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青铜时代：商和西周
好几个世纪以来，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的农民常常在雨后或者犁地时，从田地里捡到一些奇怪的骨头。有些骨头经过抛光，像玻璃一样闪光；大多数在背面有成行的椭圆形钻孔和T字形裂纹；少数甚至看起来像是原始文字符号。农民们将这些骨头带到安阳和邻近的城镇，出售给中医，而中医则将符号铲平，以“龙骨”的名义卖出去，将其作为一种恢复元气的药材。1899年，一些带刻画符号的骨头流传到知名学者和收藏家刘鹗（1857—1909）手中，刘鹗辨认出这是一种比当时已经知晓的周代青铜礼器上的金文更古老的书写符号。很快，以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为代表的学者都投身到商王室档案碎片的研究中。尽管当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商的存在，但中国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1]甲骨被追溯到安阳。农民们开始更勤力地向纵深挖去，不久以后，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其他器物，然而它们的出土地点却一直讳莫如深。连续近30年中，农民和古董商们往往在夜间和冬天农闲的几个月里，持续不断地疯狂盗掘商代墓葬。直到1928年，中研院在安阳展开一系列重要的发掘，才最终第一次用确凿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证明商代确实存在，而不像某些西方作者所怀疑的那样，是擅长追溯回忆的中国人臆造的假象。到1935年，超过300座墓葬被发掘，其中10座规模宏大，无疑是王室墓葬。这些发现提出了它们远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谁是商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早期遗存，特别在青铜器技术上，如何揭示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面貌？如果商确实存在，那么更早的夏代的遗存也有可能被发现。传统上，中国人相信他们是黄帝的后裔，继承黄帝的是伏羲，他创造了八卦，也创造了书法艺术。神农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使用草药。接下来是尧、舜，最终大禹建立了夏朝。在这些传说人物的身上，中国人将他们所珍视的事物都一一个性化了：农业、善政、孝道以及书法艺术。现在大家都认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相当晚的时期创造或想像出来的。尧、舜、禹最早出现在周代晚期的文献中。而黄帝则很有可能是道教的产物。1950年之前，我们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安阳的商代遗址。安阳是商王盘庚在前1320年前后建立的，而最终于前1050年前后为周朝军队所攻克。在安阳，青铜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属工匠们以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高质量生产祭祀器具，可以说，这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晶。甲骨上发现了盘庚之前十八位商王的名字，按照传统记载，商人在最终定都于安阳之前曾经五次迁都。如果这些早期都城能够被发现的话，就可以填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安阳纯熟的青铜文化之间的空白。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夏墟”地区寻找真正青铜文化的开始。他们发现了上百个遗址，其中文化最丰富的是位于洛阳和偃师之间的二里头。二里头有建立在台基上的宫殿、陶制坩埚、镶嵌了绿松石的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分成四个阶段，大体对应前1900—前1600年。图2.1 青铜爵，高25.6厘米，出自河南偃师，早商，现藏于河南省偃师县。从第三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用来温酒和注酒，被称为“爵”的简单但形态优雅的器具（图2.1）。爵是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成熟的商代青铜器的雏形。学者们争论的是，到底二里头的四个阶段都属于夏代（长期以来被认为仅存在于神话之中），还是仅仅只有较晚的两个阶段属于夏代。但是，如果没有文字资料证据，任何遗址都不能够毋庸置疑地被称为“夏”，而迄今为止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2]二里头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一次突飞猛进，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金属技术和防御性城市的建筑早在前20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北大地上了。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但是，考虑到近期的一些新发现，也许命名为“石器—青铜并用时代”或者“原青铜时代”更为合适。确凿无疑的是，原始青铜工业已经零星出现在若干地区，无须从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渊源。到前1500年，青铜文化广泛地扩张到中国的北方、中部和东方。在郑州就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前安阳时代，即二里冈时代的遗址。郑州最底层的地层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但随后的两个阶段—二里冈下层和上层—却显示出一个剧变。二里冈城墙底部宽达18.3米，围合面积超过1.6平方公里。图2.2 郑州商代宫殿复原，据《文物》1984年第4期，第7页。同时，在城中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建筑和祭祀建筑（图2.2）、房屋、铸铜作坊、陶窑和骨器作坊。其中，大型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图2.3）、玉器、象牙，而陶器则包括原始釉陶和最先见于安阳的精致白陶。虽然无法准确指出它究竟是其中哪一个，但郑州可能就是早期商人的首都之一。图2.3 青铜鼎，出自河南郑州，商代，现藏于河南博物院，Seth Joel摄影。近年来的发现显示，商王朝被一系列文化或方国包围，它们从中心地区获取青铜艺术，同时又保留了显著的地方特色，进而反过来丰富了商代青铜文化。[3]人物形象在安阳很少见，却见于东北辽宁一带；最早的动物形状器物发现于湖南；安阳极少见的铙是南方民族礼制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作为商周艺术母题的虎纹饰和鸟纹饰特别流行于南部和东南一带。