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女人约会真的很紧张，所以我决定和一对情侣约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就会同时和一个男人和女人约会。”
45岁的伊兰·詹金斯（Ilan Jenkins）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大学时，曾在以同性恋身份出柜后面临死亡威胁。当时的他从未预见过，自己有一天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与伴侣一起生活，而且是两个伴侣。但如今，他和他的两个伴侣，43岁的艾伦（Alan）和37岁的杰里米（Jeremy），以及他们的两个分别3岁和1岁的孩子，共同生活在圣地亚哥。这三个人都是孩子们的法定父亲，两个出生证上都有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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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爸爸和两个孩子的家庭
詹金斯和他的第一个伴侣艾伦都是医生，在2012年遇到杰里米之前，他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关于更开放关系的可能性。杰里米是一位致力于拯救濒危物种的动物园管理员，最初对多伴侣关系并不感兴趣，但他以朋友的身份了解了这对伴侣，“每个人都有点对这个想法感兴趣，只是因为会有很好的化学反应”，詹金斯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但当他们决定要孩子时，出现了一些阻碍。除了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律师来参与他们第一个孩子的代孕和捐卵合同（分别由不同的妇女担任代孕母亲和捐卵者）之外，他们还必须说服法官，他们三个人都应该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孩子的家长。就他们律师能找到的案例而言，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允许三个家长被列入出生证明的先例。虽然过去曾有过继父母、祖父母和新伴侣成功向法院申请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名字加到出生证明上，但孩子出生当天并没有三个名字的表格。
詹金斯一家。图片：Sweet Me Photography
为了在女儿出生前改变规则，他们聘请了律师，请求圣地亚哥法官批准他们三个的名字加到出生证明的申请。詹金斯说，审理他们案件的法官“很理解这种情况，并且愿意帮助我们”，但作为下级法院的法官，“她不被允许开创先例”。不过在向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上诉中，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在儿子2019年出生时，他们得到了写有三个家长名字的出生证明。在加利福尼亚，或者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从来没有任何处于三方关系中的男性被授予共同抚养孩子的权利。但是，男人们提出了他们的理由，每个人都解释了“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出生证明上如此重要和必要”，詹金斯说。法官最终授予三人对2017年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的养育权，詹金斯最后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经历的书《三个爸爸和一个婴儿：现代育儿历险记》，该书于3月9日在美国出版。虽然多伴侣关系中的人仍然很少共享他们孩子的合法家长的身份，但各种形式的“伦理上的非单配偶制”——涉及两个以上成年人同意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广泛。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点，从多伴侣约会软件的崛起和主流媒体曝光的增多，到社交媒体和对这个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更容易的触达。“我认为一个巨大的因素只是人们更加开放的意愿，”詹金斯说，“这必须要有能见度。”这些文化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恋爱支持者，他们从全球各地的集体运动中，努力扩大人们关于性的边界。而由于像詹金斯和他的伴侣们这样的人，变化仍在继续发生，他们的故事有助于摆脱关于多伴侣关系的长期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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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件新鲜事”
2016年，一项针对近9000名美国单身成年人的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人之前曾有过一段自愿的开放式关系。一年后，加拿大的一项调查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字。“我们在过去十年中看到的另外一件事是，在谷歌搜索'多角恋’和'开放式关系’这两个词的次数增加了，这表明人们对这个话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性别和生殖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贾斯汀·雷米勒（Justin Lehmiller）说。但是，人们开始这种类型的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雷米勒补充道，“这不是一件新鲜事”。然而，这在1969年还是新鲜事，当时与珍妮特·哈迪（Janet Hardy）合著1997年出版的《道德浪女（The Ethical Slut）》（讲述如何处理开放、多边的情欲关系）一书的多西·伊斯顿（Dossie Easton）在离开一段糟糕的关系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不寻常”的决定，她“再也不会处于单一性伴侣关系了”。1973年，她加入了一个名为“旧金山性信息”（San Francisco Sex Information）的团体（现在仍然存在），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探索开放式关系生活方式的社群。“我得以在这个世界往前一步”，她说。
《道德浪女》探讨了开放性关系。图片：豆瓣
