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谷水注》铜驼街、永宁寺、司马门等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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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水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旧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
铜驼街，1994年秋，配合310国道（原郑洛公路）汉魏洛阳城内段局部改线（修建陇海铁路高架桥）工程，曾对北魏铜驼街、也即汉小苑门大道进行解剖。解剖沟开在复原研究拟定的南宫范围西侧，东西长近百米。沟内从上到下清理出北魏到汉代层层叠压的路土以及与道路相关的建筑遗迹，但未见宫墙和大型建筑基址。这表明，北魏铜驼街实与汉小苑门大道的位置、走向基本一致（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汉魏洛阳帝都的城市概貌》）。2008年前后，为配合铜驼街遗址保护工作，文物工作者对陇海铁路北侧、北魏宫城阊阖门南侧进行了考古勘察，勘察发现的道路宽度为20-40米。这条南北向道路，向北穿过阊阖门外的东西向横街，进入阊阖门双阙之间，进而直达阊阖门前。在宫城阊阖门正南方宽约40米的铜驼街道路中间略偏西，发现有石板铺设的路面，宽约2.9米。路面用大小不一的红色砂岩石板东西向成排对缝拼接铺成，砂岩石板，0.6-0.9米见方，厚约0.1米，每排铺石3-4块，铺砌整齐。石板上残存有碾压较深的南北向车辙印痕，车辙间距约1.5米。铺石道路在汉魏洛阳城尚属首见。石板路面铺砌整齐，车辙痕迹清晰，显然是具有较高规格的御道遗迹。根据石板路面车辙痕迹碾压较深来判断，该路面使用的时间应该较久，其时代不晚于北魏时期。石板路面下面，尚存一层用细小河卵石铺筑的路面，且有经过踩踏和使用的痕迹，再下面是夯土。该河卵石路面打破的灰坑内，出土有大量的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同时还出土有一件用于铸造铜构件的陶范，这些遗物具有较明显的汉代特征。由此可知该河卵石路面时代上限不早于汉代，初步推断始建年代约为汉晋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河卵石路面以下再未发现比之更早的路面[1]。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按《释法显行传》，西域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犊，信矣。
永宁寺遗址，北魏洛阳城佛寺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15千米的汉魏洛阳城址内。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灵太后胡氏始建，永熙三年（534年）佛塔被焚毁。据文献记载永宁寺塔为木结构，高9层、达40余丈，合今140余米。永宁寺作为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城的重要佛寺，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地处中轴大道铜驼街之西侧。迄今地表尚存有高大夯土台，即是佛塔遗迹。1979-2001年进行数次发掘；遗址为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居中的塔基平面为正方形。夯土基础东西101米，南北98米，深度超过2.5米。地面上的夯土基座边长38.2米，四周以青石包砌，基座四面各设一踏道。塔基北侧有大型夯土台基遗迹，应为佛殿基址。寺院围墙四面各一院门，南墙正门最大。寺院佛塔、正殿、南北院门均位于同一中轴线上，是中国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泥塑残像等，其中塔基附件出土的佛塔影塑残像，包括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等内容，雕塑细腻传神，水平精湛[2]。（朱岩石）
永宁寺塔基遗址
摘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城的考察及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学术讲座，20190614于大同博物馆）
爵离浮图，亦称“雀离浮图”；犍陀罗文化中心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东南一公里处，有著名的雀离浮图遗址（Shah-ji-ki-dheri），梵文称“邦主支提”( Mahuraja Chaitya)。汉籍中的“雀离”一词可能即“支提”的音转。浮图初建于公元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期。对这座浮图的最早记载，却是出于中国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称其“高四十余丈，众宝校饰，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水经注》也将其与永宁寺浮图相比较：“西国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公元522年从犍陀罗和中亚返回的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一躯及释迦四塔”。《洛阳伽蓝记》卷五引《道荣传》，记其为一座木构的高层殿宇，并引《宋云传》“犍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伽腻色迦王始更为广塔基三百余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从此构木，始得齐等。《道荣传》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陛阶，砌栌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铁柱高三丈，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现遗址保留着一段高近5米，以砖、石块、土坯和粘土混砌成的方形台墩，可能存在着绕旋礼佛的中心塔柱——支提，四角各有一方形小台墩，东西各有台阶痕迹，周长近300米，与宋云和道荣的记载相符，印证可信[3]。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建于公元516年，早于惠生摹制雀离浮图6年，但雀离浮图所代表的犍陀罗式塔早巳影响到北魏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塔形，云冈石窟的塔心柱及希腊一印度式雕刻题材便足以证明。文献上说永宁寺塔取法代都七级浮图，可以认为至少是间接受到了犍陀罗式浮图的影响。永宁寺塔遗址是一个38.2米见方的土台，上有5圈共124根立柱，第2圈金柱以内残存一土坯砌实心体，约20米见方，高3.6米，东西南三面各有5个盲券佛龛，此即旋佛礼拜的中心塔柱——支提（如下图：永宁寺塔平面示意)。塔高按《水经注》记为49丈，基方14丈，《魏书·释老志》等书也记为四十余丈，参照塔址尺寸知当时北魏营造尺约为0.272米，则永宁寺塔高度约133米左右，与法显所记雀离浮图高度亦相仿。至于其形态，现存北魏天安二年9层石塔【备注：此处所指应为北魏曹天度石塔，始雕造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现存石塔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原存山西朔州崇福寺,现身首异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塔身（为该馆首届一指的镇馆之宝）,塔刹现存山西省博物院。】与云冈第六窟塔柱首层四角均有一塔状方墩，与雀离浮图遗址形态相近，很可能就是惠生摹制的雀离浮图与释迦四塔．而永宁寺塔遗址的塔体四角也恰有一方台墩，进一步说明其是经云冈间接受雀离浮图影响的。公元二世纪，受犍陀罗楼阁式塔型影响，可能在中亚南部及河西走廊都流行过不同形式的楼阁式塔，进而影响到云冈，尽管只能从五世纪的武威天梯山石窟中略见其遗迹[4]。