在武丁时期的商人势力扩张过程中，这些因素都被吸纳到安阳铜器之中，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图2.4 青铜鼎，出自湖北盘龙城，商代，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近年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商人势力范围之外的青铜文化的景象，这里我们仅讨论最重要的三个发现。1974年，考古学家在长江流域武汉附近的盘龙城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遗存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但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商人的统治中心还是独立的方国势力。盘龙城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硕大但较粗糙的铜鼎（图2.4）。[4]1989年，江西南昌西南的大洋洲镇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商式墓葬，尽管遭受破坏但幸而未遭盗掘。[5]这是迄今为止安阳以外的地区发现的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出土了50件青铜容器、数量众多的刻纹玉器和多达356件陶器，而釉陶就占据陶器总数的五分之一。以双目圆睁和牙齿突出为特征的青铜面具（图2.5）暗示了一种当地特有的崇拜。
图2.5 青铜面具饰件，高53厘米，出自江西大洋洲，商代。我们继续上溯到四川，便来到了近年来最轰动的考古发现地点之一。1986—1990年，成都北部的三星堆发现了一处城墙周长达12公里的遗迹，同时还发现建筑台基和四个祭祀坑。一个祭祀坑包含了分层堆积的礼制性玉器、青铜器及少量陶器。图2.6 青铜人立像，高262厘米，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前1200—前1000年，现藏于四川省考古与文物研究所。器物最丰富的二号坑分成三层：顶层是象牙，中层是丰富的青铜器组合，底层主要是玉器和石器。所有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层发现的真人大小的青铜立人形象（图2.6）和多达41件的青铜头像及面具，有的覆盖黄金贴片，有的则有巨大而前凸的双眼，可能是某种神祗或偶像。目前尚未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任何文字，因此，三星堆和以郑州、安阳为代表的商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近期在下游地区发现的商时期遗址的关系仍不清楚。[6]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准和高度象征性表现手法至少暗示古代四川地区的文化同样历史悠久。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可能用作贝币，与之相伴生的还有甲骨，但可能并不出自安阳，因为上面没有文字。这并不必然表明这些人民不知书写，他们可能书写在木简上，而木简在四川盆地的潮湿土壤中极易腐烂。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商周描述成为封建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确实，仅安阳王室墓葬就有足够证据显示，商代存在大量惨遭虐待的奴隶。但同时看起来，某些封建主义元素也早早地露出端倪—甲骨文刻辞上记载了战胜的将领、王室子弟，甚至商王的配偶都受到封赏，而周邻的小国也有定期纳贡的义务。图2.7 安阳殷墟甲骨，商代，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刘正成摄影。商代官员中最显著的是贞人。贞人起草甚至在甲骨上书写刻辞，同时解释甲骨被烧灼后出现的裂纹（图2.7）。甲骨文一般是刻写的，最近有人提出甲骨文是用炽热的金属尖笔灼烧的，但也有少数用笔墨书写。目前已经确认的甲骨文多达三千余字，其中一半可以被释读；甲骨文竖栏书写，出于平衡的考虑，书写顺序可以从左往右，也可以从右往左。在郑州，早期甲骨主要用猪、牛、羊的肩胛骨，而到了安阳的晚期，龟甲几乎成为惟一的书写载体。当时也应该使用了木册和竹简，甲骨文中的“
”字就是明证。
甲骨上的刻辞包括事件的陈述或者商王的意图，以及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它们主要跟农业、战争、狩猎、天气、出行，商王试图沟通上天的所有重要祭祀，以及继位等相关。仅举一例：“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乩曰：其叀（惟）丁娩，嘉；其叀（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叀（惟）女。”[7]总体上，甲骨文表明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清楚地知道一年的长度，发明了闰月和分月计日的方法。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超自然神—天帝为中心，天帝控制了雨、风和人事，商人也信仰上天、土地、河流、山川和各种特别地点的自然神。卜辞显示商人特别尊崇祖先的灵魂，他们认为祖先和天帝居住在一起，可以对人的命运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而祭礼可以确保他们对后世子孙的赐福。图2.8 安阳小屯房屋复原，晚商，据石璋如和张光直，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I，第276页复制。安阳人主要建造木构夯土结构的房屋。几座大型建筑遗迹已被发现，其中一座长度超过27米，建造在一个台基之上，成排的木柱支撑着茅草屋顶，木柱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石柱础。另外一座则以南面中央的台阶为轴线展开（图2.8），其屋顶可能和现在华北农村的大型传统建筑的屋顶相去不远。一些更重要的建筑以高度形式化的石刻兽头装饰，房梁上描绘着和青铜礼器上类似的设计。可能因为造价低廉，并且能够有效地抵御华北地区冬季的寒风，版筑技术是最常见的建筑方法，就是在垂直的木板之间用木棍夯打填土：木棍直径越小，墙体越坚固。因为长达80年的连续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详尽场景，安阳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中最重要的遗址。然而，安阳还有众多不解之谜。首先，发掘者发现安阳并没有防御性城墙，而在其他主要的中国城市直到今天都可以发现防御性城墙的痕迹。另外，安阳的建筑与郑州和盘龙城的建筑不一样，都是南北朝向的，并无明显的秩序列成一排。也许安阳并不是首都，只是王室陵墓和祭祀建筑的所在地、青铜作坊，以及官员、祭祀人员、工匠和服侍他们的普通百姓的居址而已。如果真的如此，商代晚期的首都又在哪里呢？也许它仍然在郑州，或者是在安阳附近一个尚未发现的地点。但即使安阳不是首都，其中所发现的房屋、墓葬、作坊和居址的复杂性对早期中国文化史已经足够重要了。中国人相信“事死如事生”，死者的灵魂仍然拥有他在俗世生活中所拥有（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牺牲和人祭。