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一、先秦诸子学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
万献初教授撰（宋时磊纂集资料）
在西方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术生态圈中，不少学者言必称国外学术之先进伟大，其实，中国传统学术广博精深，宏旨远奥，且具系统性和连续性，丝毫不亚于西方。
国学，是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或称中国传统的学问，是成系统的、专门性的学问，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学术”之“学”指学问，“术”指方法，中国传统学术有其系统的学问及其治学方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中历代智者创造、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和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涉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中国传统学术几千年的发生、发展、传承、流变，形成了国学的学术发展史。
中国传统学术分段向来有不同的观点，如梁启超有“四分法”和“八时代说”等，而吕思勉“七分法”谓：“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1]本章的论述取其前六段，即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汉）学。
综观千年国学学术发展史，有其一以贯之的传统连续性，也有其各具特色的阶段性。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变迁的牵制、历史阶段性较为明显；二是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其他诸科；三是以实用为旨归，较少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四是兼收并蓄，源远流长。就阶段性特点而言，先秦为国学的元典时期，重在原创性；两汉魏晋南北朝为学术范式建立的时期，重在多向度的探求性；唐代海纳百川，是不同学术冲击融合的时代，重在汇通性；宋元明为国学呈现为道统心性的时期，重在义理探求；清代为国学的全面总结阶段，体现出深广精博性。
第一节先秦诸子学
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学术繁荣、学派竞出的时期。其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急剧的变革，导致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和学术思想的争鸣，形成“诸子锋起，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产生反映各学派思想的学术著作百数种，成就了国学的元典时代，也是国学学术发展史上成果最为辉煌的时代。
一、诸子学术思想的萌芽期
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时洪荒漫漫，结绳记事，初民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学术无以立。及至夏商，政治制度渐次草创，人对自然、社会与自我有了初步的认识，学术思想得以萌芽。由于认识不足而敬畏自然力量，夏商两朝重鬼神不重人事，宗教观念极为浓厚，占卜、祭祀盛行，此时诞生了《连山》和《归藏》。至周武王伐无道而殷商覆灭，周公摄政，提出天命无常、敬天保民等思想，制礼作乐，确定了一系列行为规则来稳定社会秩序，封土建侯，中国封建制度由此建立。
西周初年，《易经》成书。《易经》原只名《易》，后被尊崇为《易经》。其本经包括卦、卦名、卦辞、爻辞，易传包括“彖、象、系辞”各上下篇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七种十翼”，后来《易经》与《易传》合称《周易》。相传伏羲氏画卦，神农氏推演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孔子作《易传》，但不足采信。《易经》是对商周占筮术的总结，是以神秘化的方式对天人之事进行解释、预测。《易经》的核心是阴阳观念，阴阳二爻组合为八卦，八卦相配成六十四卦。《易经》内容包罗万象，体现了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商周时代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况，提供了一套体系化的宇宙生成图式，对后世的学术和民族智慧的形成影响极深，是中华文明与学术较为独特的源头。
反映诸子之前学术面貌的另一部书是《尚书》，原只称《书》，又称《书经》，相传经过孔子的编纂。一般认为今传《尚书》是可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与被疑的《古文尚书》的合编，共三十三篇，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历史事件及思想状况。其文体分“典、谟、训、诰、誓、命”等，文辞古奥而艰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洪范》篇首次提出“水、火、土、金、木”五行之说，对此后的学术影响深远。《尚书》的版本流传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较著名的有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和明清以来的真伪之争。
此外，《诗》、《礼》、《春秋》等先秦经典对诸子学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影响，其中“三礼”之《仪礼》、《周礼》、《礼记》最为突出。
老子（约前571-？），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史”。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后老子见周室衰而离周，至函谷关，关令尹喜强请著书，老子言道德五千余言而去，令尹将该书公诸于世，才得以流传，书名《老子》又名《道德经》。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简推算，《老子》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中前期。《老子》虽是即兴之作，但确是老子对天道人事长期思考的结晶。《老子》为语录式文体，言简意赅，旨意远奥，探讨了先秦诸子讨论的一些核心命题。老子将“道”视为最高的范畴，道取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成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将“有无、有名与无名、阴阳、动静”等观念与“道”结合起来，提取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道的内涵，体现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绝圣弃智”、“与天为徒”而一切皆任自然，倡导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理想。老子的学术思想宏阔而深邃，为先秦诸子提供了可相与发明、辩论的共同话语，对其后学者的思辨内容、思维方式乃至整个学术生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说老子是学术上的散户，那么孔子则是学术上的掌门人。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孔子四十余年坚持游学授徒、传布学说，开创儒家学派，为中国学术界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他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弟子及再传弟子将他的学说集编为《论语》，不断赓续其学说，或补充辩驳，或旁支分化，形成当时重要的学术力量，开创了学术繁荣的全新局面。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邪说暴行泛滥。