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了

1986年春节前，为准备结婚用品，我和女朋友去了上海一趟——那时候，结婚之前“上上海”几乎是本地年轻人结婚的标准程序。因为那时候本地商店所能供应的商品十分有限，相对而言上海的情况就要好多了，品种要更加丰富，档次也要更高。

我们去上海这一趟带了1000多元钱。这一千多元钱，我父母提供了大约300元，并且已经让我母亲感到头疼得不得了了——他们平时并无多少储蓄；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家庭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向新疆的叔叔借过200元，并且差不多20年后才还上。我自己大约有100多元，我另外向二姐和哥哥以及朋友杨建敏各借了100元，其余就是我妻子的了。我们买回了些什么？一台海月牌收录机，我的一套西装，以及窗帘、工艺玻璃插花瓶等。

这一趟我们可谓来去匆匆，在上海只待了一个晚上；而这个晚上，我们不幸被十六铺码头上一个招揽生意的老头忽悠了——他嘴上说“不远、不远”，可事实上在换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之后，竟然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位于地下室的旅馆，并且看上去更像黑店。这样的旅店我们如何敢住？而回到十六铺码头时，再找旅馆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我和女朋友就在十六铺码头相当破败的候船室里的一个角落，彼此相拥了一个晚上。那是一个相当寒冷的晚上，也是我这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晚上。

我们的婚礼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家也就请了四五桌人而已。主要是我母亲单位的同事，我二姐矿机厂里的同事，再就是柴湾中学的几位年轻教师。

我哥哥则是在前一年，我母亲蛛网膜下腔出血住院期间，跟我二姐同时领的结婚证。我那时还在柴湾中学任教，所以，我不在家的时间，我太太在她娘家吃饭，当我星期天回到家中的时候，她才会过来。最初，也并没有明确伙食费之类交不交、交多少，反正星期天回到城里，多数情况下，是我上街买菜。而伙食费的大头不就是菜金？并且，烧菜做饭的也是我，我妻子则跟我嫂子负责洗碗。我原本以为这样的模式会维持一段时间，谁知道当年暑假结束之后就结束了，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回头想想又应该在情理之中：这时候我已经调进城里；同时，暑假结束，意味着我再也没有多少时间买菜做饭了。不过那一阵，我依然住在老家的大院里，一时间院里呈三国鼎立之势——我和我哥哥、我父母各做各的饭，各过各的日子。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住：我们结婚时，新房做在小城镇政府与如城税务所合盖的宿舍楼上，为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中的一间——另一间分给了我母亲的一位同事。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这也是那个年代独有的现象：在僧多粥少，难以平衡的情况下，这算是“龟里面想出来的鳖主意”。

这台宿舍楼上，不少住家是我们认识的。因为这里有不少我母亲的同事或者他们的子女，如袁所长的大儿子袁建浦；又比如说我母亲曾经的同事小钱——入住这里不久，他就调进县团委工作了，若干年后，他成为物价局的副局长。而如城镇政府的住家中，也有一些我们是认识的，比如说，我小学同学也是同桌的袁兵的哥哥与嫂嫂——袁兵的母亲在如城镇妇联做主席。而袁兵小夫妻两个住在供电局宿舍，将女儿和保姆安排在这里。这样的安排有些让人不太好理解。袁兵请的这位保姆，后来还一度到我们家带孩子，并不是很负责任。——袁军的妻子是秀水港白家大院里许家的二姑娘。

这一年我哥哥嫂嫂有了他们的女儿。

还是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我妻子流产。我伯母那时恰好在小城，给予了我妻子不少照应。那时候的她，腰椎已经出了问题，腰杆子已经直不起来了，并且同时还严重左倾。这是一个命运命运多舛的女性：我大伯因为历史问题死在牢中。因此，可以说我伯母守了几十年的活寡。对于我的这位善良而命运多舛的大妈，我迄今依然经常想起。

我妻子流产休息期间，到柴湾中学待过几天。我床上只有一条棉被，还又很小，所以，我妻子让我向隔壁教体育的邱世源借条被子——他在学校有宿舍但很少在学校过夜。起初我不好意思，因此，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将被子让给我妻子，不惜将自己的身体部分暴露在外面。但一夜下来，实在是忍无可忍，第二天我只能很不好意思地借来了棉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滋味，我深刻地感受到了。

这一年也是我第三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送初三毕业班。这班学生中，石山玲、杨慧玲二人毕业之时送我一本牛皮笔记本。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学校，所以，她们讲笔记本从气窗窗口扔到了我两张学桌拼凑起来的“办公桌”上。杨慧玲考进了卫校，后来进了人民医院，同时成为我嫂子的同事。至于石山玲等其他毕业生的情况不清楚。那时的我认为，中考结束，我对这一届学生的使命也就此结束，因为无论如何木已成舟，一切都已无法改变。不过，在今天的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多少有些薄情寡义。

年轻时的我，对学生的感情确实寡淡了些，这是迄今让我回想起来都觉惭愧的事儿——做老师的，应该是其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