这些做法后来逐渐被废止，人牲被刍灵（稻草人）以及陶俑替代，不仅有家具、农田、房屋，也有仆从、护卫和家畜的模型。同时，死者穿上华丽的衣服，佩戴了倾其家国的珠宝和玉石。后世收藏家甚至随葬他们最喜爱的画作。尽管有人会批评这种习俗，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习俗，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可能无法保存至今。商代王陵揭示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惊人面貌。有的陵墓规模宏大，随葬了丰富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一个似乎是动物爱好者的王室成员在陵墓周围单独埋葬了若干宠物，其中就包括一头大象。武官村大墓甚至出土了一个由彩绘皮革、树皮和竹子制成的帐篷，在墓道和墓室中至少发现了22个男人（其中一人在墓室之下）和24个女人的完整骨骼，而邻近的祭祀坑内还有50个男人的头盖骨（图2.9）。在某些情况下，死者没有表现出暴力的痕迹，这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或家臣自愿殉葬所致，而在另外的场合中，砍头的迹象说明那些殉葬者是奴隶、罪犯或者战俘。在安阳的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埋葬在特别的随葬坑中的马匹和车夫配置完整的马车，坑底地面甚至挖出几道槽以便放置车轮（图2.10）。当然，木头已经腐朽，但是从它们在泥土中的痕迹可以复原马车及判断众多精美的青铜饰件的位置和功能。大规模牺牲和人祭在周代已不再流行，但在随后的岁月中却不时得到复生。早期中国文化常被提及的一个侧面是明显缺乏可以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相比较的纪念性雕塑。但是如果这些大型结构是土质或者木质的话，它们早已化作灰烬了。图2.11 青铜象尊，高22.8厘米，出自湖南长沙，商代，现藏于长沙湖南省博物馆。在三星堆所见到的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图2.6）从未出现在安阳。商代雕刻似乎对细小的器物更有兴趣，比如用合范法铸成的动物或鸟的形象的青铜礼器（图2.11），小型跪姿奴隶或人牲形象，以及如图2.12所示的石雕方形牛头形象，石雕的装饰风格与铜器类似，后面穿凿了凹槽，暗示它可能是某种建筑构件。图2.12 大理石牛头，长29.2厘米，出自安阳侯家庄，晚商，现藏于台北中研院。
商代
陶瓷是早期中国艺术的支柱，不可或缺，无处不在，反映和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实用需要和审美情趣，它们的形状和纹饰有时为金属工艺所模仿，偶尔也会借鉴金属工艺。商代最质朴的陶器是装饰绳纹、刻划纹，或者用压印的方法形成不断重复的方格或卷云纹的灰陶。卷云纹开创了后世雷纹的先河。陶器纹饰有时也包括铜器上常见的动物形纹饰的简化形式。在未干的陶胎上压印或刻划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在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所发现。在华南，这种技术一直延续到汉代，如果东南亚确实没有这种技术的本土渊源的话，当地的压印陶器技术则有可能是从华南传播而来的。但是，这种技术很少见于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因此，在郑州和安阳陶器上出现这种纹饰应该表明，最晚在商代，南方民族的文化已经开始显著地影响到中原文化。精美的商代白陶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太过精美，以至于有人误认为它是瓷器。实际上，它是由从西北沙漠吹到华北平原上的细腻的黄土通过陶轮加工，以1000℃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非常脆弱的器物。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白陶纹饰与青铜纹饰的高度相似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中国东南一带已经产生了在陶胎上压印纹饰的技术，并最终影响了铜器纹饰的设计。图2.13 白陶罐，高33.2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收藏的一件白陶罐（图2.13）在设计和装饰上与赫尔斯特伦收藏（Hellstörm Collection）中一件铜器极其类似。[8]因此，如果说青铜纹饰是用这些反向刻着纹饰的陶范铸成的，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郑州的发现表明，那些同时装饰在白陶和青铜器上的纹饰母题有可能源起于更早的压印纹饰灰陶；木刻技术和设计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渊源。图2.14 黄褐釉印纹陶尊，高28.2厘米，出自河南郑州，中商。河南和湖北的商代遗址中发现的某些灰陶和黄褐陶已经带釉，有些釉是木灰无意落在陶窑中烧制的陶器上形成的，而在另外的例子中，这些灰釉却是特意施加的（图2.14）。商代釉陶目前已经广泛发现于华北、中原和华东一带，标志着一个传统的开始，这个传统在两千年后以浙江和江苏一带的越窑和青瓷为代表，达到巅峰状态。传说中，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九鼎中装盛各州的贡物，鼎上装饰了各地最具代表意义的物体形象。九鼎具有超自然力量：它们能趋利避害，可以不用火就蒸煮食物。随着王朝更迭，九鼎作为王朝象征也不断迁移，到周代晚期，九鼎遗失。秦始皇曾经试图在河床中探寻九鼎，但无功而返，汉代石刻以嘲讽笔调描述了这个故事。无独有偶，汉代的一个皇帝希望通过祭祀实现同样目的，也未能如愿。九鼎传说影响如此深远，以至在唐代，武后也铸造九鼎，来为她的登基正名。早在商代的考古学证据被揭示之前，青铜礼器就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这个遥远时代的权力和活力。青铜器为中国历代鉴赏家们所珍视：伟大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就曾经派人专门在安阳一带搜寻青铜器以扩充其收藏。正如韩思复精辟指出的那样，这些青铜器用来装盛供奉给祖先灵魂的食物和酒水，这一行为是王室和贵族所施行的供奉礼仪的核心，因此青铜器构成一种“沟通器具”。[9]有的青铜器带有短小精悍的铭文，一般由两到三个字构成一个族属名称。很多铭文外面有一个称为“亚形”的方框，“亚形”名称来自它和“亚”字的形似（图2.15）。关于它的意义已经形成多种理论。近期在安阳发现的青铜印章提示我们，这种形状很可能与族名有关。化学分析显示，青铜成分包含5%—30%的锡和2%—3%的铅，其余则是黄铜。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器上遍布漂亮的、深受鉴赏家喜爱的铜锈。铜锈颜色取决于金属组成成分和器物埋藏的环境，包括孔雀绿、翠鸟蓝、黄色甚至红色。而制伪者们则不辞劳苦地模仿这种效果。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个造假家族每一代人都将伪造的铜器埋藏在经过特别处理的泥土中，等到下一代人才将其挖掘出来出售。