现年77岁的伊斯顿多年来一直在探讨非单配偶制，1994年她和哈迪在旧金山郊外的大苏尔举行的一次门萨会议上主导了了一场BDSM研讨会。虽然听众并没有被BDSM所震惊，但对当时身为恋人的伊斯顿和哈迪当着伊斯顿的男伴的面做研讨会感到震惊。这促使两人写出了这本书，内容包括如何进行健康的非单配偶制关系。对于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还是有些必读的。"每年它的销量都很高，"伊斯顿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伊斯顿去过英国、德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见面会。在柏林，她认识了57岁的克劳迪娅·辛瑟（Claudia Zinser），她大约在25年前，就开始了公开的多伴侣生活。并为处于多伴侣关系中的人提供咨询已经有十年之久，她看到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开放性在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年轻人中。“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公开探讨了这个话题，所以它不再是未知或禁忌，”辛瑟说，“它甚至可能是时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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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软件的推动
雷米勒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HIV流行导致对自愿非单配偶制的研究放缓，因为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已经被视为不太安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新活跃大约始于2010年左右，”雷米勒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真的看到了爆发式的发展。”他说，目前伦理上的非单配偶制几乎成为主流，这既是由于学术研究通过媒体和教育被传播到公众中，也是由于电视上对这些关系的呈现更加多样化。这些较新的呈现超越了HBO的《大爱（Big Love）》或TLC的《我的妻子们是好姐妹（Sister Wives）》，它们都以一夫多妻为特色，展示了各种多角关系。无论是露西·吉莱斯皮（Lucy Gillespie）的《独角兽之地（Unicornland）》，讲了一个单身女人与几对不同的情侣约会；还是《情牵你我她（You Me Her）》，讲述一对情侣一起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故事，都是强有力的例子。
《我的妻子们是好姐妹》讲述了一个一夫四妻家庭的故事。图片：IMDb
“互联网和更具包容性的约会软件在改变人们的态度方面也发挥了作用，”雷米勒说。多个非单配偶制导向的约会软件让人们很容易找到其他寻找多伴侣关系或性体验的人。公司发言人说，在Feeld这个多元和另类的约会软件上，60%的情侣都在寻找第三个人。人们寻求的不仅仅是性，一项涵盖640名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约会软件3Fun用户的调查显示，在寻找三方性爱的用户中，约有43%的人也在寻找三方关系。有了这些软件，“联系和见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渠道，”雷米勒说，“所以它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地下场景”。25岁的珍妮·弗兰克（Janie Frank）在2016年通过Feeld认识了她的两个伴侣的——27岁的玛姬·奥德尔（Maggie Odell）和31岁的科迪·科波拉（Cody Coppola）。她在2016年早些时候第一次开始使用这个软件，因为虽然之前只和男人约会，但她意识到自己也喜欢女人。“我第一次和女人约会真的很紧张，”弗兰克说，“我决定和一对情侣约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放松，这样我就会同时和一个男人和女人约会。”回想起来，弗兰克觉得这种逻辑 “奇怪而有趣”，但这让她在遇到奥德尔和科波拉之前约会了几对夫妇，还让她了解到“这种自己并之前不知道的生活方式”，她说，“通过在约会软件上与人们交谈，我开始意识到，那些多角关系的人有一个完整的社群。"如今，弗兰克和奥德尔都有TikTok账户，有几十万粉丝。“我们一直在尝试谈论一夫多妻制，并使人们意识到它，将它正常化，并教育人们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弗兰克说。一些拥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会主动联系并感谢他们，其他不熟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会评论说，很高兴从弗兰克和奥德尔的视频中了解了多角关系，“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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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追赶
非单配偶制关系的兴起正在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而不仅仅是詹金斯和他的伴侣们获得了孩子的养育权。2020年7月，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议会全票通过承认多伴侣家庭，与萨默维尔市相邻的剑桥市也紧随其后。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2018年，在加拿大纽芬兰，处于多角关系中的两男一女都被承认为孩子的合法父母。此前一年，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三名恋爱中的男子合法结了婚。
科迪、珍妮和玛姬处于三角关系。图片：Instagram
这些各地不同的举动，使非单配偶制正常化，这可能有助于引发一场更全球化的运动。辛瑟认为，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网上会议和社区的推动，将加强那些实践非单配偶制的人的 “全球网络”。同时，关于非单配偶制的信息传播，“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以设计适合自己的关系类型”，雷米勒说。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非单配偶制和同性恋关系中的人仍然在与耻辱作斗争。弗兰克说，她和她的伴侣曾收到过匿名的仇恨邮件。而在一年前，詹金斯说，在他的大学里，学生们在橄榄球比赛中仍然会发出恐同的声音。不过，在圣地亚哥，詹金斯说他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受到歧视——这也是他和艾伦当初选择搬到那里的原因。詹金斯的书出版后，他所在医院的同事，包括高级管理人员都写信祝贺他。“他们甚至建议我们将来可以办一个签售会，”詹金斯说，“我们真的很幸运，能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原标题：从禁忌到被公开讨论，开放式关系会改变我们看待家庭和欲望的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