的位置，导致人民百姓日子难过，同时小人也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统治地位。

物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天雄和乌头尽管是草药中的剧毒药，但良医却能用这种剧毒药来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间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却用他们作乐官和乐师。所以君主圣人对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被弃舍不用的。

勇士一声呼喊，三军为之退避，这是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的真诚。所以，有领唱的人、却没有人应和，上有此意图、却没有人领会执行，这些都必定是因为双方的内心思想感情没有得到交流融洽。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能匡正天下，这是因为他自身要求严格。所以，在上的君主大臣喜爱玩弄权术，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跟着玩弄智巧、变得狡诈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身子弯曲而影子却直的这样事情。

用言辞所不能表达的，却可靠表情动作来表达；用表情动作所不能表达的，却能用至诚的精神来感化别人。内心世界产生了真情，意识随之明智起来，然后必定在外表流露出来，这就是至诚的精神所至；人正是用这种至诚的精神来影响、感化别人，而不是用一种苍白空洞的说教来告诫别人。

戎、翟出产的良马，都是善于奔驰的，不论远近，但只有像造父这样的御手才能让马儿充分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力气；三苗族的人民，都是能被教化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但只有像尧舜这样的圣主才能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品德——这说明像造父和尧舜他们必定有着无法言传的奥妙法术。中行缪伯尽管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这是因为他只具备力气而不具备驯养老虎的才能。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办理一件上千人关爱的事，就能得到上千人的拥戴之心；这就好比砍伐大树、拖累到树的根部，这样树的千枝万叶也不得不跟着拖累。

慈父关爱儿子，并非是想得到子女的报答，而是因为无法抛开内心的那颗爱心。同样，圣人养育百姓，并非是想奴役百姓，而是在尽爱民的天职；这就如同火的本性是热，冰的本性是寒的一样，用不着特地加以修炼。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百姓出力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尽孝尽忠，这就像江中之舟失火一样，全体船员和乘客都会一起尽力灭火。所以君子在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物的结果了。媒人撮合婚事，婚姻的男女双方都不会感激媒人，因为知道媒人称誉双方撮合婚事只是为了钱财；雇佣农工的东家劝佣工吃饱，不会使佣工感激东家，因为知道东家劝他们吃饱只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多卖力气多做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父母亲，如在关爱子女过程中充斥了某种私心而不具备真诚的爱心，那么，作为子女也不必一定要牢记养育之恩。所以，赠送厚礼给客人，不能怀有企盼客人某天回赠的想法；同样，对死者加以厚葬，不应只求死者在天之灵能保佑现在活着的人。如果真的出自一颗至诚的心，那么所感化的作用就会相当深远的。

披戴锦绣进入庙堂，这是推重文饰；而摆放圭璋玉器，则是表示内在质朴纯情。不以文饰的东西掩胜过质朴的纯情，这才称得上君子。所以一年的时间来制作一部车子，但又惟独缺少一根三寸长的车辖，那么车就无法正常运行；木匠做门，但到时又惟独缺少一根五寸长的门闩，那么门就无法关闭紧合。所以君子做事就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最终结局。

精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但不可用来说教他人；明亮精粹的眼睛可以在无形中察知事物，但无法用它来教导告诫他人。心和眼的这种功能既无形迹、也无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所以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所致，并且远远要超过人的呼喊作用。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在古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意。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响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利害关系，但慈母的爱心却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间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来，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却是大之又大！能够亲身践履君子说的话，这叫“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这叫“忠”。“忠”和“信”在内心形成之后，就会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执盾牌、大斧在宫廷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为德治而武力征讨，使作乱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鹰在江河上空盘旋飞翔，使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也高飞远走，这些都在于它们能感知到老鹰有伤害之心，所以远远地躲避起来。儿子能为父亲去死、大臣能为君主舍命，这些事情每个朝代都有，这当然不是为了以死来邀取名利，而实在是他们内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这种死难。所以，人们情愿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并非是为了实现某种意愿和目的，可这种意愿常常会实现；同样，君子的忧伤悲痛，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而能够使人理解通晓。这些都在于他们的这种情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真的产生于内心世界。