长期以来，商周青铜器被认为是由失蜡法制成的，因为人们相信，除了失蜡法，几乎无法获取青铜器上如此清晰的细节。图2.16 青铜器的合范铸造法，据石璋如和张光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5年，第113、117页复制。然而，在商代，这种技术可能用来铸造小型器物，在安阳和郑州发现的内外范残片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青铜器是以合范法制成的（图2.16），器物的腿和耳是分别铸成后焊接在一起的。很多器物还带有因为不同的范块无法完美地拼合而形成的范缝。图2.17 商周青铜器表，据Kwang-chih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图38复制。青铜容器至少包括30种主要类型，其中24种见于图2.17。它们的形体从十余厘米高到巨大的、高度超过1.2米，重达0.8吨的鼎。这件铜鼎是一位商王为纪念他的母亲而铸制的，1939年出土于安阳。青铜器可以根据在祭祀活动中的用途进行分类。在施祭中，那些食物的精华被祖先的灵魂所摄取，而参与祭祀的人则在祖先灵魂离开之后才加热吃掉那些食物。图2.18 青铜鬲盉，高25.4厘米，中商，现藏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布伦戴奇收藏。主要的烹食器包括腿部中空的鬲、鬲盉（图2.18）和甗。所有这些器形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就已经出现，并且已经在原始的礼仪中具有某些非实用功能。图2.19 青铜方鼎，高42.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晚商，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鼎（图2.19）有三足或四足，常常带有大型的附耳，使其能从火上移开。图2.20 青铜卣，高36.5厘米，晚商，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图2.21 青铜觚，高25.6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晚商。图2.22 青铜尊，高47厘米，出自安徽阜南，晚商，图片版权归属于巴黎小皇宫博物馆。图2.23 礼器上的饕餮纹饰带，代表罗樾提出的商代铜器纹饰的五种风格。据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第1本，第71页和第5本，第48、100页，图版15复制。盛食器包括带双耳的簋和盂。而用来装盛液体（主要是酒）的器物包括壶、卣（图2.20）、觯、盉，用来倒酒的瘦长而带有喇叭口的觚（图2.21）及其比较矮胖的变体尊（图2.22），用于注酒和温酒的斝（图2.25）和用于调酒的觥（图2.24），觥的形状看起来像一条船，并且常常配有盖和勺。其他的容器包括可能用于盥洗仪式的匜和盘。前15世纪，青铜铸造是中国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艺术经历了一系列风格上的演化，并进而反映出技术和装饰上更复杂的变化，因此风格分析可以将器物的年代卡定在一个世纪的偏差之内。前安阳时期的青铜器以郑州和盘龙城的发现为代表，一般器壁较薄，形态上也很拘谨。它们往往装饰了以一对大眼为特征的饕餮（图2.23）和龙纹。图2.24 青铜觥，高24.2厘米，晚商，现藏于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温索普（Grenville L. Winthrop）捐赠。图2.25 青铜斝，高34.2厘米，晚商，现藏于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美术馆。所有这些纹饰要么是浅线纹浮雕（风格一），要么呈带状分布，看起来好像是在铸造之前粗糙地刻在陶模上（风格二）。紧接着的阶段（风格三）的代表作品在郑州和安阳都有所发现，其纹饰显得更精美，更完整。繁密、流畅的曲线设计常常覆盖了整个器物表面。在风格四中，饕餮纹、蝉纹、龙纹和其他纹饰从由卷云纹构成的地纹中分离出来，平面展开。最终，在风格五中，主要的动物形纹饰形成突起的浮雕，而卷云状地纹则可能完全消失。当罗樾（Max Loehr）教授于1953年首次提出五种风格时，[10]他认为这些风格按照整齐的次序次第发生，但是随后的发掘却证明这个次序有待完善。风格一和风格三出现在同一件青铜器上，而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器上装饰了风格三、四和五的元素。在此之后，商代铜器风格的演化应该基本上是后三种风格的精细化。装饰商代青铜器并赋予它们无穷活力的动物形母题看起来不可计数，但就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和组合而言，仅仅只是少数要素—如虎、水牛、象、兔、鹿、猫头鹰、鹦鹉、鱼和蚕等—的变形和组合。所有这些动物都有可能被当作部族图腾来崇拜，或者如同张光直所指出的，是“萨满及其沟通天地、生死的巫术的助手”[11]。当器表除了条带别无装饰时，这些动物以自然写实形态表现，但它们更常以高度概括的形式表现，以至于难以辨认。它们的身体被分解，它们的手足脱离身体，或者本身转化成另外一种动物的形态。比如，夔可能以张开的下颚、喙、鼻子、翅膀或角为特点，但它也可能变成传说中最具视觉冲击力和神秘色彩的动物—饕餮的眉毛。这种令人怔怖的面具常常出现在扉棱两侧，或者在器物腹部展开，是商代青铜器装饰的主导因素。宋代金石学家根据前3世纪文献《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话，“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而将其命名为饕餮纹。到周代晚期，饕餮被当作一种怪物，称之为贪食者，用来警示人们切忌贪食过量。现代学者认为它代表虎或者牛；有时它显示出这种动物的特征，有时又显示出那种动物的特征。水野清一指出，在《春秋左氏传》中，饕餮是舜所驱逐的四凶之一，后来成为保护土地免受恶魔侵扰的神[祗。[12]然而，商人如何称呼这种动物，以及它对商人意味着什么，都无从知晓了。两个例子将说明不同的元素是如何组合并和器物本身的形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图2.24中的觥盖一侧为虎首，而另一侧为鸮首；老虎的脚可以在器物前部清楚地辨认出来，同样，在后部也能找到鸮的翅膀。两者之间有一条蛇从底部一直盘旋到盖上，最后在背脊顶端以龙首结束。堪萨斯收藏的一件精致的铜斝（图2.25）上，一条水平低棱将主要纹饰饕餮一分为二，其中地纹为漩涡纹，中国金石学家因为它们和“雷”字象形，称之为“雷纹”。但是，它们的含义和仰韶陶器上的无休无止的漩涡纹一样，也无从知晓。饕餮有粗壮的眉毛或角，而上部是一个由长尾鸟类填充的纹饰带，在口沿之下是一条由高度抽象化的蝉纹构成的浮雕纹饰带。蝉在中国艺术中是常见的重生象征。斝的上端是一只呈蹲踞式的野兽，和两个用来被钳子夹住将整个器物从火上提开的巨大立耳，而足上则装饰了成对的夔龙纹饰。这些纹饰常常看起来离奇而夸张，结合起来也不令人愉悦，但是在最精致的器物上，器物表面上的主导装饰元素就像音乐中的主旋律一样，与由雷纹构成的地纹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这种类比关系，这些纹饰可以被看成赋格曲的主旋律部分，而与此同时，它们又与有力的旋律相配合。在流畅的仰韶彩陶装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独特的、通过富有生命力的线条韵律表达形式能量的中国式手法。