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爹娘】言传身教那些事儿，请看看张光武教授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张光武教授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如今是我的朋友。
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骨科主任兼大外科主任，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一位科普作家。
教授祖籍南京，出生于“教授世家”，家学渊源。教授家“父母言传身教的故事”，我常常在自己家人和同事面前提起。决定创办“天下爹娘”之后，教授是我的第一批约稿对象。2017年1月29日（大年初二）23时2分，教授通过微信把文章发给了我……今天，这篇文章作为“天下爹娘”丁酉年第一期，隆重推出——
说说我学医的爸爸妈妈 文| 张光武
妈妈，89岁，退休前为北京某医院医生。
妈妈是福州人，从小生活在福州负有盛名的“三坊七巷”中一个大家庭中。据她自己说，从记事起，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太好了。由于家中长辈生意失败，外婆和一家人只能靠变卖房产过日子，生活过的异常艰难。
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妈妈到上海求学。考入上海中山医院护校，毕业后留在中山医院当护士。大约在1953年，她响应国家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毅然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抗美援朝手术队，奔赴朝鲜前线。她所在的医疗队中，有许多当时我们国家第一流的外科医生，黄家驷、曾宪九、石美鑫……这些名字到现在都是中国外科的骄傲。国家为了保证医疗队和专家们的安全，把医疗队的驻地放在了齐齐哈尔，于是妈妈就成了“没过江”的抗美援朝战士。
在我的照片簿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摄于1953年。照片中一位年轻的护士在精心照料一位志愿军伤员。从她和蔼的目光、轻柔的动作中，我看见60多年前一位普通护士对志愿军亲人的亲情，体现了医务人员对“最可爱的人”的关怀备至——这位和蔼可亲的护士就是我妈妈，当年她23岁。
最近，我把这张照片给她看。捧着照片，她似乎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回忆当年往事，讲到工作艰难，条件艰苦，讲到齐齐哈尔冬天的寒冷，讲到与爸爸共同工作的岁月（爸爸也是医疗队的一员）……
妈妈说,这张照片拍摄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慰问演出。祖国慰问团给志愿军伤员演节目。当时室内比较冷，伤员们穿的病号服薄，有一位伤员出现了不适。她看到后，脱下自己身上的棉大衣，披在这位伤员身上。这一幕被在场的记者拍摄下来，成为妈妈一生唯一“高大上”的摄影作品。从小到大，我多次看见过这张照片，每当说起照片的故事，她眼睛中都会噙满泪花，言语里充满骄傲。
朝鲜战争结束后，妈妈随爸爸调动来到北京，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文革”中，因历史的原因转行当了医生。在医院几十年的工作中，她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得到医院同事们的公认。巧合的是，三十四年前，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结果，居然和妈妈在同一所医院，同一个科室工作，我们从母子成了同事；随着职称的晋升，我成了她的上级医生；后来我当了科主任，她成了我的下属。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医院老一辈同事见到我，都会说：“张主任是谁谁谁的儿子。”而有的年轻同事则常“诡异”地一笑，“弱弱”问我一句：“你妈妈这个月的奖金是多少？归你发吗？”
我们医院保存着数万余份门诊病历。每名病人有一个病历袋。看病时，门诊病案室将挂号病人的病历袋送到相应医生的诊室。病人就诊时，医生将病人的情况如实记录在门诊病历中。妈妈退休后，在我就诊的许多病人的病历袋中，常能看到妈妈熟悉、工整的病历记录。每当我读到她写的病历，欣赏她娟秀、工整的病历签名，总觉得她没有退休，还在工作。她的字绝无龙飞凤舞，也没有万人不识的“甲骨文”。坦率的说，今天我写的门诊病历远远不如妈妈认真、工整，想想很是惭愧。
随着医院门诊工作方式的变化，病人看病的记录由病历袋，逐渐转变成写病历本。同时，妈妈退休快三十年了，老病人看骨科病的越来越少，所以，我欣赏妈妈写的门诊病历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有时门诊偶尔看到一份妈妈三十年前写的门诊病历，我会激动不已。
就这样，我跟妈妈的缘分从家庭延伸到了工作。
大家闺秀的生活环境和职业训练，使妈妈养成了认真整洁的生活习惯。三、四十年前，我们家住两间屋子，面积很小，尽管如此，妈妈依然坚持床下不让放东西，理由是，如果床下有东西，清扫不方便，容易积灰尘。
在我家的厨房，妈妈把厨具炊具收拾得井井有条。小时候我和妹妹都知道，什么东西放哪儿，什么东西不能放哪儿，什么东西洗完后放哪儿……都有“规定”。我们俩曾悄悄说过：咱家怎么这么麻烦啊！
直到我到医院工作后，才明白，妈妈把家里厨房当医院工作间了，分出了“清洁区”、“污染区”、“过渡区”。直到今天，妈妈铺床单、叠被子的方法和我们医院护士的操作方法还是一模一样，怕是改不了。
在医院工作的几十年间，她的白大衣永远保持着洁白整洁状态，绝无污渍，绝无褶皱。她诊室的桌面地面总是清洁整齐，一尘不染。
