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十六章

致虚极章，致虚极，守静笃。

虚极妙本，是唐玄宗对老子的道的形容。他说是人都天生禀受了这个虚极妙本，这一说法，显然又是大乘佛教所谓人皆有佛性的改头换面。虚极妙本好象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力量，所以唐玄宗说人在出生之后，由于外界事物的干扰，而使得这个虚极妙本离散了，不能自动对人发生作用。这里面有一个大矛盾。既然把虚极妙本说得那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为什么在这里又是如此地软弱无力，对世间事物的抗干扰力如此地弱小?既然虚极妙本被干扰而离散了，所以人生的任务就是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所谓的修道求道。但在人求道修道过程中，这个虚极妙本也是根本不来配合的，完全要人单方面努力去认识它，保持它。所以要说“致虚极，守静笃”。这里所说的“致”“守”，都是人的任务，而虚极妙本一点忙也不帮。

明太祖注：言致虚极无他，乃去妄想私欲以尽耳。守静笃，使坚守其寡欲之心。笃，至诚也，实也。

把心中的妄想和私欲彻底消除干净，就能让虚极到来。但妄想与私欲是很妗消除干净的。即使一时能消除一些妄想与私欲，它们还会卷土重来，向心灵的堡垒进攻，所以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坚守这块净土，这就是所谓的守静笃。但致与守，都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欲望，是为了个人的欲望。以欲去欲，本身就是自我矛盾，所以它是很难真正完成的任务。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万物都有生有死，生是始，死是终，到死时，都要归根。这是植物的规律。能否移用到人生上来?值得怀疑。死就是静，生则是动，生之动不去重视，反而重视死与静，这是老子思想与众不同之处。如果追求死之后的静，这对人生有何意义?人的重点，应是生与活。如果要反其本，就是返到死后的静，或者在生时就追求死一样的静，这样的生，也毫无意义。

明太祖注：君子之学道也，体天道而行四时之常经，是故处心虚极，以守静笃。其心以观循环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万物并作，然后观复。

天道与四时的常经是什么?难道就是所谓的虚极与静笃吗?不，绝非如此。明太祖也说以观循环，循环，是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生则动，死则静。所以应该动静兼顾，而不能只追求虚极之静。生与死，动与静，又是互相依赖的，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了动与生，单纯的静与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静，应该是生动中的静，而不能是万物归根之后死寂式的静。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多通过类比的方法进行推理。如这里所说的华叶芸芸，复归于根本，就是类比植物的生死循环，而移用到人生问题上来。植物花叶的死后归根，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生命的生死转换并无一致之处，所以这种类比是不科学的。尤其是把归根后的静叫做复命，这不是真正的人生之命，而是植物式的命。若道家的目的是要人复这种命，这种思想和认识，怎能称为常和明?若以这种常和明指导人生，其人就不必做任何事，坐等着归根的死寂就行了。而且这是最容易的事，只要不吃不喝，用不了几天就可归根复命了。

宋徽宗的注是要全其形生，全其形生，就是死后的归根，而不是生存。但他要去智，以此归于寂定。这比唐玄宗的死后归根式的静要现实一点。因为去智终究不是去掉生命，还要保存生命。智是什么?智就是用心对事物进行观察和认识。去智，就是不关心人心之外的事物，人心根本不考虑外在事物，其心就归于寂定。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但这时的心并不是一片死寂，它还要“鉴天地，照万物”。从去智开始，到照万物结束，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循环。唯一的解释是，智是用通常的智慧观察认识万物，而鉴天地照万物的鉴照，则是用道。但道不是人心，用它如何鉴照万物?所以既照鉴万物，就不能不用心，而去智，就是不用心。这里仍有矛盾。

明太祖注：命者，以其有始有终，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行仁，犹四时而序之则道矣。所以复命者，物生而长，长而成，成而敛，敛则复命矣。比明年复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则道明矣。

明太祖不讲寂静，他知道人的命有始有终，从始到终，是一个过程，不可任意紊乱。君子的重要任务是在生的时候守道行仁，使自己的生命符合道的原则，如此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归根之静的问题。而所谓的复命，则是完成生命的全过程，从生到长，从长到成，从成到敛，能按照道完成这一生命过程，才是复命。人来自自然，返回自然，这是生命的始点和终点。但在始点和终点之间，还有一个过程。是重视这个过程，还是重视过程两端的始点与终点，这就形成重大的分歧。明太祖是一种观点，唐玄宗、宋徽宗、清世祖是另一种观点。后三人总在强调返归自然的真静或寂静，而忽略生命本身的过程，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由于有了认识上的分歧，所以他们所理解的常道，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唐玄宗认为，人心要虚静，虚静才能如空谷一样含容万物。但他所说的虚静，是排除了万物之后的虚静，为何虚静之后又要含容万物?这样一来，岂不是又不虚静了吗?唐玄宗所谓的明，也是在归根虚静之后的明，这种明的基础是对万物的拒绝认识。那么，他又要用这种明来鉴物，不是又来认识万物吗?唐玄宗推崇这种归根的静与明，但他的目的却是鉴物与容物，并且要以这种静与明为帝王之德，以此追求久享福祚和全天下的拥护和归顺。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世俗之事中来了。

宋徽宗要追求“吉”。吉就是无患无祸，就是没身不殆。这是所有在位帝王的共同目标。然而他求吉的方法是去智之后寂静，以此寂静为常道，为真理，然后遵循这种常道与真理去行动，就能不妄生是非，不触自患。具体来说，他要实行天下为公的大道，不在治理天下之中包含一点私心，使得天下之人都乐于推戴他，顺从他的统治。这样来做帝王，就会吉而无凶了。

明太祖注：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为则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谓知常道也。容谓悦貌也。天下既悦乃公。若能执此公道而行之，则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无不善终者，故不殆。

事物都有其常理，欲治理天下，就要使自己的行动合乎事物的常理，并且符合事物本来的次序，这样才不是妄作，才会避凶得吉。如此治理天下，天下之人就会喜悦。这时帝王仍要注意执行公道。能做到这几点的，才可以君天下。这就是明太祖的逻辑。在虚极静笃的时候才能观照万物，但这也只能是观照而已，不能认识与分析它们。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参照系来认识和分析所观照的万物。这就是强调虚极静笃者的内在矛盾。其另一个矛盾就是虚极静笃之时，再来观照万物，则使其虚极静笃不能再是虚极静笃。其第三个内在矛盾是观照万物而不能认识万物时，却称之为明，且自以为以这种明去行事就可终身无殆。若有这些矛盾在，则不可谓真正理解了老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