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后的首支探险队
在动乱不已的十年文革中，曾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却已经被人们弃之如敝履，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稀罕的“一技之长”呢？然而就凭着拥有英语这一技之长，幸运之神一次次向我招手，我也不止一次地抓住到一生难遇的天赐良机。
从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后回所不久，在197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所科技办主任孙治邦把我叫到办公室，客气地叫我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小谢，现在在忙什么？”老孙问。
“正与有关工厂一起进行齿轮热处理调研，我分工负责编译的文献资料工作已经完成，国防工业出版社答应我出版一本译文集。”我如实汇报，以为老孙在检查工作进度。
“这一年的英语进修对你有帮助吗？”老孙对我的回答似乎并不在意，拉家常似地提及我的英语。
“不是有没有帮助，而是帮助太大了。老孙应该知道我的英语底细，可谓一张白纸，而这一年虽不可能完全填补空白，但至少在白纸上写上了文字。”我依然老实汇报。
“仅靠一年的突击训练，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熟练掌握和应用的高度的。但是在听说能力上应该会有较大提高，尤其在擅长培养口语人才的语言学院学习，一定大有长进。”老翻译出身的老孙，对学习外语的体会颇深。
“是的，尽管难以做到'四会’，但在'听’和'说’方面的确有很大提高。”我附和道，却很奇怪这位大忙人有时间和我交流学习外语的心得。
“现在正好有个机会，我们想叫你趁热打铁练练口语，巩固学习成果。”老孙终于言归正传了。
“什么机会？我能胜任吗？”听说有机会，我既高兴又紧张，但琢磨不透他说的机会是什么。
“是这么回事，我们部准备启动制造大飞机的项目，遇到的难题之一是由于没有锻造大型锻件的水压机，无法制造大型模锻件。据我们所知，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和法国拥有五万吨以上的压机，英国有三万吨的。为此我部和负责制造压机的一机部决定联合组团赴英、法两国考察，代表团共有十个成员，给我所一个翻译名额。经所领导研究，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你来承担了。”
“我能行吗？我的英语最多只能瞎子拉二胡——自顾自（吱咕吱），怎么能当翻译呢？”我的天哪！叫我当翻译，而且还当出国考察的翻译，岂不要了我的命。
“我们也考虑到你会遇到困难，但是机会来了，你就不想抓住不放吗？”在老孙充满期待和信任的眼神直射下，我有点局促不安，“派你出去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考察团中缺少一个热处理行业的技术人员，而你正好是学这一专业的，因此你担负的角色既是翻译也是技术员。更何况你的翻译只是副手，主译是一机部派出的一个英语本科毕业生。你看怎么样？”
“好，我接受组织安排！”犹豫片刻，我坚定地说。
“你们十个人中有七个是外地的，等他们在北京集中后，先一起到沈阳飞机厂（国营112厂）考察，然后进行一个月政治学习和外事教育，预计在10月上旬赴欧。现在离全体人员集中还有一段时间，你回去先收集和背诵一些有关的专业英语单词。”
“谢谢老孙！我可以走了吗？”按不住内心的激动和紧张，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
“你走吧！”正当我转身要离开时，老孙站起身又把我叫住了，严肃地对我说，“小谢，你等一等，我再给你说两句话：你们这个考察团应该是我部在文革中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而你也成了我们四0所在十多年中第一个出国的人，所以你要倍加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
“请老孙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感动地说。
一个月政治学习眼看即将过去，就在考察团集中于北京饭店整装待发之际，1976年10月6日晚，大家突然听到窗外欢声如雷，锣鼓喧天，向窗外探头一看，长安街上已是人山人海。我们赶忙下楼打听，才获悉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一件意想不到大事，打乱了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政治学习又延长了一个月，原定的出国日期也向后推延。