妈妈对生活，对美的追求超出常人。爸爸妈妈的婚纱照和她个人的婚纱照永远挂在他们床头。即便在“文革”那个不正常的岁月，这两张照片也不曾摘下。每次搬入“新家”，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张结婚照片端端正正的挂好。60年过去了，这些照片泛黄，褪色，镜框上的油漆开始脱落，她还是当成宝贝挂着。一天，新来的保姆指着妈妈单人婚纱照说：“阿姨，好福气哦，你看你女儿多漂亮哦。”妈妈说：“你什么眼神？那是我，我比女儿漂亮。”说完，自己都大笑起来。一次我回家看她，她把这个故事反复跟我讲，连讲了三个星期，好像怕我不明白，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的收藏中，有一套1962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少儿读物，一共八本。这套书是我和妹妹二、三年级时妈妈给我们买的，至今有五十多年了。当年，这八本书要花掉她四分之一的月工资。那时爸爸妈妈忙于工作，经常把我俩锁在家中，我们就靠这些书籍打发时间。也正是这些书籍，让我们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书籍总是伴随着我，使我终身受益。这套书第一册的封面被我撕坏了，是她把破损的封面粘好的。
今天，我自己能以医生为职业，能为社会、为患者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无不与读书有关，无不与爸爸妈妈的教育有关。
我家衣柜中放着一件婴儿衫。这件衣裳是妈妈在我满月时给我买的，穿着它照了我的满月照。一天，她郑重地把这件小衣服和我的满月照交给了我。我明白，从前那个年轻的妈妈老了。六十年前她对新生命的渴望和喜悦早已转化成对晚辈的叮嘱和依赖。六十年了，甚至包装小衣裳的盒子都成了“文物”，但是，小小的衣裳还是那样漂亮、艳丽。女儿出生时，我也给她穿上了这件小衣裳，同样拍了一张照片。
同一件衣裳，第一次曝光于1955年，穿在我的身上；第二次上照片是2000年，穿在女儿身上，之间整整相隔了45年，而这件衣裳陪我们家三代人走过了61年。
61年来，我爸爸妈妈和这个社会的许多家庭，许多爸爸妈妈，都有难以忘怀的经历，甚至痛苦和无奈，但是，他们给我买的小衣裳会陪着我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给我的爱也会传承下去。
近年，妈妈患上埃尔茨海默病，记忆力慢慢衰退了，她忘记了与她同在一个诊室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甚至叫不出晚辈的名字。但是，当说到童年，说到她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家，说到抗美援朝医疗队，说到认识了爸爸，她都像换了一个人，话语滔滔不绝，脸上泛起红光，哪里像一个埃尔茨海默病的患者？
现在，在我家日常生活中，大家总是“故意”提及妈妈的“历史话题”，以便引起她精神的兴奋点。我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缓解她的埃尔茨海默病，期盼她早日恢复健康。
爸爸，91岁，退休前是解放军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爸爸是学医的，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小时候我对爸爸的印象是一个字 —— 忙，家里家外不停的忙。由于他一直从事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而他们研究的领域关乎国家的安全，所以，即使在“文革”最乱的年月，他和同事们的研究工作一刻也没停止。他依然每天去实验室做实验，写论文，即使是星期天，有时也要去工作。儿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不能停一停？爸爸说：“实验一旦开始，中间就不能停止，以后你会明白的。”几十年后，我也开始做医学科研，开始指导研究生做科研，才真正明白他的话。医学研究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允许中间有停顿，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从住宅区到图书馆要穿过大操场。每天傍晚，大人们都会夹着书本向图书馆走去，这甚至成为大院中的一景，爸爸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爸爸经常带回家一、两本精装的中外文书籍，我看了很佩服，暗暗下决心，要做像他那样的学者。可以说，爸爸是我人生第一个榜样。
小时候，知道爸爸经常出差，每次出差走的都很急。临行前，他会对我和妹妹说：“大人出差小孩不要问，也不要跟同学说，也不要问去哪儿。”后来，我们看到，只要他出差，大院里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不见了踪影，谁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直到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明白，爸爸和他的同事们出差的地点是我国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为了保密，他们不能告诉家人，不能通信，吃住在闷罐火车上，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他没跟我们提过半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他们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奉献着青春和生命。
