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二）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二）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我们很多时候无法用答案来判别事情的高低和对错，一方面，叠床架屋的学术体系和各种说法的延伸研究让各种事情弄得极其复杂，同一个命题的不同方向甚至相反方面都有无数真知灼见的学问和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国人在实证和考究上总是非常写意，越来越缺少点较真的执着，大概其、差不多甚至可能是往往是学问和经验的驱动词，如果出现争论，就以某种需要或者大人物、权威的意见为准并且写进典籍。
也因此，我们的学问有时就显得有些奇怪，大家往往不读原著、只是找些评论文章凑合一下就宣称深入研究过了，不去实地考察、仅仅靠书上的记载就可以幻想出本来面目，（当然，这样的好处就是象我这样的人就有了忽悠的市场，比如昭王南巡不归到底发生在哪里这事，我明明也知道荆州的天门县有个横林镇一千多年前就被认为是事故所在地，但当时的来历也就是道听途说，所以我把它移进三峡或者荆门似乎也没有任何不协和的感觉。）
比如这个万里长城，我们似乎更关注的是点而不是线。秦的长城到底详细路线如何；汉长城是否真的从中亚的二师城开始，中间有没有不连续的地带；还有一些遗迹存在的金长城体系到底是如何总体布局的，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极其明确的说法和详图，最多就是整出个大略的示意图、拉几个战略要地来说事。（好象我也最多只能大致做到这点。）
就算是今天作为中国名片的明长城，依然没有多少人真说得明白。
一直以来，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是作为标准答案存在的，纵然嘉峪关以西明明还有城墙也无关大局，山海关老龙头似乎前些年也有过一块写得乱七八糟的类似“万里长城起始点”的石碑（现在肯定没有了），也和“天开海岳”和“一勺之多”两古碑一般是无数人拍照留念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长城东端就到了丹东的虎山了。
实际上，他们折腾虎山这事我是知道一些的，前面说到我去丹东那次，当地朋友就跟我提起这事，还推荐我去看看。正因为听说虎山要成为万里长城的东起点，我放弃了去实地考证的念头，生怕一时忍不住坏了人家的好事。
当然，虎山那里有一段古城遗迹这事不稀罕，毕竟这里是边城，但说它就是明长城的起点，总是不那么有说服力。
查书：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史·兵志》这段记载几乎是明代辽东长城唯一的证据了，既然其他各段都有长城，那么辽东一定也有，这道理多么显而易见和义正辞严啊。
好吧，我们假定当时有那么一道从山海关向北的长城，沿着山海关、锦州、北镇、辽阳、沈阳、铁岭一线划了个弧，再折向东边一直到丹东。那么，有个问题，这段长城到底要防卫什么，难道是为了防止蒙古骑兵饮马渤海湾么？
实际上，明初的辽东镇驻地广宁在锦州东北两百里的北镇市，也就是医巫闾山所在地，它的重要程度远远不及在它西南、三卫之一的大宁卫（后改名北平卫，位于朝阳凌源）。当明成祖朱棣放弃凌源，把北平卫南迁进入长城内的保定时，广宁镇才和辽阳卫等十八座坚城一起构成辽东防卫体系，其目的主要是从侧翼保护山海关、锦州一线，同时一定程度解决东北粮草运送中原的通道。说到底，虽然辽东也属于幽、燕之地，但终究不能算是泛华北平原的范畴，守住山海关虽然不能搞定辽东的一切问题，但也基本搞定其主要问题。
所以，关于辽东是否真正拥有过长城的问题，我打过这么一回油：
国门天子指幽燕。
筑就中原威武篇。
憾有满清终未化，
高墙易作柳条边。
说到东北傻大个皇太极发明的这个柳条边，绝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奇葩的东西。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实质只是一条标示禁区的界线。这个差不多两千多里的界线建筑虽然从皇太极干到康熙、花了四十多年才完成，但工程量并不大，它甚至有点象中原地区的竹篱笆，基本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剩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称之为插柳结绳；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八尺、底宽五尺、深八尺的边壕；柳条边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制，每隔一段距离开一座门，称为边门，供出入柳条边之用。