“义”的重要性要超过君王的重要性，同样，“仁”的位置应置父亲之上。所以，君王对臣下，可以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不能让重“义”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可以呼来唤去使用他们，但不能让讲仁行孝道的儿子不为父母亲忧虑挂念。所以，我们将“义”和“仁”置于君与父之上，由此也导致社会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应验如神灵。远古的明主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理天下。”以后的德治社会中的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护，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诗经》如此说：“手执驾御缰绳，如同丝线织帛。”《易经》上说：“怀有高尚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说能够注意自身的修养，就能获得深远的美好结果。也因为这样，周公能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这就是君子的“慎独”。反过来说，不注意自身的修养，却想企盼远大目标的实现，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启发是容易的，但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子变成禾苗、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感慨地说：“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应从善去恶。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抚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就这样说：“君主如果不能亲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赖他。”

小人办事叫做只求得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则只求符合道义。他们在追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标则是不一样的。由船上摇桨击水的响声导致鱼沉入水底、鸟飞往高处，在这里听到的响声是一样的，而躲避的地方则是不同的，但鱼鸟都为了避害则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因送一壶饭给晋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负羁的功德；赵盾因送一束干肉救济过灵辄而后却又受到灵辄的保护。僖负羁和赵盾所赠送给他人的物品并不丰厚，但得到的回报却相当厚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出于仁爱之心，并以恩德待人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永不忘记。同样是吆五喝六的大声呼喊，在家中如是长辈对晚辈如此，则被认为是对晚辈的爱护；如果用这种呼喊对待陌生外头人，则有可能会引起争吵并为之争斗殴打。所以说：“兵器锋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钝愚不堪了。同样，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击鼓进军就真的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

圣人为善行善，并不是为了什么名，但恰恰会使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也并不是为了利，但利禄又会自然归于他。所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忧喜，产生和表现出来后并不希望能感染别人，但感染的作用却会自然而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来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现又像用手下意识地揉搓眯眼一样、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撑一样。但就是这样，圣人的无为而治，开头看不出有什么能耐、漠然寂静，但到后来就知道了他的伟大。就像太阳运行，骏马都无法和它赛跑。人们在暗夜里寻找东西就像盲人一样，但等到东方旭日升起，就将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举动都会带来利益，但它的反面——损害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这样说：“事物的衰败剥落不是无尽头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序卦》将代表复生的《复卦》来承接《剥卦》。”薄的积多了可以变厚，低的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行善以成光辉的美德，小人每天因贪心不足而怏怏不乐，以致品德败坏而受辱。这里面变化的启发，就是像离朱那样的人也看不清楚。周文王听到善事可行，唯恐自己赶不上，而对自己的不善之处，如果留宿一晚都会感到不安详，这并不是只为偶然不足而不满意，而是深深忧虑如长此下去将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它的国运却正在新兴。”怀着真情，拥抱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无法埋没，声威传播于天地之间，可与太阳、月亮的光辉相比配，这是美好而又快乐的事啊。如果能向善从善，虽然做错事。别人不会埋怨；如果不能向善从善，即使忠诚也会招致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埋怨自责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