我1976年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在首钢当工人。不久，传来国家开放高考的消息。我对爸爸说，我想参加高考。爸爸说，你小学没上完，中学都没上，拿什么去高考？爸爸对我参加高考根本不抱什么希望。我对他说：“你别管，我自学”。
那时，我家住的宿舍楼单元门共住18户人家，考生12人。考生中有应届高中生，高中复读生等，只有我属于什么学都没上过的“同等学历”考生。考试结果：12人考上8位，包括我。当爸爸知道我通过了高考，兴奋不已，高兴了许多天。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他把高考看的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他的“脸面”啊。
一天中午，他下班回家。进门后压低声音对我说：刚才走楼梯，听见楼下某单元正在骂孩子呢。
“为啥？”我问。
“楼下说了，楼上张光武那德性的考上了，你高中生考不上！”说完，爸爸禁不住笑出声来。
爸爸此时的笑容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为我骄傲啊。
1984年，我进入医学院学习，成了爸爸的同行。爸爸也为我能学医而感到欣慰。一天，他对我说：“我要晋升研究员了，帮我抄一份我写的论文目录，还有答辩论文。那年间，没有电脑打印，一切均靠复写。
我看了一下爸爸写的论文目录，大约近百篇。奇怪的是，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都是作为“内部资料存档”。因为我是学医的，明白晋升职称时，提交的论文必须是公开发表才算数，未发表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
我对他说：“你公开发表的论文没几篇，申报研究员有戏吗”？
爸爸说：“我做的工作都是保密的，论文不能公开发表，这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申报职称算数，你放心吧。”
作为病理生理学专家，爸爸几乎一生都隐姓埋名为国家、军队默默工作着。没有名，没有利，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直到改革开放后，爸爸和院里其他叔叔阿姨们把他们从1957年至1985年间，干了二十九年的科研成果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并于1986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名称是“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具体获奖内容至今都在保密状态。事后，工作单位给他发了一个小红本，上面写着参与该工作并有突出贡献人员，其中有他的名字。
我问他：“特等奖，给你了多少钱？”
“我们那时得奖没钱，不像你们现在，动不动就说钱，”爸爸说，“那时想的很简单，就是国家、军队的需要，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别的。”
1983年，我刚大学毕业，爸爸对我说：“当医生必须学会使用文献，利用图书馆，我带你看看吧。”于是，我俩穿着同样的白大衣，钻进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数据库，没有电子检索，有的是通过“关键词”倒查文献原文和摘要。记得他抽出一本JBJS（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合订本，教我怎样利用“关键词”检索需要的文献，告诉我使用“关键词”的技巧，注意事项等。
前几天，我还问过爸爸：“还记得咱俩在图书馆查文献，搞得灰头土脸吗？”
“怎么不记得，”他停顿一下，“我先到，那天你来晚了。”
在爸爸的指导下，我本科毕业的当年，就完成了第一篇文献综述“骨膜移植治疗骨折不愈合”，发表于《北京医学》杂志。
正是爸爸妈妈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繁琐、辛苦的从医之路上矢志不移，坚持至今。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父子在图书馆书库里度过的难忘时光，幸福时光。
有一天，我回家跟年迈的爸爸聊天，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了带研究生上来。他问我：“你带的硕士生做什么题目啊？”
“做有关基因方面的工作，”我说，“现在要求高了，研究必须是分子水平、基因水平，不像你当年，撑死也就是组织水平、器官水平，过时了。”我说完有点得意。
“那倒是，科学发展了，我们落后了。我只问你一句，你们的研究生有答辩通不过的吗？”
“没有。”我没想到他能问出这句话。
爸爸说，科研水平高低是一回事，实验设计合理严谨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在他们工作的研究所，就是因为实验设计不严谨，有研究生答辩没通过。他说，有一个做化学分析的研究生，要说明样品中有一个含氮的化学基团的性质。一位教授问：“你的试剂中存在氮，你怎么证明这个基团是你合成的，而不是试剂带来的？”5分钟后，答辩结束，未通过，实验重新设计。
我牢牢记着爸爸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我明白他的意思，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需要认真、细致、严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