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ndtable｜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引领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
2021年6月3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圆桌会在苏州举行，会议以“减污降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刘世锦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为发言摘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有吴江。昨天来了以后已经感受到，很有吸引力。我想这里除了物产丰富，同样重要的是绿水青山，而且经过努力一定会成为“美丽中国”的典范。
今天我利用较短的时间讲一下这个题目——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最近提出“3060”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很多人感觉到压力很大。确实有压力，但是我们认为这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我想讲讲中国的优势。
一、中国优势
一是中国是在一万美元人均收入的时候开始转型，而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三、四万美元，甚至是五、六万美元的水平时转型。所以从整个工业化绿色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总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经济学有一个重置成本和沉没成本的概念。举个例子，像美国、欧盟和日本，他们达到碳达峰的时候，千人乘用车保有量是800多、400多和500多辆，中国目前仅有173辆，假定将来达到四百辆的水平，在230辆汽车普及期前，我们直接可使用新能源汽车。
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较高，很多产品未达到历史需求峰值，我们可以为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绿色发展、绿色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需求，这样才能发展起来，才能形成商业模式。
三是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已有一定积累，并不像以前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的差距比较大，在有些领域和先行者的距离大时，我们连它的背影都看不见，但是这次距离并不是那么大，有些领域是并跑甚至领跑，我们可以利用换道之机赢得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
四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在全球也是领先的。疫后经济恢复的两大动力来源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两者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效应。我看到一个研究，数字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和土地利用、建筑、服务、交通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15%—37%的碳排放。中国在这一方面是有优势的，应该可以有更大作为。
五是政策和制度优势。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个大的理念、新发展理念，在国际上来说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政府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这对绿色发展有什么好处？容易形成社会共识，碳中和目标确定了以后，会形成积极的预期引导；另外有财政、货币等政策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在推动绿色领域的产权界定和市场形成方面，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对这次提出的双碳目标，特别是碳中和的目标，并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自己必须要做。同时中国有优势，将上面的优势利用好，一方面提升中国技术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推动，某种意义上也是引领某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系统性重大变革。
二、如何利用好中国优势
怎样利用好这一优势，我想很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
1、技术创新
从技术创新内在的规律来讲，绿色转型就是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将过去那些不那么绿色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技术换成绿色的技术。这么多年，我们由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那么工业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变化是通过应用机器、新的能源交通系统等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也是带来了一些污染等这类的副作用，过去我们不认为它是问题，现在我们认为它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于是有人提出问题，我们能否拐回去，重新回到绿水青山，男耕女织的场景下，可能吗？不可能了。所以还得往前走，工业文明的成果要保留，但是它的问题要解决，这就是生态文明。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绿色技术应该是要达到三个目标：（1）仍然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这个方面标准不能低，而且是要更高；（2）少排放或零排放；（3）与传统产业相比有更低的成本，这样推广才具竞争力。
实现这三个目标容易吗？其实很有难度，但并非高不可攀。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十年前，光伏发电只是一个新的技术，大家感觉到推广遥遥无期，但是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在十天前开这个会我说下降80%，业内的专家说你说得不够，已经下降了90%，今后三五年还可以下降30%，这是业内专家的说法。达到以上三条的技术创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需要有需求，更重要的是需要激励机制，我不展开说。
2、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很重要，但是没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有时也推不动。
从全球范围来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和潮流，但是我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认为还是挂在空中的美丽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是基础尚不牢固。比如说欧美国家这么多年一直推动碳排放权的市场发展，中国也在建立碳排放权的市场，确实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有些方面还未达到目标。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是基于自愿减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就是光凭自愿和觉悟很多事情是很重要的，刚开始必须这样搞。但是大规模、系统性地带有制度性的长期推广，还要有一个稳定的微观基础。所以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与绿色转型相适应的微观基础。
在这一方面，我想提一个问题，还要不要，或者能不能让市场在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表述，因为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绿色发展中这一条还能起作用吗？目前来看难度很大，因为市场要发挥作用需要很多基础条件并不具备。但是有没有可能具备呢？我认为我们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具备的。这里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说绿色收益，或者是业内的话来讲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和交易的问题。最为基础的是得建立一个账户，比如说碳中和，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碳账户。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这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除此以外，在碳账户的基础上我们还得建立一个绿色责任账户。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有所区别的是，我们既要解决碳的问题，因为我们总体还是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中的国家，还未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其他污染物的防治还是我们的任务，还有生态修复，我们还要推动经济增长，得由人均GDP1万美元到3、4万美元，这是中国政府确定的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以我以为我们应该是碳的减排和生态修复、污染防治和经济增长应该是协同推进，这样既需要建立一个碳的账户，同时建立包含上面四个元素的绿色责任的账户。
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绿色责任账户”概念，也就是我们用度量生态资本服务价值，以生态元的概念，目前做了一些研究，在一些地方做试点和推广。以它作为生态资产度量的尺度，将碳排放作为长期负债，其他污染物排放为短期负债，考虑到GDP的增长，用投入产出表的收入法界定收入，这样就形成了包含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各个企业，乃至于每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行政性的分配指标还是将来搞市场交易，将账户建立起来，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基础。从大的方向来说，不管是2030年碳达峰还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账户将减排责任层层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本文系国合会秘书处根据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2021年6月3日在苏州举办的2021年圆桌会上的致辞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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