图表 4两岸分居的北魏曹天度石塔塔刹与塔身。雕造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现存石塔塔身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原存山西朔州崇福寺,现身首异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塔身（为该馆首届一指的镇馆之宝）,塔刹现存山西省博物院。
千佛石塔塔身平面呈方形，共九层，塔身上面共浮雕佛像1400多尊。北魏曹天度石塔，其形态与雀离浮图遗址形态相近，而北魏洛阳永宁寺浮图则间接受到了雀离浮图的影响（由云冈石窟、平城永宁寺浮图等辗转传至洛阳）。
渠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居，无复遗墉也。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南注南渠。庙色各以物色辨方。《周礼》：庙及路寝皆如明堂，而有燕寝焉。惟祧庙则无。后代通为一庙，列正室于下，无复燕寝之制。《礼》：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主，祭则希冕。今多王公摄事，王者不亲拜焉。咸宁元年，洛阳大风，帝社树折，青气属天，元王东渡，魏社代昌矣。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曹子建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渠水又东，迳杜元凯所谓翟泉北，今无水。坎主九丈六尺，深二丈馀，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
司马门，曹植于何时何地犯禁出司马门，众説纷纭。关于时间，主要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之说，但却忽略了《魏书·曹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的记载，因为以法治国是曹操任魏王后于该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如果曹植犯禁出司马门发生在这一年，犯了法还增加封户，则连桓、灵之世也不如，故曹植犯禁出司马门不可能发生在217年，而应在216年5月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之后的当年之内。而上述郦注所载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的景物，如宣阳门、铜驼街等建筑物在曹植当时是并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地名。按“王者有兵卫，亦卫司马门”等推测，有学者推测曹植犯禁所出司马门，应为邺城魏王宫的西门[5]。
司马门的位置如上图3-6所示。按照文献记载，宫掖门皆可称司马门。但此处司马门明显不是一般的宫门，其位置、名称及记载的相关事件都比较特殊。在前述记载中，这座司马门应位于阊阖门的东侧。根据对北魏官城进行勘探获得的资料（如上图3-6），在宫城西侧由阊阖门和太极殿组成的南北轴线上院落与东侧院落之间，有一条贯穿宫城南半部的南北向道路，其南端接近宫城南墙而中断。同宫城阊阖门的勘探情况极为相近，这里可能就是我们所寻找的这座门址所在，但还需要以后的考古工作证实。如这座门址确实存在，它位于已经发掘的阊阖门之东，基本处在宫城南墙中间，在位置上则恰好与推测的汉代北宫正门朱雀门基本重叠。或许它就是汉代北宫朱雀门的旧址。这座宫门也称司马门，门前两侧在魏明帝时曾铸有两铜翁仲；而汉代北官正门也有“朱爵南司马门”的称谓，其南对的南宫玄武阙门外也铸有两铜人。如此相同的位置、名称及特征，恐怕不完全是巧合。如《水经注》所云，魏明帝曾在这座官门筑阙，但没有完成。照此理解，如该官门确为汉代北官朱雀门旧基，那么基本处在曹魏洛阳宫南墙中间的这座门址，在曹魏之初修建洛阳官时应得到了沿用重修。而既然已经重修了这座基本位于洛阳官南墙中间的宫门，为何还要在其西侧再建一座位置偏于宫城西侧的宫城正门阊阖门呢？这有可能与当时发生的一些变故或特殊事件有关。如文献记载中提到的可能是在汉代旧门基上筑阙时出现了意外事故，阙体崩塌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可能引起魏明帝的忌讳，为顺承天意而弃旧更新，遂不在此复筑双阙，于是向西移地重建宫城正门及双阙。可能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的变故，对随后开始的城市建设的布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如宫中主要宫殿及正门所在的南北轴线由此而西移，正对宫城正门的宫前御道也就改至汉代南宫西侧的铜驼街，相应地在大城南墙则改由宣阳门为大城正门等等。这一变化，也可能使原本应在正对汉代北宫朱雀门北侧重建的正殿太极殿，也西移到曹魏洛阳宫的略偏西侧来修建。也正因如此，可能也就造成了文献中对太极殿位置记载的一些混乱[6]。
铜翁仲，后人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石像统称为翁仲像，铜质的称为铜翁仲，石质的便称为石翁仲。由于汉代谶纬迷信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一个人的雕像会与其本人有某种神秘的交感联系，如果表现不当，将会使本人遭受灾祸，因此，汉人很少为自己造像，故此流传至今的汉代大型人物雕塑很少[7]。而按注文“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亦可知此处铜翁仲像应是戎狄状貌。
[1]《铜驼街遗址》，河洛风土公众号，2019-7-2
[2]王魏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03,第437页
[3]常青；《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4]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69 第七典科学技术 建筑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第319页
[5]郭秀琦, 银翠莲:《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间地点新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6期》2009 年11月出版
[6]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40页
[7]郑建芳著,孟府孟庙文物珍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01,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