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容貌模样是自己显示出来的，名声好坏是自己确定下来的，文辞言语也是自己日长势久确定的，没有什么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刀剑攻击刺伤他人，惹下如此大的祸怎么可以怨别人不避让你的刀剑？所以管子尽管平时有不少不拘小节的丑行，但他胸怀立功名扬天下的壮志，终于能锦衣玉食，政绩被记载在齐国的宗庙里；子产尽管平时仁慈宽厚，但此美德不过被人贬为妇人之心、如人之母，最终自己也享受不到尊严富贵。很多时候，看上去空荡荡，实际上却很充实，咋一口品尝清淡无味，细细品尝却回味无穷，那些身着粗布短衣却怀揣宝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心有二心、情不专一的人连一个朋友都难以得到，而那些诚心专一、感情专一的人却能得到上百人的喜欢。男子汉种出的兰草，看似艳丽却无芳香；由后娘养的小孩，看似壮实却无神采，这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内在天生的情分沟通和培育滋润。生命只是人世间的一种寄寓物，死亡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为了申张仁义而毫不犹豫地站着捐躯牺牲，王子闾为扶助正义而毫无惧色地蒙受刀砍剑刺，他们都不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所以处于治世则用义来维护自己的洁身自好，处于乱世则用自身来维护正义，乃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条原则要坚持到死的那天为止。所以君子在这生死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胆怯恐惧的，只是到灾难来临时才丧失了应有的操守；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来就欲壑难填，只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贪利的危害。虞国国君在看到了晋国送上的垂棘璧石时就忘掉了虢国亡国的灾难将很快会殃及自身这一点。所以只有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才不会改变，也无法遏止他的信念。一般人都想得到荣耀好处，也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圣人做善事行义事，这忧思出自圣人的内心，所以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自古以来做帝王的够多的了，但只有汤王、夏禹、文王受人称颂；社会上贫贱的人够多的了，但只有伯夷被抬举得很高。如果现在我们将凡地位尊贵者都等同于圣人的话，那么天下的圣人就该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现在我们将地位贫贱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话，那么天下的仁者就该多得不得了了。但实际上圣人、仁者少之又少，这是为何原因呢？这是因为要想成为圣人、仁者，你就得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行善从善，如滔滔奔流的江河，每天都得有发展、长进和进步，乃至关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临自身，开始时收获不大，最终的成果则很大很多，这种为圣人做仁者的过程也是长期坚持不懈行善从善的积累过程，一般人又谁能做到这点？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别人和被别人欺骗，就像过独木桥，他不会因为没有旁人就不显得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难。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动起来，活动着的情感均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言行举止）流露出来，流露或宣泄出来以后就不会凝结壅塞在内，心情也就畅快愉悦。所以，尧舜的言行举措，不只是伴以尧舜他们的真情实感，而且还使尧舜他们自己因情感散发心情畅快、民众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达到天下大治。反过来说，怀有罪恶情欲的桀纣并不只是偶然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有这种罪恶情欲就会必然地表现出来；但表现出来后，桀纣他们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种种事情都被搞乱了。所以说君主帝王的善恶情感的流露、宣泄，决定着天下的治和乱。正因为这样，圣人君主的行为（实际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顽强地以自己的情感意愿去做。它应当是无所迎合，也无所分离。它应当是好比“鼓”，没有什么和它相调和，但也没有什么和它相不合，在鼓点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钟石磬，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种声音互相协调应和，奏出美妙的乐曲。同样，君主身处上位，群臣自处下位，尽管官职各不相同、事务各有区别，但配合协调得就像一支乐章。这就像织布是向前进展的，翻耕是往后倒退的，劳动的方式不一样，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申喜由听到乞丐的歌而能动了悲情，出门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亲。先秦艾陵之战，吴王夫差说：“我们吴军的士气高昂、呼喊声激昂喜悦，吴国准能打胜仗。”同样是声音，但从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声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所以心情悲哀，这歌声就不欢乐；内心快乐，那么即使哭泣也不哀痛。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后拿琴弹奏时，孔子会说这样的话：“琴还是这把琴，但弹出的琴声音调却不一样了。”所谓礼仪形式是用来和人交往的，但这外在的礼仪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它们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只讲礼仪形式忽视内在的情感，就会表现得失情虚伪；如果只讲内在情感忽略礼仪形式，就会显得文雅不足。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以必要的礼仪形式来表达内在的真情实感，这凤凰和麒麟都会降临庭院；这是说怀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远方的人。输子阳对他的儿子说：“高明的匠工应熟习运用矩凿这些技艺”。能掌握这些矩凿技艺，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圆满。圣王就是凭着它来管理民众，造父就是靠着它来调理车马，医骆就是根据它来诊治疾病的，他们均是从匠工运用矩凿的技艺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术的。君王的意图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领会并执行，这是因为发自内心世界的真诚之情感化了大家。还没说什么，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没有发什么号召，就使人主动前往，这是因为事先就有了感应和默契。有些人总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这种认识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之所以骄傲，实际上在于自身只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夸虚华又在于自傲骄横。内心真诚的人，他的快乐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鸮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树上悬吊一样，它们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阳则思春，秋士感阴则悲秋，从中也能知道季节物候的变化；有时嚎啕大哭，有时悲叹而哀，从中也能知道其人的声音和心态间的关系；而某人容颜及身体动作，从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识和情感。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从而使自己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取决于天命；循顺事理，则靠人力。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专门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也不是上天特意为纣王而生出的；这是在于有那种世道，便有那种人产生。君子的天职是实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们的恩泽；小人的职责则是生产财富、提供物质利益，能让君子享用。过去君王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农具、粮食留在田头过夜也不会遗失，这是在于东户季子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说一国国君秉有美德，亿万国民也就有了依靠。凡君位高贵都以“左”方为尊，所以臣下对君主来说是“辅佐”，这是臣的谦辞；在下位的都以“右”方为贵，所以君主对臣下就说是“佑助”，这是君的谦让。所以，如果君主迁离“左”位，就会失去他的尊严；臣下离别“右”位，就会失去他的贵重。贪图一时的痛快会伤害道义，只图眼前利益会损害原则。子产颁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责难，但是实行新法尽管案件刑狱增多，却遏止着了邪气。如果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丧失了真情慈仁，就会受到舆论的抵制而无法实施。在成功的治国之道下，应该是，工匠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农夫不惜劳力、努力耕种，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乱纪。这些就好比撒置网，抓着了网绳就能张开所有的网眼。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尧传位给舜，舜再传位给禹；尧为舜创立了基业，舜又继承宏扬了这基业，而这些基业都是从小的方面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就像他们在家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范于兄弟，再影响传播遍整个国家，这样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风气，好习俗。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对人来说则是从小处就可知道他的以后。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处也无法控制，低处也登不上去，可是却无所不能容载，无事不能胜任，越久越显伟大，越远越显崇高。要掌握这种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只能从自身做起。离开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离它太远了。君子快乐有余而名誉不足，而小人则是快乐不足而名誉有余。看看他们之间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他们间的差距。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君子考虑的是义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贪求的是利而不顾义。孔子说：“子予说同样是哭，有什么不一样。我对他说：'子予，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奈何得了我呢！尽管他们的哭是一样的，但哀哭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哀和乐触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呀。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腾百姓、劳役民众，只是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搞出的乱子。这就说明每人都具有的意愿和情感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尧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达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郁闷不乐而导致死亡，还不知后世人在讥笑自己。