柳条边呈人字形横亘在东北大平原上。其撇捺交点位于辽宁省开原县北的威远堡镇。从威远堡镇向北至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东亮子山为北段；从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为西段；由威远堡向东南至海边为东段。
这样一个柳篱笆，自然派不上军事用途。在满清看来，东北是其祖宗肇迹兴王之所，正宗的龙兴重地，只能是旗人专用的特区。为了防止其龙脉遭到破坏（《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为这事努力和挣扎过），也为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以及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他们认为这一带须加以管控封禁，旨在限制内陆汉人和朝鲜、蒙古人等去边外采参、狩猎和垦殖。若需要进入边外禁地，则必须持其所在地方政府发给的印票，限时、限人出入。
清军进关后，便开始对东北实行封禁。根据修筑时间的先后又分乾隆朝东北禁边与八旗生计之关系成老边和新边。顺治年间分段修筑完成了老边。据《柳边经略》记载：“西起自长城，东到船厂（今吉林省吉林市），北自威远堡，南至凤凰山（今辽宁省凤城市）止，设边门二十一座……”康熙年间，在原老边基础上多次扩边基础上，还先后在今辽宁省境内修两条边墙，被称为新边，包括风水宝地长白山在内的周围千余里境内，遂成禁中之禁。
满清的柳条边政策，名为保护龙脉，但其本质上是满清为基本没有谋生技能的八旗子弟留下的一条生计和后路，只是愚昧而自大的清朝皇帝们都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北京城里无所事事、享乐渐久的八旗子弟绝不会再回到那个蛮荒之地上山下乡；第二，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发展跟人口是否流入有莫大的关系。
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然后是旗人不去东北，汉人禁止去东北，使得东北一带人口尤其是汉人人口极其稀少，所以后来才让俄罗斯轻而易举的乘虚而入殖民东北北部，割走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直到十九世纪后半页清廷开禁，近两千万山东人闯关东，稀释了近百万俄国移民的影响力，接下来的民国时期，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把大量中国人拉进东北，才有能力面对满洲国和日本的统治，避免了东北再次遭人瓜分的厄运。
发展潜力和人口净流量成正比，这几乎是一个基本规律。一般情况下，规模性流入造成人口净增加的地方肯定生机盎然，而一旦人口开始大面积流出，那么往往就说明这里已经开始滑落。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发展经济，也搞了几个经济特区，最有名的就是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深圳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白手起家、深圳速度、一夜暴富等励志故事让全国的优秀人才涌进深圳这个奋斗者的乐园，短短时间内，深圳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进入北上广深的四大系列，成为理所当然的全国第四大城市，看起来这种局面也会持续下去。
最近某年的端午节，俺在深圳停留了几日，在和几个朋友谈及深圳的未来时，我认为它的速度会大幅放缓，主要是发现这个常居人口超过千万但户籍人口可能不到四百万的城市里已经严重的阶层固化了，除了少数人还在努力维持阶层或者试图跨越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跨越的艰难，或者享受过去的成果，或者安于现状，也或者选择离开去找寻更容易实现阶层跨越的地方（甚至可能就是他们的家乡），最近几年的人口应该是增速放缓甚至有可能出现了负数，所以，虽然它拥有极好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环境，但这个城市也许将要进入一个漫长的沉淀期。后来还写了一首诗：
五律—小居深圳
鹏城今已老，重葛蔓而垂。
海上风烟胜，街边季候迟。
山公言饤饾，竹友正参差。
问有闲人志，聊拈花一枝。