11月7日，代表团终于出发了，两个月考察的日程安排是先去英国，然后到法国，从法国回国。一行十人从首都机场乘机出发，经由上海虹桥机场、卡拉奇国际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到达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由于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踏上英国土地的中国代表团，一下机我们就被英国记者围住了。不懂英语的包团长一把将我推到了记者群中，自己领着其他成员趁乱溜之大吉，而面对七嘴八舌就中国国内政局的发问，我尽自己所能作了简洁的回答，这也成了对我英语口语的最初考核。
在希思罗国际机场出口处，看到我驻英国大使馆的彭参赞亲自前来迎接。在面包车上，彭参赞向我们发问：“你们十个人中有没有北京人？”
“有三个。”包团长立即回答。
“三个人中谁对北京最熟悉？”彭参赞接着问。
“小谢，小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其实他们仅仅知道我的研究所位于北京市区，不过我对北京文革中的动乱状况也真的知道不少。
“那就委屈一下小谢，等一会请你随我去大使馆，不能和其他人一起观看白金汉宫的卫队换岗了。”彭参赞对我说。
不知其意的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被彭参赞带进使馆地下室的一个会议室，只见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会儿驻英大使宋之光走了进来，与我握手后叫我坐在他的身边，对我说：“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国内发生'政变’，但我们没有接到外交部的任何文件，也无法与国内取得联系。你们是国内派来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应该比较了解国内近况。所以今天特请你给在座使馆主要官员谈一谈最近发生的真实情况。”
原来如此，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问宋大使：“北京盛传的小道消息忒多，要不要谈？”
“不管大道小道，凡是你知道的都一起谈。”
宋大使的回答使我轻松不少，因为仅是报纸上的报道，谈不了多少，而且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既然大使松绑，我就灶王爷上西天——有啥说啥了。在宋大使亲自主持的这场“报告会”上，我的报告长达四小时，“越人语天姥”，使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了国内真情实况。
这次与宋大使的奇遇一直留在我脑子中，当然以后再无与他见面的机会了。然而世界很大却又很小，在我任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时，经我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介绍，宋大使及其夫人李清分别应邀担任了公司顾问和副董事长，使我得以与大使重逢并成为忘年交。说起往事时，他们告诉我，当时使馆正苦于对国内这场“政变”一无所知，大使为躲避英国记者跟踪采访，东躲西藏最后装病住进医院。直到第一次从我口中证实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自此他敢于出头露面对外“发声说话”了。李清感慨地说：“大使说，正是这位小谢救了他的命！”
乍到伦敦恰逢周末，无法安排考察活动，代表团员谁也不甘于把自己关在使馆招待所。加上雾都的天气暖和晴朗，这不正是让我们观光伦敦的大好机会吗？于是大家暗中串联准备一早出去逛逛。谁知天算不如人算，早餐时团长下令：“今天一律不许外出，大家在家学毛选。”一句话浇灭了每个人心中的强烈渴望。饭后大家遵命无奈地围坐一起，手捧着一本本《毛主席语录》，默不作声地“专心学习”。正在心不在焉地念经之时，一声高叫打破了沉静：“你们中有个谢善骁吗？”
“我就是。”我应声而起，面对陌生的来者答道。
“我是使馆武二秘，陈松的爱人。听说陈松托你给我带来一封信？”原来来者是武盛源，他是我同事陈松（任远芳）的爱人，任弼时的小女婿。
“有的有的，在我箱子里，请你跟我到房间去取吧。”说罢我站起身来准备走，但看到武盛源却没有动，而是诧异地环顾在座的人们后问：“伦敦难得遇到那么好的天气，你们坐在家里干什么？还不趁机会到市内看一看？”
爱管闲事的武二秘，轻轻一句话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而包团长更是一脸茫然。
“这样吧，我先去取信，等回来后带你们到伦敦几个地方转一转。伦敦还有一个廉价市场，我带你们去看看，趁机会给家人买些东西。”