大凡人之常情是这样的：解脱了痛苦的事便快乐，丧失了快乐的事和物就感到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对于坚守道义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诱骗他的，对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惧来威胁他，就像对饥渴者不能用空罐子来蒙骗他一样。人的贪望多了，道义就会亏损；忧虑多了就会损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会伤害勇气。傲慢蛮横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是这样做的；善良仁慈产生在君子身上，这些美德可与日月争光辉，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改变它。所以达到大治的国家的国君喜欢的是使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美德，亡国的国君喜爱的是致使国家灭亡的东西。铁矿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浇入模子，君主的忧思不诚恳就无法规范民众。忧思的不是广大百姓的事，也就无法和民众取得联系。君主如能返归到治国的根本，那么与民众的联系就牢固了。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节，也不忽略任何小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不注意小节，晋文公与此相反，是不注意大节而注重小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处理得很好，但和各国的国际关系处理得不好；齐桓公对内宫的事处理失误，但对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水朝低处流而越积越浩淼，君王如能谦恭下问便能聪明。君王不争抢下属大臣职责分内的事，这治国的道路就通畅了。管夷吾和百里奚策划国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齐桓公和秦穆公能听取采纳他们的主张。告诉迷路者时将东当成西，因为自己还没弄清楚，到太阳出来才醒悟过来。卫武侯对他的下属大臣们说：“年青人不要看我年迈而以为我不中用，就让我这样衰败下去。你们还是要发现我的过错，并给我指明。”这说明卫武侯虽然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年迈了，但他却不认为自己老迈力衰，还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对自己的德行修养；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养自己的德行，也就离通晓生存和死亡启发不远了。