实际上，虽然明清各类典籍上都没有辽东明长城的记载，《柳边经略》前面那段引文更是直指柳条边西起长城，为山海关为明朝版万里长城东起点提供历史证据，但认为明长城东到丹东的人们也是目前的官方主流意见则认为，满清的那条柳条边是在明长城基础上改造的，对于清朝人只说柳条边这事，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消除明朝的影响力并主张辽东一直就是他们的地盘。这个说法奇怪得一塌糊涂，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敲。那条臆想中的辽东明长城如果存在，哪怕已经被八旗兵弄得支离破碎，也比柳条边高级无数倍，根本就不必干出这种好比拆一座别墅建一间茅房的事情；至于说是否祖业的问题，这由头怎么看也是农耕民族思维方式，人家女真人还真从来就不忌讳他们的武力掠夺事实。
接着，我们得说说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山海关古称榆关、渝关、临渝关、临闾关，当然，古榆关的地址也离现在的山海关有差不多六十里，地势似乎没有现在险要。这地方早先的名气也不是很大，隋开皇三年也就是公元五百八十三年建城的时候，它还是秦皇岛抚宁的一个一般性的关口，哪怕后来薛仁贵征东得胜后唐太宗经此关回京（征东胜不胜的问题以后再说），但唐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虽然也有一些战争涉及到它，但总体战略地位不高，所以确实也不算什么特别了不得的雄关。
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三百八十一年，中山王徐达奉命整修边墙，他认为古榆关地址不是最佳，遂东迁六十里，在北倚燕山、南连渤海之所移建榆关，亦因此名之山海关。
大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号称天子守国门，但总体上来说，他那时候，和蒙古人之间还是大明占攻势，几乎不存在守的问题，就算大宁卫撤回也不会影响明朝军队对北方的威势。但他之后的明军战斗力总是慢慢衰落下去，防卫的重要性也就越来明显起来。而这个山海关扼守辽西走廊碣石道上，地处冀州和辽西的分界线，而且其离北京也就五百多里，两地之间基本一马平川，是非常有利于游牧民族骑兵作战的场所，山海关的得失直接关乎京师的安全，其重要性自然大大得到提升。而到了明朝中期，随着关外实力的进一步削弱，山海关往往就直接成为防卫最前沿和重中之重，一旦城破便出现京城直接面临游牧民族骑兵骚扰的险局，因地处要隘，形势险要，又是万里长城东起第一关，故天下第一关之名也就慢慢叫开了。
于是，历经洪武、成化、嘉庆、万历、天启、崇祯六朝修筑，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前后用二百六十三年时间，建成了一个七城连环一线穿的军事城防系统。但非常遗憾，这座雄关完全建成不多久，伟大的明王朝也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了。
山海关的关城并不是很大，徐达最早修筑的主要就是这一部分， 周长也就八九里的样子，但城高墙厚，城墙高四丈有余，厚度超过两丈。关城是山海关长城的中心，呈不规则梯形，关城的东墙为长城主线，城墙的东南、东北隅各建有东南角台和东北角台，角台上分别建角楼，西北和西南转角处呈圆弧形，未设角台。关城四面各建有体制相当、高大雄伟的城门，东门镇东，西门迎恩，南门望洋，北门威远，四门城台上均建有城门楼（箭楼），东门镇东楼即“天下第一关”牌匾所在。关城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拱卫，形成重城并护之势，偏侧开门，（但现仅存东门瓮城）。东门镇东楼左右两侧长城沿线还分别建有靖边楼、牧营楼、临闾楼和威远堂，五座敌楼，一字排开，均匀分布，称为五虎镇东；城中心建有钟鼓楼，关城街巷呈棋盘式布局。此外，明朝陆续修建的山海关关城南北两里处分别筑建翼城，和五座敌楼一起构成七城连环，（再以外就是老龙口和角山长城了）；而关城前后也分别筑有罗城，东罗城还设了瓮城，关城东数里外又筑威远城、烽火台、敌台等，加上钟鼓楼也是七城连环的格式，可惜这些建筑现在都只剩下一些残迹甚至连残迹都不存在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海关和明清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就算是关城本身，也是经历无数次战火破坏而不断修复，而在热武器破坏力已经很高的上世纪中页的战争，几乎让关城毁损得差不多了。后来不打仗了，也因为交通问题把这段长城开了几个口子。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山海关历经过十二次大大小小的重修，而最近的重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旅游。
山海关的旅游建设自是搞得风起云涌，虽然无法恢复那双向七城连环的雄姿，但颇有建树，比如城墙上居然站满了明清历任守备的塑像，那也是高明得一塌糊涂的妙计。所以当我走上城墙，不免油性大发：