在铜器上，这种手法更强健，而多个世纪之后，又在笔墨语言中找到了更高层次的表达方式。正如我们所知，青铜铸造技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晚期已经遍及中国各地，不同地区都极具特色。三星堆青铜艺术就代表了与安阳无甚关联的文化，1957年安徽阜南发现的龙虎尊（图2.22）以一种较安阳晚期铜器更具有流动性和“可塑性”的风格装饰，与远在东南地区的充满活力的本土传统有关。图2.26 青铜戈，长27.3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现藏于西雅图美术馆，Paul Macapia拍摄。商人使用的青铜武器展示了这个多元文化的其他侧面。最纯粹的中国式武器是铜戈（图2.26），铜戈援部前聚成锋，内部穿入柄上穿孔并绑缚起来，在较少见的情况下形成一个銎孔，套在柄上。铜戈可能源自新石器时代兵器，似乎具有某种礼制意义，因为制作最精良的商代铜戈往往配有玉援，而内部常常镶嵌绿松石拼图。铜戚也可能源于石质工具，刃部较宽而形成一条弧线，类似于中世纪行刑斧，而内部往往装饰饕餮或其他纹饰。图2.27 青铜戚，高28厘米出自山东益都，商代。图2.27是197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一件精美的铜戚，在令人怔怖的面具两侧，分别出现了亚形徽标，中间有一个用带勺的容器进行供奉的人的形象。不那么纯粹的中国式兵器包括铜匕和铜刀，有的见于郑州。图2.28 羊首青铜刀，长27.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在安阳，它们变得更具装饰意味，把手上常常带有一个铃铛，或者是马头、羊头、鹿头的形象（图2.28）。这些铜刀也见于鄂尔多斯、内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动物风格”文化中。这些动物形象的源头究竟是中国还是中亚，长期以来一直争执不断。大部分人转而讨论卡拉苏克等南西伯利亚遗址的年代，以判断两者之间的早晚。只有当这些年代被完全确定下来，先后顺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看起来，动物风格在前1500—前1000年同时存在于西亚、西伯利亚和中国，中国工匠可能从他们的西邻手中学会了这种风格，但进一步丰富了它。动物风格元素也出现在家具、兵器和车马器等青铜构件上。安阳的发掘使商代车马复原成为可能，并且能够确认出当卢、銮铃、辕、辏、轭等部件的准确位置。青铜器纹饰的渊源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其中最令人关注的部分是动物形纹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商人在文化上和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民族具有某种关联，甚至可能和阿拉斯加、英属哥伦比亚和中美一带的居民也相关。某些商代设计和北美西海岸的印第安人的艺术之间的类似应该不完全出自偶然。李济（1896—1979）曾经指出，装饰繁缛的四方形铜器可能是一种北方木刻艺术的金属工艺变体，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铜器上的装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之间存在风格上的近似。在木器或陶土上刻画高度风格化的动物面具艺术至今仍然流行于东南亚和马来群岛。同样，在湿润的陶土上压印纹饰的技术也保留在现代东南亚生活中，而这种技术应该对中国青铜装饰中出现的不断重复的圆圈、漩涡纹有所贡献。即使有的元素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装饰语言。不管这种语言的渊源是什么，我们不能认为它仅仅局限在青铜礼器上，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有幸亲身参观一些富足的安阳贵族的豪宅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房梁上，画着饕餮、蝉纹、龙纹、虎纹，同样的纹饰也施加在房中悬挂的皮革和帐篷上，甚至绣在丝袍上。发掘出土的墓葬器物强调了这个观点：这些纹饰母题不应该和任何青铜器的形式和功能单独捆绑在一起，而是属于一个完整的、兼具装饰、象征和巫术意义的商代艺术整体。早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我们就已经发现了玉器。因为其坚硬程度、力量和纯洁性等特征，玉被用来制作那些蕴含了实用之外目的的器物。商代，玉器刻镂技术进一步提高。有人认为安阳已经采用金属琢玉工具，有证据显示商代玉工使用了比现代金刚砂更坚硬的钻具。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圆雕小件，但是大部分是由厚度不过一厘米的玉片制成的兵器、礼器和装饰品。郑州所见玉器包括狭长而优美的戈、环、璧、龟以及用作服装饰件和挂饰的鸟和其他动物牌饰。安阳发现的玉器无论在美观、工艺还是器物类型上，都是在郑州发现的玉器所无法比拟的。它们包括鸟形、鱼形、蚕形和虎形玉薄片；璧、琮、瑗和其他礼制性玉器；珠、刀和礼仪性玉斧（图2.29）。图2.30 玉人，高7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商代，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中尤为罕见的是妇好墓中发现的小型跽坐玉人（图2.30），提供了价值独到的早期安阳的服饰和发型资料。安阳发现的最大的玉器当属武官村大墓底部的石磬，尽管它们由大理石而不是真玉制成（图2.31）。图2.31 虎纹石磬，高48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晚商。石磬从薄石板上切割下来，顶部穿孔以供悬挂，表面用细阳线浮雕虎纹，这类器物见证了音乐在商王室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在本章稍后，我们将深入讨论玉器的象征意义和礼仪用途。雕刻工艺不仅仅局限在玉器和大理石上。有些极尽精美的商代纹饰刻在骨器和象牙上。史前时期，大象出没于华北一带，到商代仍可在长江以南见到。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商王曾经畜养过可能自南越进贡而来的大象。中国也可以从南部方国中获取大量稳定的象牙资源。图2.32 雕刻骨器，长1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商代，现藏于台北中研院。在象牙和骨板上，区区几平方英寸的范围内刻画了饕餮和其他纹饰，极其细腻而富有美感（图2.32），有时还镶嵌绿松石。这些可能用作车马、家具或者奁盒的装饰。和铜器一样，这些骨器和牙器的刻镂艺术显示出和北美西海岸地区艺术的惊人相似性。多年来，学者们都在探索这些相似性蕴含的种种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立论的考古学证据。
西周
