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尹子：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善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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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子曰：“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终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圣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关尹子说：“道呀，终究是难以得到的，可得到的名为德，还不叫道。道终究难以实行，可以实现的叫做行而不叫道。圣人用可以得到的或可以实行的事物来善待自己的生，以不可得到的或不可实行的事物来正确对待自己的死。”
关尹子指出道不可得。这是因为道体虚空，虽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任何人事物所拥有。他又指出可得到的叫做德，可实行的叫做行。德行是可得可行、自利利他的素质和行为。《易·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动，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所以既要把“我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应把“我死去”看作是乐事。故而，庄子认为人们只要在活着的时候，养生全生，实现自我价值，那么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就能够坦然面对。只要顺应自然，人们就能把生死都看开。
死，对道家来说，是可以没有忧虑、没有恐惧的。我们对死者表示哀悼的用语“安息”，也是从庄子来的。他说，“息我以死”，即终于可以把一切都放下，安安静静地休息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活到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犹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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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家文化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何其超脱和达观！庄子早就认识到生死观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且不同于一般人喜悦生而厌恶死，他站在大道的角度提出了生死观的两个著名观点。
第一个是生与死齐同一体。“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以人体作比喻，借秦失之口来解释生死的关系。“无”，是人最早的存在状态，所以庄子说“无”是存在之“首”。但是这个非存在是整个存在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生”，是这个存在的脊梁；“死”，是这个存在的屁股。离开了头和屁股，脊梁是不能独存的。从无到生，从生到死，可见生与死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第二个是生与死循环相继。“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人之生，也就伴随着死，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宇宙间只是一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但聚与散只是现象，气的本体并无聚散，一直都是生命的本原。
从大道转化来看，人和万物都是天地委形、阴阳化生，是无穷的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而已，而人死之后就会化生为另一种形态。究竟转变成什么，取决于大道的造化。人的死，正是其他形态事物的诞生。生死相互依存，如首尾之两端。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没有新生，生与死之间只是一段自然而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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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重“生”。老庄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天灾人祸、饥荒杀戮导致生命大量消亡，这让珍视生命价值的道家怎能不研究如何“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故而道家提出了以养神为主的养生法则。
老庄的这些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以及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及道医的兴起。其中很多是极有价值的，如葛洪、陶弘景等人的医学贡献。
但是，对“生”的珍视并没有停止道家对“死”的思考，也并没有让道家贪生怕死。不管是老子为反抗邪恶而发出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的呐喊，还是庄子在面对生死时做出的“死生有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的述怀，都表明了道家对死亡坦然无畏的态度。
老子指出“死而不亡者寿”，身虽死而“道”仍存的才是真正的长寿。“道”是“不可得不可行者”。圣人把“道”作为人生终极目标，最后坦然归化大道之中，故能“善吾死”。“可得可行者”即德行，圣人以德行事，自利利他，终生奉行不渝，故能“善吾生”。
道家珍惜生命，主要不是为了以生命换取名利权位，而是因为生命本身即是存在目的。百合花开在山谷，不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就不开放，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看见就不凋落，而是因为生命本是如此。
求“道”之士对身外之物不会看得过重，更不会过分痴迷。他们只是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尊道贵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在在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尽力做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
梁启超说，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却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
作者：道诚 腾讯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