重修十二胜金汤。
地阔城高戍北疆。
但怕兵微犹未固，
两朝守备尽登墙。
当然，说到山海关，恐怕最值得一看的还是曾经镇东门箭楼上那块“天下第一关”的匾额，这五个字每字高近五尺，典型的颜体楷书，笔力顿挫凝重，雄劲浑厚，与关山险隘的建筑格局十分谐调，使整个城楼显得更加奇伟俊秀。
关于这块匾，也出现过不少传说，就算是书写者也有不少说法，各种故事编得乱七八糟、神鬼莫测，甚至连晋朝的王羲之、王献之这二王也被他们拖着穿越来到明朝写了一把唐朝的字体，关于如何写的也有好几个不靠谱的故事，显然都是外行人瞎说的。
对于写字我也是外行得狠，所以这里就不展开了，只是捡点靠谱的说说。
实际上，“天下第一关”牌匾本来应该有两块，主要区别在那个“第”字上，一个用的草头，一个用的竹头。第一块草头匾大概是成化年间当地进士肖显书写的，但他为什么敢用天下第一的说法以及是否经过朝廷认证都已经不太清楚了；第二块竹头匾则可能是嘉靖年间的宰相严嵩写的，自是名正言顺。两个人都是明朝著名的书家，但估计没什么交集，萧显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严嵩刚混到进士，还没出名。
而当严嵩倒台之后，这么个著名大奸臣的字总是不好再挂在威武雄壮的山海关前，何况原来的匾额还在，所以严嵩那匾就取下收起来，重新把萧匾挂出去。（这种事情太自然不过了。）
严嵩匾目前可能还在，但已下落不明，大概是日本侵华时把它带去日本，有消息称看见过该匾曾经在日本展出的照片。
当然，现在挂在山海关镇东楼二层楼外的那幅（二层内部也挂有一幅）也不是萧显的原匾。为防止风化，萧显的原匾实际上没有挂起来，只是陈列在城楼内一层供人参观。挂起来的两幅都是由当地附生在原匾基础上钩摹重刻的。估计是光绪年间当地政府为保护名匾，把原匾收起，复制了一份挂在外面；到明国初年，光绪匾有些破裂，就再复制一个挂在外头，替下来那个就收到楼里挂起来。
就算是东西罗城、南北翼城之不存，建筑已不复当年的系统；就算是无关风雅，不去细细看字考古证今；镇东楼也是非常值得一登的。登上城楼，北望长城，蜿蜒起伏，气势磅礴，敌台连绵；南眺渤海，白浪滔天，烟波浩渺，龙头入海，颇能感觉到关高城重、壁垒森严的古战场气息。
山海关一带，属于秦皇岛的范围，千古一帝秦始皇东巡、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的遗迹以及神秘的北戴河都在这附近，甚至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中那段哭倒的长城据说就是山海关这里，写有“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奇联的姜女庙也建在不远的地方。但是，我两次去山海关，所接触的所有人似乎都给山海关加了个女主人，而此人实际上从来就没到过山海关，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主角陈圆圆。
（在我心目中，如果一定要给山海关找个女主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著名女将军秦良玉，人家可是切切实实当过山海关的总兵。）
陈圆圆原名邢沅，字圆圆，后从收养人家姓陈，江苏常州人，隶籍梨园，明末著名的神女团队“秦淮八艳”之一，早年和著名风流浪荡人物、八艳中另外一位神女董小宛的情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情投意合私订盟约，差点就进了冒家的门，但因为被某外戚劫夺入京而未成。该外戚后来失势，为了讨好声望日隆的吴三桂，把让吴三桂心动不已的陈圆圆嫁到吴家当妾。
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称帝，还是很想招降正在山海关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就抓了吴三桂他爹吴襄写信。吴三桂也有投靠之意，可在去北京报到的路上，听说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抢走了陈圆圆，不由冲冠一怒，斩了派来招降的官员，调转马头回到山海关，和前来兴师问罪的李自成初战不利（存疑，可能是让部下们死心塌地的计策，李自成的那些杂牌军怎么着都不应该是大明边军的对手）后向满清投降，在山海关下和多尔衮合作，一仗就把李自成军队打回到解放前，并且放清兵入关，合伙打进北京城，赶走了李闯王，并且还找回了陈圆圆。
美女可以失而复得，但吴三桂的汉奸之路却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投降满清之后的吴三桂被清廷封为平西王后，乞军攻击李自成残军并将其基本消灭，还被南明政权封为蓟国公；再之后的吴三桂，延西线取汉中、四川、云贵，师出缅甸擒杀了桂王，彻底消灭了南明小政权；再后来，开藩设府、镇守云贵的吴三桂在康熙准备撤三藩之际，又再举反旗，前期战绩不错，一度和清廷划江而治，但随后不断败退。