商王朝末年，处于西陲的诸侯国周，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日益膨胀，已经实际控制了商王朝领土的三分之二。最终，大约在前1045年，文王之子武王攻陷安阳，末代商王自焚。在武王年幼的继承者成王统治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强有力的周公摄政巩固了周王朝，建立了封建制度，将商人的势力钳制在其他诸侯的包围之中。然而，他仍然允许商人的后裔在弱小的宋国里延续下来，保留世代相传的对祖先灵魂的祭祀。周公是周王朝的最主要的设计者。尽管在周王朝晚期，国家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之中，王室因此分崩离析，而最终消亡，但是周王朝仍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留下了特色鲜明传承久远的机制。商代传统并没有因为王朝更替而突然中断，事实上，大部分传统在西周统治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封建制度、王室礼仪和祖先崇拜都成为维系王朝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在王朝后期的孔子的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众多复古主义者都将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看成黄金时代。宗教生活仍然以对上帝的崇拜为中心，“天”的概念最初出现于西周时期，并最终替代了“上帝”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青铜器铭文和早期文献显示“敬天保德”的道德观念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儒家的基本教义。在傧相的指导下，音乐、艺术、诗歌和表演结合在一起赋予国家的概念以道德和美学上的尊崇地位，由此而形成了以周王室为核心的繁缛礼仪。君主在每天清晨和黄昏临朝听政，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12年。敕命书写在竹简上，由宫廷史官当众宣读出来，然后转交给官员们去执行。从穆王时代（前947—前928？）开始，这些命令铸在青铜礼器上保存下来已成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铭文不断增长，成为研究早期西周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另一个重要的文献是《诗经》，据传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古代宫廷歌谣、民谣和情歌总集。《尚书》中若干章节记载了商末周初的事迹。这些文献不仅证明历史感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而且也揭示出书写文本在中国文化中极其崇高的地位。目前，我们对商代建筑的了解远远超出了对西周建筑的了解。就西周建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尽管商末周初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现迅速改变了这一景象，有的甚至填补了文献空白。研究西周制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编辑而成的关于礼制和政府管理的文献《周礼》。编辑者透过重重历史迷雾，回视遥远的黄金时代，整理出多少有点理想化的西周礼制和政治生活的图像。尽管如此，《周礼》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记载往往被后世试图遵循古代礼法制度的人当成原典。言及古代周人的城市时，《周礼》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3]多年来，我们几乎不知道西周权力中心所在何方。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西安以西100余公里的岐山，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宫殿建筑在内的一处西周城址遗迹。周人在克商之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在岐山统治全国。过去30年来，考古学家在西安附近的沣河两岸发现了极其丰富的西周墓葬和铜器窖藏（图2.33），那些铜器窖藏可能是在前771年匆忙迁都时埋下的。[14]周代晚期，独立的诸侯国越来越多，城市的数量也在剧增。有的城市规模非常宏大，比如山东齐国都城临淄，其规模由东向西达1.6公里，由北向南达4公里，都城周围围绕着一圈高达9米的夯土城墙。河北发现的燕国都城燕下都规模更大。对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而言，东周时期的城市和极其丰富的附属墓葬无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爱处，爰笑爰语。约之阁阁，椓之槖槖。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翚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这些歌谣提供了一幅高台广厦的景象。高台之上，粗壮的柱子支撑着巍峨高宇，屋檐虽然没有采用飞檐形式，但却像鸟儿平展双翼一般，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宛如日本的榻榻米一般，给人以一种温暖、明快和舒适的感觉。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是宗庙，其中的宫殿和房屋一般都很宽敞，有些甚至如同今天的豪门大宅一样，采取多进式院落的形式。图2.34 陕西凤雏宫殿复原图，长45米，宽32.5米，西周。图2.34是1976年在扶风发掘的一组建筑，数个庭院沿中轴线分布，门口有一道影壁，这和后世宫殿、豪宅和庙宇布局大体相当。这组建筑屋顶覆盖茅草，但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已经使用陶瓦。周王朝礼制性建筑中最重要的还有明堂，明堂是一个象征土地的多间式方形建筑，周围环绕一圈象征着上天的场地。早期文献就有对明堂详尽但相互矛盾的记录。周代明堂遗迹并未发现，但是西汉时期曾经试图复原，图2.35就是汉代明堂的复原图。[16]同样，《左传》也记录了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木构高台，常常被诸侯们用作要塞、宴饮，或者仅仅是瞭望的场所。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商代铜器传统，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铭文上。商代铜器铭文仅仅简单地表明对祖先亡灵的供奉，到了西周，铭文的宗教意义减弱，转而成为与家族祖先沟通和记录活着的成员所取得的荣耀和成就的方式，用来彰显权力和地位。因此，铭文有时长达数百个字，本身就构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明尼阿波利斯的皮尔斯伯里收藏（Pillsbury Collection）中的一件西周早期的簋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维王伐
鱼，从伐淖黑。至燎于宗周，赐郭伯厨贝十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宝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17]
