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致士篇 第十四》
《致士篇》说君主怎样才可以延揽有德之人，说君主得到贤能之人之道。首先说君主根据听人说话，衡量所听到的，由此而延揽贤能之士，退却奸邪，进用忠良。重点在于辨别奸言和忠言，然后才能延揽有德之人。而君主也应该要确实任用贤能，任用贤能的方法是宽容恭敬容纳人民，然后中和明察辅助人民，然后才是进退、赏罚人民。墨家也主张尚贤，但只说赏罚，而道家则只主张宽容。而荀子就同时主张这两点，又知道中和明察辅助的意义。荀子又同时把孔孟师友之道用于政治之中。所以荀子说政治要以教育为根本，再说到成为老师的四种方法，注重老师的德行和诵读经典。最重要的是都是根据道而培养延揽人才。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诉，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诉，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诉、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君主要考虑所听到的言行，令隐逸之士显达，令贤能的人更能发光明，退却奸邪的人，进用贤良的人，方法是这样的：朋党间的互相赞誉，君子不会听信；凶暴作乱的人想增加祸害的诬陷，君子不会采用；隐瞒猜忌堵塞阻隔贤良的人，君子不会接近；用钱财禽畜来请求的，君子不应允。凡只是流传散布的言论、流传散布的学说、流传散布的事情、流传散布的谋划、流传散布的赞誉、流传散布的诬陷，不是正式的而只是由横面而来到的，君子要谨慎处理，所听闻的要光明地列举出来，决定它们是正当或不正当，然后定出刑罚奖赏，而回报给他。这样，奸邪的言论、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情、奸邪的谋划、奸邪的赞誉、奸邪的诬陷，就不会来试探。忠诚的言论、忠诚的学说、忠诚的事情、忠诚的谋划、忠诚的赞誉、忠诚的诉说，没有不光明通畅地开始产生而向上尽忠。这就叫作考虑所听到的言行，令隐逸之士显达，令贤能的人更能发光明，退却奸邪的人，进用贤良的人的方法。
人主之害，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君主的毛病，不在于不会说怎样用贤能的人，而在于不确实地一定要用贤能的人。会说怎样用贤能的人，是用口。退却贤能的人，是用行为。口说的和行为相反，但又想贤能的人来到，不贤能的人退却，不是很难吗？用灯火照蝉，灯火要力求光明，这样摇动大树就可以捕蝉了。如果灯火不光明，虽然摇动大树，也没有益处。现在君主如果能够令他的德行光明，天下归顺就会好像蝉归向光明灯火一样。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用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遇到事情，接触人民，以公义来变化应对，待人宽容而能更多容纳人民，待人恭敬而领导人民，这是政治的开始。然后是中和明察来辅助人民，这是政治的兴隆。然后就是进退赏罚人民，这是政治的终结。所以第一年做开始的工夫，第三年才做终结的工夫。如果把终结作为开始，政令就不能通行，而上下人民都会怨恨和痛苦，祸乱就是由此而做成。《尚书》说：“公义的刑罚和公义的杀戮，不要立即使用，你只有说：这是未曾依照政治事情的顺序。”就是说要先实行教化。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成为老师的方法有四种，博学不包括在其中。有尊严而令人敬畏，可以做老师；年长而令人信服，可以做老师；诵读讲说经典而不超越，不违背，可以做老师；知道做人精微之处而能论述，可以做老师。所以说成为老师的方法有四种，博学不包括在其中。水够深，水流就会回旋，树叶落下，就是施肥于树根，弟子得到利益，就会思念老师。《诗经》说：“没有说话不应答的，没有德行不回报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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