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也就是公元一千六百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称帝。吴三桂筑坛于衡州府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为应天府，作为大周都城，相关一切皆用京城名称。同年八月，大周昭武皇帝吴三桂病死于衡州府皇宫内。两年后，昆明城破，大周亡。
陈圆圆在被找回之后，一直跟在吴三桂身边，直到年老色衰之后从昆明的平西王府辞宫入道，礼佛终身。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似乎尽人皆知，多数人总是喜欢这样简单的分析和考虑问题，但吴三桂献关降清这事也可能有多种原因的版本，除冲冠一怒之外，大体还有吴三桂左右逢源搞投机和先借兵平乱后无力回天等说法。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在宁远前线败多胜少、不断后退的大明朝唯一希望和救星吴三桂接到诏书，要求带兵进京勤王。可当吴三桂走到半路上，北京城已被攻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文武大臣纷纷投降新建的大顺朝。此时，家眷尚在北京城里的吴三桂要是说一点都没投靠李闯王的心思肯定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证明当时的吴三桂还是抢先向大顺朝递了降表、表了衷心的，说这时的吴三桂就考虑投机的事情还真是有些高看他，也许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保全家眷，做个新王朝的佐命功臣。
李自成军队的阶级斗争行动显然有些彻底，高级革命将领刘宗敏、李过等人组织了大规模对投降明朝官员的拷夹、追赃，让崇祯皇帝死活也要不出来的官员私产几乎全部成为农民军的胜利果实。在这个批斗官员名单里，就有吴襄，而搁在市场上价值不菲的美妾、天下闻名的大美女陈圆圆一并成为刘宗敏（也有说送给了李自成）的胜利果实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受了委屈的吴襄给吴三桂写了封私信，让儿子赶紧回来救人。
而此时李自成似乎也发现了吴三桂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几个降官降将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
当吴三桂几乎同时收到内容截然相反的两封信，作为一个成熟的高级将领，他自然有可能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再加上听说陈圆圆被掳，自然知道投靠大顺朝绝对是下策。走投无路的吴三桂立即率部重返山海关，并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
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说到底只是那些文人的说辞而已，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或者否认甚至忽视陈圆圆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都是失之于片面的。
可怜的吴三桂无法在李自成这边待价而沽，看着自己的产业和家眷（包括父亲和发妻美妾）不保，他作出任何行为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就算是吴三桂不投降满清，中原人也已经无法赢得和满清的战争，甚至根本就无法抵挡八旗军队的凶猛进攻，山海关就算攻不破，多尔衮的军队当时已经向居庸关进发了，打破长城防线似乎只是迟早的事情；而李自成是完全不能做指望的，不能和原有官僚阶层达成和谐共存的大顺王朝，依然改变不了其流寇本质，无法构建真正的政权运作机制，在并不强大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满清面前完全就是不堪一击。
我站在山海关城楼上追思古迹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山海经》里提到的朱厌：“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也许，山海关就很象那只神兽，它只因为战争才会出现（在历史里）。遂为诗曰：
七律—山海关
风流许在此青墙。锁钥中原控北荒。
天道不仁开海岳，城垓无意定兴亡。
休摩冷堞层沉血，屡证红颜别怒章。