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诛杀少正卯，求学于老聃，周游列国，广传其学说，凄惶奔走，始终不懈，试图挽狂澜于既颓。孔子的学术观点记录在《论语》中，主要以“礼”、“仁”、“正名”等基本理念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孔子有复古的倾向，试图恢复周代之礼，甚至要上升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高度，从实质上说，孔子是要不遗余力地去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为恢复秩序和谐的礼制，孔子力举“为仁”之说，“仁”字由“人、二”会意，处理好各种“二人”间的关系，社会就秩序井然而合周礼了。孔子主张为仁就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行为上要“恭、宽、信、敏、惠”，要修养君子的品德，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论和践行论。孔子又极其看重“名”，强调“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说在他编订《春秋》时所用的“春秋笔法”中也有直接体现。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等教学理念，后世尊称其为“圣王先师”。孔子在治学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晚年退而修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对流传的“六经”做了细致的点校与整理工作。治学态度上，孔子崇平实而忌虚妄，不语怪力乱神，多闻阙疑，择善而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其态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是其方法。
与老子、孔子同处于发端期的学者还有一些，著名的如郑国的邓析，《列子》记载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主要研究刑名、论辩之术，提出“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等观点，教民兴讼，开启了春秋末期的名辩风气。惜其著作散失殆尽，今传《邓析子》有《无厚》、《转辞》篇，多疑为后人伪作。再如鬻熊的《鬻子》、吕望的《六韬》、管仲的《管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等，也多疑为伪书，颇有争议，此不具言。
二、诸子学术的派别与思想内容
诸子学发端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则进入全盛时代。梁启超描述为“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2]后世将该时代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否真有“诸子百家”？实际上参与争鸣的并未有百家之多。分判诸子流派的文献记载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淮南·要略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而本于刘歆《七略·诸子略》的《汉书·艺文志》分析最为详备，明确列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这就是“九流十家”之说的来源。各家又列出流传到西汉的重要典籍，如儒家细列五十三家即五十三部著作，总计“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实际不止十家，如“兵书五十三家”、方技“三十六家”等，还不在十家之内。
先秦诸子各家的学术思想指向不同的侧面而各具特点，实际上代表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益，在当时各占一方的割据形式下，带有一定程度的地域文化色彩，相互之间不断争鸣、碰撞，如《汉书·艺文志》所说：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其中，以儒、道、法三家影响最大，墨、名二家次之，其余各家又次之。
（一）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由孔子开创，然“儒家虽传于孔子，而不足以尽孔子”。[3]儒家的继承者多为孔子后人、门人及再传弟子，《韩非子·显学》谓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各派从自己的角度推重、阐发孔子相关的言论，进一步丰富了孔子的学说。诸派中最能光大其学术之业者为孟子、荀子两派。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受学于孔子孙子思之门。曾游学于稷下学宫，至齐魏宣扬“仁政”，然身处以攻伐为贤的战国乱世，其学说显得迂阔而不得采用。《史记·孟子列传》谓其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性善”和“良知”，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善之四端，扩充之便可成为圣人君子。他将“心”作为“善”的载体，提出“尽心、养心、养浩然之气”的修养论。孟子政治上的贡献在于提出“王道”与“仁政”的社会理想，强调圣王要“制民之产”而使民有恒产恒心，要推恩普施仁政，扩充爱己之爱而推及于民，才能够“保民而王”。提出“民贵君轻”，反对战争，强调民生在国家政治机制中的主要地位。之思、孟子的思想后来发展为“思梦学派”，对后世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影响很大。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后避汉宣帝刘询讳又称孙卿，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史记》说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多次出入稷下学宫，游于秦赵而仕于楚，汲取众家学术之长而立论，其学说阳儒阴法，著名弟子有韩非和李斯。荀子持论与孟子相反，认为好利、疾恶为人之本性，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想改恶从善就要“积善以去恶”，要修生养性就须“虚一而静”，要学习要“师法”则“学不可以已”。荀子学说弥补了孔孟的一些不足，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官天地而役万物”，持朴素的唯物观。荀子同样重视礼制，发展孔子的“礼学”思想，主张隆礼的同时又须重法，援法入礼，适应当时社会需求。在名辩方面，荀子创立了一套正名论。胡适认为荀子的学说“是儒法过渡时代的学说”。[4]
《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学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春秋战国战乱纷争的时代，其学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而当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后，儒学终能大行于天下。