人不能从无中创造出些什么，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没有能力决定最终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顺应天理做事，并由天来决定成功。人一辈子为善行善，但没有天时条件就行不通；人一辈子为恶行恶，但没有天时条件就不会灭亡。所以行善行恶，取决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祸，则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因此君子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罢了。人本性秉赋于天；而命运，就要与你所逢的世道时运一致起来。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这就是天命。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干又有何罪过？他们都由各自秉赋的特性而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一个得利、一个遇害。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达到自己的理想则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为善行善，但却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样，不忍心做恶事坏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健壮而枝叶却繁茂，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道之世，是将人给予国家；无道之世，是将国家“送”给他人。尧统治天下时忧虑没有解除过，后来将政权平安移交授给舜后，忧虑才解脱。忧虑缠身时尧毫不松懈地坚守君位，最后又乐于将君位传授给贤人，始终不将天下的利益占为私有。凡物都是有用的，没有什么东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处，那么碧玉也会成粪土。人之常情，总是对祸害力求挑小的，而对利益好处总力图捞大的。所以同样味道的熟肉，人总是喜欢吃大块的肉，那一定是个觉得大块肉好吃的人。同拜一个老师而又能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一个以学习为快乐的人。不乐意去做一件事，却能做得好，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君子处世，碰到好时运好机遇便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庆幸的。世道不好时运不好就避开，避开也是符合道义，又有什么不幸可言！所以伯夷饿死首阳山，也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他所鄙贱的东西，而保持了他所认为可珍贵的东西。幸福萌生时是相当细微，如游丝；灾祸初发之时也是相当微弱，如尘埃。因为祸福萌发之时总是细微不明显，所以百姓忽略不当一回事，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见微知著，预见事物的未来，所以古书中说到：“鲁国送楚王的酒不如赵国献的酒醇厚，可赵国邯郸反而被楚军包围；华元宰羊慰劳部队，因忘了多舀点给御手，结果被御手出卖，遭郑军擒捉而危及宋国。”

英明的君主实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无功劳的人，便不给予赏赐；违背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便不加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接受我赐封的爵禄，有功的人接受我赏赐的田宅。而这二条没有一条符合，所以我无法赏你。”楚庄王的这些话可以称得上不违背常理呀！楚庄王拒绝了共雍的邀赏，没有赏赐给他任何东西，但给了他一种要争取获赏的勉励，也算是一种赏赐。

周代达到道治标准，殷商政治是好的，好的政治又未必能达到道治的标准。具有至德水平的圣王是不会满足于行的通的政治，也不会只限于只要是“好的”能问心无愧就够了，他是蕴怀着德而遵循着道，能使君民融洽愉快而臣民却不知这快乐是君王给的。

占据天下，拥有君位的君王是够多的了，但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留有的古代七十二个帝王祭坛，但只有三王为人称颂。君王不对臣下提出苛烦的要求，臣下也不凡事依托君王。从自己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后世的人也会称颂他的伟大，这样不出家门就能成就事业、彰显光明，当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地。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被流放中仍坚持礼节，一般的人也能做到这点，但无法能超过他的美名，这是因为一般的人无法拥有像孝己这样的胸怀和境界。

行为适宜而充满义节的是君子，贪图私利而忘乎义节的是小人。具有智慧的人有所获得而不辛苦，次一等的人是辛劳但不劳累不堪，再次一等的人是终身劳累痛苦而又不愿辛劳。古人品尝滋味而不贪食，今人贪食而不懂品尝，制作歌乐来修饰一般的声音，但是修饰出来的音乐还是难以达到教化的作用，就是配上金石丝竹协助演奏，还不足以达到教化的最高境界。使人们尊崇道、实行义，那么改变他们的喜怒、取予情，就像草随风倒一样容易。

周朝召公在养蚕、耕种的季节里放宽刑狱、将在押犯释放出来，使百姓都能返回家园从事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以此作为条件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所以圣人办事处事，均能做到进退不失时机，这就如同夏天换穿葛衣、上车拉着绳索一样自然而然。

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开嘴吐出舌，使老子从中领悟到“守柔”的启发；列子向壶子学习，从形影相生，形亡影不伤的现象悟出“持守为后”的启发。所以圣人不处事物之先，然而却能控制万物，这有点像堆积柴薪，后放的却压在先放的上面。