朱厌哪堪严相雅，闲抛浊浪问秦皇。
楚国第六代君主熊渠虽然在位仅仅十来年，但风起云涌得一塌糊涂。
关于熊渠，还有个和李广一般情节但显然更牛的故事，说他也看见了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就一箭射过去，青铜箭头（比铁箭头大有不如）都扎进石头里面去，羽毛飞散。乘着周王室不振而楚国蒸蒸日上，勇力过人的熊渠带着楚军彻底消灭或者征服了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带可能的敌对势力，完全安定了他们的大后方，甚至把楚的势力已经向江南和东部山区纵深发展，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他更为离经叛道，不光自己僭越称王（居然没有记载但显然如此），还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封王了。长子熊毋康为句亶（荆州一带）王，次子熊挚红为鄂（鄂州武汉一带）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荆州鄂州之间）王，分别镇守此三个要地，全面控制青铜业，俨然一副随时带兵北伐的架势。
但三子封王不久，熊渠又取消了儿子们的王位，（自己的恐怕也没留），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实际有可能极为英明神武的周厉王姬胡继位了。能够让如此高调的熊渠退缩和臣服，姬胡的能力或者可见一斑吧。
姬胡继位两年以后，熊渠去世，其时熊毋康已亡（也有学者认为熊毋康就是《离骚》里提到的那位皇考伯庸，是屈氏的先祖），遂传位于熊挚红。然少子熊执疵却于次年发动政变，弑杀其兄代立为君，改名熊延。
一般情况下，内斗很凶的人对外都不会太厉害，在姬胡的压制下，在位近三十年的楚熊延无所事事。不光如此，此后的楚国，熊延一脉默默无闻，历经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等数代国君，都对中原毫无影响，还闹出了熊霜死后三弟争立的内斗来，直到熊仪继位才有所好转。
非常奇怪，强大到几乎可以立取中原、最少也能够偏安一隅的楚国怎么啥事没有突然又龟缩成早先南方的蛮夷，江汉一带又多出无数的大小姬姓诸侯国来，后来周宣王派个三千人的队伍就敢伐楚，还赢了。完全解释不通。
所以，在我对那段历史的假说里，熊渠在周夷王晚期完全放开了手脚搞扩张和僭越，继位之后的周厉王既然是个英明神武的家伙，毫无疑问要带兵或者派兵讨伐，而且居然取得大胜。我也没完全想明白中原军队是如何突破方城长城（就算没有也有一个坚固的防线）或者武胜关的，姬胡的军队很有可能在这一战中重创楚军，直接干掉了句亶王熊毋康，并迫使熊渠投降，大批土地回到姬姓诸侯手里，楚国那些僭越王的称号也随之一并作废，楚人一夜被打回到解放前。
这段非常有可能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却因为姬胡后来败了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不被记录，才造成了日后历史学的混乱。
楚的又一次崛起是从熊仪开始的，他抓住西周向东周转换的有利时机，再次启动强盛之路，（他死后谥为若敖，自此楚君始有谥号）。重新燃起斗志的楚人，在熊仪、熊坎（谥霄敖）两代积累之下，熊眴也就是楚鼢冒悍然发动战争，征服了陉隰。陉隰到底是哪里，其实也一直没有定论，现在有人认为是老河口一带的一个很小的地方，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沉寂百年的楚人重新站到历史舞台上了。
韩非子说楚鼢冒称过王，就是楚厉王。这事目前还是孤证，也许不足采信，何况他那篇文章主要是说大名鼎鼎的和氏璧的。
说是有个叫卞和的楚国人，在楚山（这山到底在那里也有无数个版本）中获得了美丽的玉璧，把它奉献给了厉王。厉王让雕琢玉器的人鉴别它，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在说谎，就砍去了他的左足。等到厉王驾崩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玉璧献给武王。武王还继续让雕琢玉器的人鉴别，鉴别结果还是石头。武王又砍去了他的右足。武王驾崩了，文王即位，没有了腿的卞和就抱住他的玉璧在楚山下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尽到流血。文王听到后派人问原因，卞和说：不是为被刖伤心，是因为它是宝玉而被看为石头，忠贞的人被看为说谎的人。文王遂派雕琢玉器的人剖开他的玉璧，果然得到宝玉，于是命名为“和氏璧”。而这块和氏璧日后也成为传国玉玺，成为中国王权的象征。
