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面积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原面积却只有100万平方公里左右。主要的平原集中在东部和中原地区。东北平原由于气候过于寒冷,在古代并不适合农耕,也是游牧民族聚集的地方。汉族人生活的核心地域以及汉文化的中心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北部这一大片平原地区。从上图可以看到,这块大平原的最西端大约是在洛阳的所在地,最北面的大城市是北京的所在地,最东南面是杭州的所在地。通过洛阳西面的狭隘通道函谷关以西,是陕西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四面环山,从南面秦岭流下来的河水和从北面黄土高原流下来的河水汇集到中间的渭河、形成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气候不冷不热,拥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关中平原既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又有很好的军事战略地位。向东可以进入到中国最大的平原地区,但自身又有很好的防御能力。司马迁说:“秦地被(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为国也”。在航海文明出现之间,人类经济活动主要以农业种植和陆地贸易为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依靠陆地交通,想要到达印度、中亚和罗马,只能通过陆地从西向东出发。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写到: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雨量小于15英寸(大约381毫米),则无法进行大面积的农业种植。从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看,西安这个位置(年降雨量大概500-700毫米),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所能到达的最西面的平原中心城市。因此,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实际上是天文地理综合经济等因素必然选择。穿过关中平原的最西面的关口到达甘肃,几乎再没有很大块、像样的、适合大面积农业种植的平原土地,历史上是羌族、氐族等游牧民族的聚居区。
一个国家首都的选择,需要有足够的土地资源来建设城市、周边有足够的土地用来种植养活人口、有充足的水资源、还要有一定的军事防御能力,足够的经济活力等等。用宋代以前的视角看,西安无疑是汉文化最靠近西方世界的中心城市,也是最重要的抵御西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但西安的缺点也很突出,就是所在的关中平原的面积太小,统治者的“视野”会被四面狭小的山河所限制。一旦首都的人口膨胀,则很难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从汉代到唐代的统治者,经常会选择走出函谷关,来到“中华大平原”的最西端,选择洛阳作为另外一个政治中心。在洛阳,可以由西向东俯视到整个中华大平原。在北宋以前,从军事的角度和“更靠近世界”的角度讲,西安更具有优势;从经济活动和农业种植的角度讲,洛阳更具有优势。从商代一直到北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处于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从西安到洛阳的“两点一线”是中国最富庶和最有文化的地区,统治者也一直在这两个区域进行平衡。洛阳和西安,也分列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城市的第一、二位。北宋以后,航海技术逐渐发达,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逐渐由陆地转向河流与海洋。由于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东进侵略和“挤压”,中国的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环太湖平原的物产更富饶、密集的河道更适合贸易活动和经济繁荣。随着隋朝京杭大运河的挖凿开通,北宋首都的选择到了水陆更方便、更靠东的开封。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化核心区域处于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三条河流形成的“中华大平原”气候适宜、雨水充沛、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单位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大概是游牧土地的9-10倍甚至更多,更适合定居。中华大平原东面靠近大海,南面是充满瘴气湿热岭南山脉。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冷,就希望进入中原地区掠夺财富、寻找生机。
从地图上看,发源于东北长白山的女真族、满族,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在地域上更靠近北京。东北的少数民族通常通过北京进入中原地区,而北京则是和东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融最北面的平原城市。元朝和清朝定都在北京与其自身民族属性和发源所在地密切相关。发源于内蒙古的匈奴、契丹、蒙古族在地域上更靠近山西和陕西的北面,坐落于山西北部的雁门关是游牧民族进入汉族地域最近的狭隘通道,北宋抗击辽国的很多军事战役发生在雁门关。山西最北部的中心城市大同曾经担任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首都,辽和金的陪都。发源于西部和西北部的羌族和氐族则通常通过甘肃的狭长走廊进入关中平原,南北朝时期,关中长期处于前秦(氐族)、北魏(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前秦政权更是选择定都在西安。从春秋开始,统治者就希望通过水陆交通把“中华大平原”的重要城市连接起来,以满足军事运输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到了隋朝,隋文帝下令开凿了广通渠,连接了长安和黄河中游,沟通了洛阳和西安的水陆交通。紧接着,隋炀帝又下令开凿了永济渠,向北连通了洛阳到北京的水陆交通;开凿了通济渠,连接了从洛阳黄河到淮河的水陆;开凿了山阳渎,连接了淮河到杭州的水陆交通,交汇到了长江的水陆。至此,“中华大平原”最西面的政治中心西安、核心区域的洛阳、最北面的北京、东南面的杭州,全部通过水陆交通得以贯通连接。
从元朝到清朝,华北塞外的蒙古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在统一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后,进入了“中华大平原”。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开始明显分离。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性格和体格上的更好战,蒙古族和满族本身由于生活习惯、传统和军事需要,把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放在了“中华大平原”最北面的北京。而江南地区的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由于气候更适宜、四季分明,物产更丰富、水陆交通更方便、更适合经济活动,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由于中国的版图在清朝空前扩大,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进一步融入了中华大民族文化圈,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逐渐由汉文化的西陲变成了大中华地理位置的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逐步下降。但从地貌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看,西安依然处于汉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诸多的唐代陵墓、唐三彩、唐代壁画中的人物长相充斥着胡人的相貌特征。至今,西安市中心浓郁的回族文化和数量不少的清真寺也证明了这一点。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通过与天然的黄河、淮河、长江等河道的沟通,从西面的长安直线向东到达中原的洛阳、向东北到达北京、向东南到达杭州,连接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铁三角”。中华民族始称“华夏民族”,“华夏”有大和广博的意思,也有温暖、礼仪和取火的意思。古代居住于中原平原地区的汉民族的祖先为区别周边的四夷而称为中华,东夷是长白山连接的朝鲜半岛及隔海的东洋日本人,南蛮是南方山区的苗族、彝族、瑶族、侗族等,西戎是西部和西北的羌族、氐族、回族等,北狄则是北部匈奴、蒙古,和东北的鲜卑、女真人等。如今,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融入“大中华”的概念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汉族已经被内涵更大的“中华民族”概念所覆盖。华夏民族起源于广阔的河谷大平原,起源于夏天的成熟与收获,起源于火的使用,起源于令人温暖的礼仪和暖人心窝的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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