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市与天津曲艺

​天津曲艺的发祥地，虽然最早当属西城根儿、侯家后一带，但随着市区的南移，自20世纪初，各种伎艺人便纷纷到南市谋生。除在广场上露天表演外，早年在侯家后兴起的落子馆也相继在南市出现。如“中华”（今中华曲苑）、“燕乐”（建国后改为红旗戏院）、“权乐”（今长虹曲艺厅）、“丹桂”（建国初改“大众”，后改南市新闻影院）、“华乐”（后改“聚华”，建国后改劳动剧场）、“群英”、“庆云”（建国后改共和戏院）等，最初都属落子馆，是专供妓女演唱的场所，多数后来改为演杂耍（即曲艺与杂技）的剧场。其中以“燕乐”最为古老。

　　“燕乐”首先改变了落子馆式专供妓女演唱的性质，废除了“坐排班”式的演唱者坐在台上让观众“点活”的习俗，使其向现代化的舞台表演方向发展。至上世纪初，许多曲种逐步形成，如由流行河北农村的木板大鼓转变为京韵大鼓；由北京北板大鼓演变为梅花大鼓；由八旗子弟“走票”为主的八角鼓也变成了民间伎艺；天津土生土长的时调小曲也搬上舞台；各种地方鼓曲也相继流入天津，撂地演出的相声、杂技等也都进入当时的“燕乐”演出，形成曲艺的综合场，促进了曲艺的成熟,并涌现许多名家和流派创始人，如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杜玉衡（大茄子）、富少舫（山药蛋）、金万昌、花四宝、乔清秀、秦翠红、赵小福、李德钖（万人迷）、张寿臣、常宝坤（小蘑菇）、戴少甫等都先后在此演出。尤其是侯宝林先生，当时在北京只是普通的相声演员，1940年应邀到这里演出，最初只不过是“中场”位置，是在这里获得“文明相声”之誉，一跃而成为“倒二”（当时这种曲艺场都是大鼓“攒底”，“倒二”则是相声的最高待遇）。

所以侯宝林先生几次表示“我是在天津红起来的”，即是指当时的燕乐戏院把他从北京邀到天津，在这里得到发展，从而成为当代表演艺术家。

而在“小开洼”一带的露天演出场地，也先后盖起固定式的书场、茶社，除说演长篇西河大鼓或评书的书馆外，其它还有茶社式的相声场、时调馆、坠子馆及后来的清音社（即京剧清唱的班社）等，在这些茶社中值得一提的是连兴茶社，它是天津最早的相声场子，与鸟市的声远茶社共同为天津相声发展的摇篮。许多相声名家都在此演出过，如马德禄、周德山（周蛤蟆）、李瑞丰（李麻子）、范瑞亭、马桂元、高桂清、李少卿、杨文华、马三立、于坤江、李寿增、尹寿山、郭荣起、刘宝瑞、赵佩茹、李洁尘、阎笑儒等。这时相声虽然进入茶社演出，但仍保持在明地上“零打钱”的收费方式，观众随来随走流动性强，演出必须“咬”得很紧，谁演出时“疏黏儿”（即吸引不住观众）就要影响全体成员的收入，便会受到指责，因此每人都要展示自己的本领。当然，也会出现许多迎合观众口味的表演或“臭活”（即荤段子），给相声带来负面的影响。但这里演出的内容却又比剧场丰富得多，因此，也吸引许多同行到这里来“听活”（即相互学习），使它与杂耍园子的相声演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如相声名家张寿臣和成名后的常宝坤、侯宝林等都经常到这里串门，有时帮助演出，如遇杂耍园子缺人，也由这里补充。如早年常宝坤与其父常连安合演，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子同台逗哏感到不适，便从这里邀走赵佩茹为其捧哏，终于成为天津妇幼皆知的名档;郭荣起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天津，缺少合作者，也是从这里找到朱相臣……使这里形成了天津相声发展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