而楚鼢冒的弟弟熊通是肯定僭越称王了的。这位著名的楚武王杀侄自立，在位五十来年，四下征战，再次横扫江汉，后人称之为春秋三小霸之一；而他的儿子楚文王熊赀则彻底完成了都城从丹阳迁移到郢的计划，并真正全部占领南阳盆地，再次坐实了楚国以观中原的南方大国地位；而紧随其后的成、穆、庄三代，楚国实力不断增强，终于成为可以问问鼎的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的这段历史颇有可以细究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先回到英明神武的天下共主周厉王姬胡那里。
说到周厉王，大家往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暴君，被英勇的“国人暴动”赶跑下了台，但真没谁能真正指出他到底如何具体的恶行才坐实暴君身份；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位时间居然长达三十七年，总觉得这厮就是个汉朝海昏侯之类的混蛋角色，一上台就胡搞而被整下课的。
虽然我长期鼓吹西周的封建体制，但我也清楚的知道，周王室实际上也一直是惨淡经营，（当然，我不反对甚至赞同王室的惨淡经营）。周武王夺取王位不久就死了，留下周公旦祸害天下；大乱之后形成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局面，成康两代休养生息为主，后面可能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跟王权威仪关系不大；昭穆两代欲正王权，有成果少实效，直到昭王南巡不归之后，或者因吃蟠桃长寿而干了五十多年天子的穆王一度重振朝纲但大周朝也精疲力竭；其后的共、懿、孝、夷四代或者有点小作为，但整体上日渐衰微，王室的指令几乎没啥作用，诸侯和四夷对王室已经没有早先的尊重，贡献上缴得有一搭没一搭的甚至干脆就不交，而熊渠的三子封王也正式拉开了诸侯公开对王室不敬的序幕。
姬胡继位时的局面大体就是这样的。
面对内忧外患，姬胡干得极有魄力也极有成效。但这个事情非常难讲清楚，我想了好几种讲述的方案，最后还是决定先说我编纂的这个完全可以搞成电视连续剧的假说故事。
用一首诗开头：
七绝—咏史
信是千秋盛世图。
周官大计赖姬胡。
国人暴动高门策，
妄责荣夷与卫巫。
姬胡还在当太子时候，就立志重振朝纲，他有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分别是西虢国和荣国的储君，也就是后来的虢公长父和荣夷公，这两人一文一武，配置相当合理。
周武王封诸侯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两个叔叔封在荥阳汜水关和宝鸡大散关一带，世代养兵，以武为主，其族人能征善战，故作为都城的屏障。到周夷王时期，西虢国仍然兵强马壮，征伐严狁也称太原戎（实际上就是大漠上的犬戎）获胜的主将就是虢季子白。当姬胡继位之前，虢公长父已经得位就任了虢国公，手握六师之兵。
对于熊渠的僭越，姬胡自然是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三人的密谋之下，他们采取了特别行动。
公元前八百七十九年，就在姬胡登基告天礼成之时，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已经带着准备多时的六师兵马不宣而战奇袭方城长城成功，然后乘胜追击，先后击败赶来增援的楚军三王部队，几乎全歼楚鄂王熊挚红的军队，阵斩楚句亶王熊毋康，越章王熊执疵则战败投降。最后，而曾经英勇善战的熊渠也在丹阳落败，放弃了垂死挣扎，选择臣服姬胡和大周王室。周因此强横的入主江汉。
由于此时的政治生态尚为仁慈，还没有滥杀贵族甚至剥夺贵族地位的情况，所以楚依然存在，姬胡只是捣毁了方城长城，夺取了被楚占领的土地，把它分封给那些被楚压制的固有南方诸侯贵族和迁移而来的中原贵族。随着姬胡亲自带兵顺着大别山区向东挺进，他们可能就是从我老家一带找到了白莲河的西河故道（当然更有可能是熊渠他们楚人找到的），开始接近淮阳。后来在江汉平原及其周边的有随、申、息、邓、郧、绞、州、蓼、权、黄、英、六等国，当然，最为强大的是从中原迁来的噩国（噩国得名极有可能跟先前的鄂国相关，因为它们原先互通，基本就是一个字来着）。
占领江汉并基本打通长江中下游两大平原的姬胡，从登基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的控制力和主导欲望，他跃跃欲试，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的辅佐下，对异姓诸侯国采取高压态势，让那些异姓诸侯们感觉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于是反抗接踵而至。
周厉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八百七十七年，那个两年前在随州见到姬胡最为殷勤的噩国国君反了，噩侯联系了淮夷也可能就是东夷中最靠近中原的几个国家或者部落作为同盟，相约从东、南两个方向共同攻打周王朝，预定在洛阳会师后在继续西进关中。
