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

文/肖旭

《儒林外史》的结构独具特点。全书没有贯穿人物和主要事件，却有整体的布局，作者安排了楔子和尾声，开始介绍王冕，结尾描写四个市井奇人，互相映衬，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作者在反对科举制思想的指导下，选取了科举士子的人生零碎，分回写出儒林各类的形象。书中常用一回或几回来写一个人，这样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推移，人物各有起落。有的这一回是主要人物，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这样每回可以独立成篇又统属儒林。因此兼具了短篇与长篇小说的特长。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塑造大批的人物。《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作品反映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这样的结构方法，有利于集中暴露科举制的罪恶。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鲁迅先生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特点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有以下几种：

1、前后照应，自我暴露。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事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2、真假对照，揭露矛盾。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

3、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