在1976年11月7日至1977年1月22日两个多月中，我们对英法两国十余家相关企业作了参观考察。按照要求考察的重点自然是几家大压力机制造厂家，我们考察的最仔细也受到盛情接待的是两家英国工厂：Firth brown ltd和High duty alloys forgings ltd。接待第一个中方科技考察团，对于英国厂家来说，既感到新奇又充满着对今后做买卖的期待，然而他们并不清楚中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代表团成员中都是精选出来的飞机、锻压行业中的顶尖专家，但却无一人懂得ABC，与外方交谈和技术交流的任务全靠两个翻译：一个自然是鲁智深当和尚——半路出家的我，我还同时兼任对热处理设备和工艺的考察；另一个来自一机部，是个英语本科出身的专职翻译，理所当然担任主译。然而在真刀真枪面前，这位曾学过七年“哑巴英语”、从未与老外有过交谈经历的翻译，在第一次上场执行任务时就成了“哑巴”。团长临时把我拉到身边取代了他，此后我就成为被放在火上烤的主译，好在陪行的使馆科技二秘雷慰宗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自然是纯正而流利，在尴尬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雪中送炭，及时挽回僵局。
过语言关已属不易，而对我这个没喝过酒、没吃过西餐、也没坐过飞机的土包子来说，还有一个没料到的生活关：喝洋酒醉了，吃带血的牛排吐了，更糟糕的是严重晕机。在英国的一个月中，每周一早上从伦敦乘火车出发去外地，直到周五晚上回到大使馆，日程安排稍显轻松，而且既不要乘飞机，回到使馆住地时还能美美吃上一顿稀饭、腐乳加咸菜，对我来说尚能马马虎虎地应付。但当到法国后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经常是每天一早睡意朦胧地登机去里尔、波尔多、马赛等城市，当天或次日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巴黎的使馆招待所。洋酒可以不喝，但飞机加西餐的折腾就足以使我整天头晕目眩，在参观考察时我这个翻译是团长和其他成员须臾不可离开的要人，只能在就餐宴饮时让另一位翻译上岗，我饿着肚子（其实也毫无饥饿感）小憩片刻。
我们这群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们，在英、法的花花世界出了不少洋相。代表团每次参观考察或宴会完毕，总会遇到一件尴尬事，就是很难从挂在衣架上的清一色黑色大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件。因为每个人的大衣都是向外事局借来的，大衣上没有任何个人标识。不过真的拿错了也没关系，反正大衣都姓“公”，穿在谁的身上都一样。
另一件是让陪同的二秘雷慰宗觉得十分难看的事：不管是进餐馆或者乘飞机，刘姥姥们对从未见过而又能免费取用的面包，蛋糕，黄油，果酱，花生仁，乃至小塑料匙、叉和刀，一样不剩地往大衣两边仿佛无底洞的口袋里装，准备储存起来带回家作为给孩子的礼品。见到这般狼狈的模样，雷慰宗在大庭广众之中不便发作，只是瞪着眼睛小声地下令：“注意影响，适可而止！”一个月的政治学习，禁不住一小块蛋糕一小盒果酱的诱惑腐蚀，难道这就是“和平演变”吗？
在法国的一个月真是机不逢时，恰好碰上放假一周的圣诞佳节，由于使馆有令不准外出，除到餐厅吃三顿饭外，我们只好日夜关在使馆招待所的一间集体合住的大房间内，聊大天睡大觉，一个个养得“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够爬”。其实寂寞地生活在异国他乡，连外国电视也不准看（老实说也看不懂），又怎能做到“心也宽”呢？
后来团内一个来自沈阳重机厂的黄姓成员，偶尔结识了使馆内一个开车的老乡，几次交往成为好朋友。这位司机看我们这十个人“过节”实在太无聊，不仅萌生怜悯之心，自告奋勇驾中巴，偷着带我们外出去观赏巴黎节日风光。就这样我们悄悄地三次走出使馆大门，参观了巴黎著名景点，甚至还路过一次“红灯区”，也算是不枉这次巴黎之行。
十年乃至近三十年不闻窗外事的各路专家，在这次考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在英法两国实地考察了大型水压机的设备和工艺，而且从法国带回了苏制六万五千吨水压机的整套安装照片及设备图。考察团在回国后提出的制造大型水压机可行性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
第一次出国获得的额外收获是，我用节省下来的五英镑生活费，在使馆小卖部购买了一块天津产海鸥表，免关税带进国内。但与同行的其他团员相比，我的收获则是小而又小，因为他们除了同样获得一块海鸥表或其他等额的国内紧俏用品外，更是一个个都被面包加牛排喂胖了。那位每顿都拼命往肚子塞食品的北京第四设计院小高，好像注射了激素似的，体重甚至剧增二十多磅，而只有我则因食欲差且思想负担过重，反而不幸地减肥掉膘。
凭借一年的英语学历，斗胆为两个部联合组成的科技考察团充当翻译，不能不说是一次冒险之举。我对这次完成任务的自我评分是勉强及格，也就是刚过60分，好在同行的朋友们都认可了我。大约两年后，这个考察团又一次受命出访，目标还是针对大型水压机，但出访国家除英、法两国外，又多了一个德国。任务下达后，考察团的成员们一致向三机部提出继续由我当翻译兼热处理技术员的要求，却遭到我所领导的拒绝，理由是所内的老翻译已经被“解放”准许出国了，好事不能只给一个人享用。
不过对我来说，已经有了这不平常的第一次，更何况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代表团，也足以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