（二）道家学派。道家由老子创立，后发展出很多分支，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就有关尹、庄周、杨朱、陈仲子、尹文、彭蒙、宋钘、田骈、慎到、列御寇、庚桑楚、子华子、河上公等，不少都是稷下学宫的知名学者。道家各派对黄帝和老子互有诋毁或尊崇，不像其他各家只尊崇一位先师。儒家多讲政治、礼制、道德、伦理，道家则更注重宇宙、养生、方技等问题。道家内部可以笼统分为有为、无为两大派，又可再分以管仲为代表的有为派、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无为派、以杨朱为代表的无为纵欲派、以陈仲子为代表的无为遁世派等。秦以后，道家与其他家思想结合产生了养生派、长生派、五行派、方术派、丹符派等，并进一步产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道家多个学者无著作传世，如杨朱持利己主义观点，与墨翟利他之言想对而传遍天下，《淮南子·氾论》谓其学在于“全性保真，不以物系形”。诸派中以庄子最著名。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安徽亳州蒙城）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权势名利，保持独立人格。其思想后来深受帝王重视，唐开元建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也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继承老子学说，但多言玄理，张扬个性，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与超脱。他将“道”作为最高的范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他提出齐物论，泯灭“是非、有无、生死”等区别，要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提倡的人生最高就是逍遥无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政治上谴责诸侯、贵族造成的纷争，痛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道家学术对后世影响至大，战国时还与名家、法家等结合而发展成为“黄老之学”，成为与儒家互补的经世之学，也是道教的思想源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道家之说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吕思勉认为道家学说“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名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5]
（三）墨家学派。开创者墨子（约前468-前376），姓墨名翟，鲁国人，出身平民，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位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而传其清庙之法，又学儒而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不满儒家礼乐之苛而弃周道用夏政。宣扬“兼爱、崇义、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任侠”等观点，主要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于自然、军事、器械等多有研究。墨子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广收生徒，亲从弟子常至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该学派不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而有统一的领袖与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兼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功能。其学说代表小手工业者和平民阶层的利益，《墨子·天志上》“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是墨子思想的集中概括。墨氏之说从者如云，战国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显学，培养了一批学者、论辩术士、军事人才和能工巧匠。墨子死后，“墨分为三”，其学说务实际，贵力行，多刻苦，然“简而难遵”，受到孟子的抨击。西汉以后尊儒抑墨，墨学几成绝学，直到近现代才得以重新发现和重视。
（四）法家学派。法家学派的学脉和师承关系不甚严密，直到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才形成系统的理论构架。之前主要体现在一些政治改革家的施政方针中，魏国的李悝奠定基础，秦国的商鞅主要讲“法”（法令），韩国的申不害主要讲“术”（权术），赵国的载慎主要讲“势”（权势），这类学说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产生了法治、权术等思想，为法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从学于荀子，当时韩国很弱而受邻国欺凌，他多次向韩王进强国之策而不被采纳，遂著《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后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极为赞赏。韩非出使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其法家学说为秦王所采纳，终成统一天下的霸业。同门李斯忌韩非之才，进谗加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学说吸收儒、道、墨诸家思想并加创制，斥责儒墨两家“文以乱法，武以犯禁”，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系统性法治理论，非儒学，远仁义，冷静而理智，精较利害，“循名责实，信赏必罚”，适应了战乱纷争的社会严刑峻法的需求，秦国用其思想，加快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后来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五）名家学派。名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专门讨论名实关系、概念异同和离合等问题，代表人物是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桓团等人，彼此之间的学说差异较大。《庄子·天下篇》记载了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命题，与庄子辩论较多。公孙龙在《公孙龙子》里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二无一”、“物指”等命题，分析概念的规定性及其差别，但有混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嫌弃。名家学说具有浓厚的逻辑学色彩，其短处在于“及謷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即互相诘难而为屈折常言正理的诡辩之言，故后世不传其学。
此外，阴阳家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代表人物为邹衍；纵横家设第划谋，按政治需要来从事外交活动，代表人物为鬼谷子、苏秦、张仪等；农家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和研究农业生产，代表人物为许行等。此数家学说散布在先秦文献里，无专著传世。兵家研究军事理论并从事军事活动，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吴起、尉缭、白起等，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方技家研究医药及养生，代表人物有岐伯、俞拊、扁鹊、秦和等，其“八百六十八卷”著作今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后分为《素问》、《灵枢》二书。
战国晚期，不同学派相互攻讦，在争鸣中不断走向融合。秦相吕不韦组织食客编写《吕氏春秋》，成为杂家的代表著作，其书以“法天地”为准则，“兼儒墨，合名法”，试图构建宏大的体系来实现“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目标。《管子》则是另一部融合众家的文集，内容驳杂，堪称该时期的百科全书，有论者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术论文集。诸家学说相互碰撞并走向汇通，意味着百家争鸣时代的完结与学术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
[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张采田《史微·内篇》卷三“原儒”，清宣统三年（1911)印本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2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