图2.36 令方彝，高35.6厘米，西周，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大约商周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商代青铜器风格仍然残存下来（图2.36），特别是在现今河南北部，即周代征服者用来安置商遗民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的商式铜器式样，如觚、爵、觥和卣逐渐消失，而浅腹盘逐渐变得更常见，也许，这反映了饮酒习俗的渐衰和周王室影响的加强。鼎在这个时候定形成为广口、浅腹的三足器形态。图2.37 青铜簋，高30.4厘米，铭文断年为前825年，西周，现藏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布伦戴奇收藏（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与晚商铜器相比，西周铜器看起来制作粗糙，仅就形式而言，显得下垂而沉重，扉棱粗壮并伴有牙状突出，中国的古物鉴赏家们对西周铜器的重视不在形式，而在铭文。商代装饰中占主导地位的动物形纹饰在西周铜器中已经分解成为宽带波折纹和鳞纹（图2.37和图2.38）。图2.38 青铜壶，高60.6厘米，铭文断年为前862年或前853年，西周，现藏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布伦戴奇收藏。饕餮纹、龙纹和其他神异动物的消失暗示着统治阶级宗教信仰的变化，周人不再将动物和鸟类看成具有保护功能的部族族徽，而是应该被诸如后羿等俗世英雄征服的敌人。后羿曾经因为太阳灼烤大地，射落十个赤乌之中的九个。尽管如此，青铜礼器仍然偏好使用动物形态，在缺乏西周时期雕塑的情况下，它们仍足以说明当时对质感的认知。周代早期的精美铜器可以以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对铜虎为代表。铜虎体形浑圆，充满力量，表面通体装饰着与它所附着的礼器上一样的纹饰，这种纹饰的韵律动感极大地加强了动物形态的活力（图2.39）。图2.39 青铜虎，长75.2厘米，西周，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可信的周代早、中期玉器考古学材料尚非常稀少，但近年来的新发现也迭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学家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一些周代玉器，其中大部分都是商代玉器的粗糙翻版，多是在扁平玉器表面浅线浮雕而成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玉器工业在西周早期开始衰败。但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周代玉器仅占玉器总量中极其微小的部分。并不乐观的出土情况，与玉器工艺传统守旧乏变的传统形式结合在一起，导致玉器在西周被埋藏时已经被看成了古董，因此，对单件玉器的准确断年尤为困难。我们注意到四川三星堆墓葬坑中出土的礼玉。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的中期，巴蜀首都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业已迁移到成都西郊的金沙。这里不断进步的产品包括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不过玉料本身乏善可陈。图2.40 礼玉和葬玉。（1）圭、（2）璧、（3）琮、（4）牙璋、（5）琰圭、（6）璜、（7）璋、（8）唅。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周代礼制和葬仪用玉的意义和功能却比较清楚。根据《周礼》，一定形状的玉器与特定的社会阶层对应（图2.40），[18]“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有的玉器用来彰显王室权威，比如牙璋用来调遣王室军队，一剖为二的虎符事涉军事机密，琰圭保护官方使节。[19]同样，特定的玉器被用来保护墓葬中的尸体，有些玉器甚至在发掘之时还保留在原始位置上。一般而言，尸体仰身埋葬，其胸部放置玉璧象征天，其背部放置玉琮象征地。东侧是圭，西侧是琥，北部脚侧是璜，而南部头侧则是璋。尸体的七窍都被玉塞封住，而一个扁平的玉片常常做成蝉形，称之为“玉唅”，放置在死者嘴里。这样，尸体就可以免受任何侵害，同时，也将不祥之气封锁于体内。贯穿整个周代，放置在死者尸体上的玉片和装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西汉时达到巅峰，当时的皇帝和其他帝室成员埋葬时都身穿完整的玉衣，我们将在第四章详述。除了丧葬用玉，周代早期的玉工们和在商代时一样，也刻制各种各样的佩饰和装饰品，但是东周时期的制玉更为精美和漂亮，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讨论。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西周和东周早期的陶器显得比较质朴。最精美的陶器多是铜器的粗糙仿制，尽管形态大体相似，却仅有牛头或饕餮面具等纹饰得以保留在陶器表面上。虽然我们也发现了少量红陶器，但西周陶器的主体由粗糙的灰陶构成。最常见的陶器形态是圜底广口陶罐，器物表面布满绳纹。近年的发现显示，在大量的无釉陶器之外，一种更复杂的陶瓷艺术已形成暗流。中文将陶土器区分成为两类：陶和瓷。如果我们不将瓷器的定义仅仅局限在成熟形态的话，某些西周时代的陶器就已经可以算成瓷器了。图2.41 黄褐釉陶罐，高27.5厘米，出自河南洛阳北窑村，西周。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1972年河南北窑村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带釉陶罐（图2.41）。西安附近的普渡村的年代在穆王时期的墓葬中也包含了类似的器物。它们一般装饰水平状条带纹，器表覆盖了薄薄一层蓝绿釉质，与商代釉陶的黑釉和黄釉截然不同。河南、江苏和安徽墓葬中出土了可以根据同出青铜器铭文被推断到前11—前10世纪的釉陶器。也许，它们就是后世青瓷的先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保存至今的早期中国的书写包括迄今尚未破译的可能表示数字的符号，某些实用器物的族属、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名称，但都很难被冠以为“书法”。这些符号并未连缀成句。被后世金石学家称为“甲骨文”的铭刻在卜骨上的陈述和问句，以及更正式的、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古文”是句法结构的最早证据，年代在青铜时代早期。图2.42 （上）大篆书，石鼓文，西周晚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下）拓片，现藏于日本。正如我们所知，西周青铜铭文趋长，其书风为“大篆书”。最显著的个案是唐代发现的石鼓文铭文，可能在前6世纪镌刻。图2.42就是其中之一。适于篆印的大篆体保存至今，被学人誉为极富古韵的书体。图2.43 小篆书，泰山刻石拓片，秦（前3世纪），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大篆书被改进成为小篆书（图2.43），后者在秦始皇（前225—前210年在位）统治期间成为官方书体。