人应该以基本的道义去爱人，用善良正直的语言去团结人，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强盛自己。所以，如果德泽恩爱施布广泛，这威力就遍及深远；如果缺乏仁义，想用武力镇服人的作用就很小了。

吴国产的铃铎因为发音响亮而终被自己的铎舌撞破，蜡烛油灯因为能照明而终将自己熔尽销毁。虎豹因有美丽的皮毛而招来射杀，猿猴因为敏捷而招刺杀。所以子路因为骁勇而死于卫国的战争，苌弘因为智谋聪慧而被杀害。这些人都是能依靠智力去认识事物，但却不能做到虽有大智而自知之明。所以走在险道上的人是不能走直路的，穿过深山老林的人总要走不少弯路，夜间行走时眼睛看不清，只得伸出双手摸索着行进。事物各有它适宜的范围，聪明有时也未必有用处。人如果是通过黑暗迷惑而达到光明悟醒的，是可以和他谈论至道的。

鸟鹊筑巢知道风向而选择合适的位置，水獭建穴是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的，雄鸩叫鸣将预报天要放晴，雌鸩鸣唱将预报天要下雨。从中就可知人的智慧不如鸟兽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鸟兽出于身体本能的“聪明”总是有限的。所以只是通晓一种技艺、只能分辨片言只语的真伪，这样的人只能与他说些浅陋的启发，而不能与他作广泛的应对。宁戚敲击牛角而悲歌，感动了齐桓公，被齐桓公任命为大田官。雍门子以哀歌使孟尝君悲从心起，流下眼泪以至打湿帽带。悲歌、痛哭对一般性的人来说是都会的；但一发悲声就能使人听了动真情，那就要有精诚的感情才行。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可以仿效，但他们用情感化人心的效果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齐简公因为懦弱而被陈成常杀害，子阳因为施行猛政而遭劫难，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得其道的原因。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那么他的歌声就会变得清浊不分；墨绳不能切中、三点一线，就不能取直。

纣王用象牙筷而使箕子哀叹不已，并预感到纣王的贪欲将导致国家灭亡；鲁国用木偶人殉葬使孔子心痛叹息，诅咒不仁者将绝子绝孙。所以圣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能预知到事物的结局。发源于高山的江河流水必定要注入大海，庄稼长在田野，最后一定会归入贮藏到粮仓。正是圣人看到事物如何生成，就将知道事物会如何归宿。

河水混浊鱼儿就会口露出水面喘气，法令苛繁百姓就会混乱，城墙陡峭必定会崩溃，堤岸高峻必定崩塌。所以，商鞅制定苛法而招致自己被肢解，吴起施行酷法而遭车裂。

治理国家好像调琴瑟，大弦绷得太急则小弦就会断绝。所以一味勒紧缰绳，不断挥动鞭子的人，不是一个能驾御千里的御手。能够听得见的声音，传播不过百里地；而没有响声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海。所以，俸禄已远远超出他的贡献的人，就必定会受到伤害；名过其实的人也必定会受到蒙蔽。如果贡献和品德合乎实际再加上与之相适的名誉，一般性来说，祸患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他头上。人有噩梦缠身，就无法胜任正常行动；国有恶事先见之徵，就无法胜任善政的实施。所以前面放着高官厚禄的赏赐，是不可以靠无功来获取它的。后面有严刑峻法，也不可能因无罪而蒙受诛罚。你平时修身养性保持正直纯洁，做一个正派人而不偏离正道，就会相安无事。

君子不以为小的善事不值得做而就舍弃它，因为小善积累起来也就能成为大善；也不以为小的坏事做做也无妨而去做，因为小恶积累起来也就成为大恶。所以说，羽毛堆积到一定程度也能将船压沉，很多轻东西放在车上也能将车轴压断，所以君子是绝对禁止自己做微小的坏事的，这就是平时说的君子谨戒于微细之处。做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还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坚持做好事，日长势久就能形成好的品德；做一件令人悔恨的坏事还不足以败坏品德，但经常做坏事就会成恶棍。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善政美德，受千秋万代人称赞，夏桀、纣王的恶行暴政，遭千年万代人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