秦始皇帝统一了分裂的战国诸国，对帝国生产和使用的所有物品都实施了统一化管理。由于篆书长期保存在青铜器、印鉴以及石鼓上，人们可能猜测篆书是此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书风。但是，现在已经清晰明辨的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方式是用笔墨以更为自由的书风书写在木牍和竹简上。图2.44 隶书，泰山刻石拓片，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虽然最早的有字简牍的年代在前6世纪，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更早的时代，笔墨书写就用于书信、敕令、计数和账目等实用目的。汉代出现了隶书（图2.44）。隶书见于众多汉代石刻和拓片上，强健而有波磔，水平笔画常得到夸张的强调。汉以前的书写能被称为“书法”吗？书与礼、御、数、乐、射一起合称“六艺”，根据儒家传统，每个君子都要力求拥有此六艺。显然，书写娴熟是受人推崇的。但是，汉以前没有任何文献将书法视为艺术形式，或者讨论其美学价值。因此，我们仅在以后的章节才讨论作为高雅艺术的书法。1 L. Carrington Goodrich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First Decad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no. 1: 5-15.2 对于夏问题和商文化的综述，参见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vol.1(Washington, D. C., and Cambridge, Mass., 1987)。3 Jessica Rawson ,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esigns in Jades and Bronzes”,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1991, Proceedings: Antiquities, Part I. 73-105.4 Robert W. Bagley, “Panlo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bei”, Artibus Asiae 39, no. 3/4 (1977): 165-219.5 Robert W. Bagley, “An Early Bronze Age Tomb in Jiangxi Province”, Orientations 24, no.7 (July 1993): 20-36.6 Robert W. Bagley, ed.,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Princeton, 2001).7 “
在甲申日占卜：妇好要生孩子了，是好是坏？三十一天后的甲寅日，验证：妇好生下孩子了，不好，是个女儿。”英文为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翻译。
8 Shelagh Vainker,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1), 27.9 S. Howard Hansford, The Seligma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 vol. 1 (London, 1957), 9.10 Max Loehr,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7 (1953): 42-48.11 K. C.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3), 65.12 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东京，1959年），第9页。13 设计师按照每边九里的方形式样设计国都，每边开三个门和三条道路。这样，国都之中就有九条横向大道和九条纵向大道，每条大道的宽度允许九辆马车并行。祖庙在左侧，社土祭坛在右侧；前面是朝堂，后面是集市。（Alexander Soper英译文，据E. Biot, Le Tcheou-li, ou Rites de Tcheou[Paris, 1851])14 对扶风和其他东周窖藏的讨论，铜器纹饰表现的西周信仰和礼制的变迁的清晰说明，参见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1000-250 B. C. ):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2006), 30-41。由于窖藏铜器组合并不完整，可能表明器群主人携带了最珍贵的器物东迁。15 继承先妣先祖，筑成房屋百堵。向西向南开户。全家来此居住，说说笑笑相处。绑扎停停当当，敲打叮叮当当，风雨都能挡住，雀鼠不能穿破，君子安居之所。象人立那么端正，象箭头那样有棱，宏壮象大鸟举翅，彩檐象雉鸡飞升。君子举足登临。前庭平平正正，楹柱高大齐整。亮处十分轩敞，深处也是宽明。君子得到安宁。下有莞席上有竹覃，舒舒服服就寝。君子睡罢起身，叫卜人推详梦境。（余冠英译文，选自《诗经选译》[北京，1985年]，第119—120页）16 众多学者都曾经讨论明堂建筑，尤其是王莽时期（9-23）宣称复兴儒学，仿周制兴建的明堂。参见Nancy Steinhart,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New York, 1986), 70-77和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1995)。17 王起兵攻击
鱼，顺道攻击淖黑。王返回后在宗周举行燎祭仪式，赏赐我（郭伯）十朋贝。我冒昧颂扬王的美德，为我去世的父亲制作了这件簋。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珍惜和使用它。（苏立文英译文，据Bernhard Karlgren,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E Piilsbury Collection,［Minneapolis, 1952］）最后一句表明这些器物是用器而非葬器。
18 近年发现揭示，《周礼》无法复原周代之前玉器的象征性用法。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已经表明璧和琮虽广泛见于东海岸地区，但并不同出。例如，瑶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现了众多玉琮，但不见玉璧。《周礼》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所定义的某些玉器的礼制和象征性意义在后世朝代得到严格遵循。19 葬玉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参见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1995), section 24, 314-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