这一仗姬胡赢得极为漂亮，当时纸面实力并没有明显优势的周朝军队通过运动战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式大获全胜。
当看到虢公长父带着六师军队去东部抵挡淮夷的时候，噩国军队杀出方城缺口一路势如破竹直扑洛阳，亲临成周城的周厉王似乎兵力不足，他甚至发动随行贵族的私兵出战（出现战损也是厉王愿意看到的结果），不免让噩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遂收拢全部军队猛攻成周。谁知道兵不厌诈的虢公长父在东部和淮夷初战之后，竟然用了空城计，除少数兵力牵制淮夷之外，他利用周兵强大的运输力量及时把主力运回河洛，和及时赶到的北方八师一起，在平原地带几乎全歼噩国军队，然后虢公长父（实际没去）再次挥师南下，完全摧毁了噩国的有生力量，降噩为鄂，并使随国接替成为江汉地区的霸主。
气焰嚣张的淮夷再次“乘虚”攻近洛阳时，他们和噩国人几乎遭到了同等待遇。当姬胡亲自率兵坚守成周和来犯之敌鏖战不休时，已经完成修整的虢公长父军队的一半兵力和大部分战车，组成车阵在平坦的战场上从背后攻击淮夷军队，一切变得顺理成章，淮夷溃败，周王室的军队随后一直追击到淮夷领地让淮夷彻底臣服。周因此入主江淮。
经此一战，英武且魄力非凡的周天子姬胡令天下震动，虢公长父的车战及其运动战能力也让各路诸侯侧目，一举奠定了西周王朝三十多年的最后辉煌局面，也促成了周王室的最后疯狂。
考虑西北少数民族刚刚受到惩罚，为了保持胜利果实，实现东南的稳定，姬胡下令西虢国一分为二，虢公长父带着他的部分族人迁到三门峡一带跨黄河再立一国，史称南虢。剩余的西虢人继续镇守西北，（后被秦国所灭。）
战争可以决定政治的走向，但战争不是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政治的主流。姬胡三人组在头三年里赢得了所有该赢得的战争，但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们似乎搞砸了一切政治游戏，就算他们拥有周公旦之后最伟大也是最有实力的宰相之才荣夷公也于事无补。
根据周公旦他们当时搞出来的制度，周天子的卿士也就是周王朝的首席执政官只能是历代的周公、召公共同担任，虽然我们得承认，大多数情况下的历代周公、召公也是相当优秀的，但绝对很少是最优秀的；而且，王室和这些大诸侯之间的亲情关系也越来越远，一旦王室和这几位诸侯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周公、召公也一定不会站在王室一边；而整个贵族团队更多时候更关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往往也选择站在主持政事、同为诸侯的周公召公一边，实际上，周王室的败落也跟他们这些贵族的冷眼旁观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姬胡三人组认为，封和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做适当的调整，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姬胡首先把荣夷公任命成周召二公的助理，协助主持周朝政务。荣夷公从发展农业入手，他在虢公长父的协助下，在极尽安抚的基础上，从已经臣服的江汉平原和江淮之间大量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技术，使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井田制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给王室和诸侯都带来巨大的收益。荣夷公也因此得到广大诸侯的认可，所以当姬胡提出将荣夷公地位提到和周召二公并列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了不得的阻力。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而当荣夷公把南方的林业和渔业移植到中原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他和姬胡的声望都达到了顶峰，荣夷公成为首席执政官似乎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姬胡自然也是迫不及待的乐见其成。
事情如果就这么平稳发展下去，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姬胡志不在此，他还在寻求实现王室最大利益和王朝千秋万代的不二妙法。
还别说，他们还极有可能还真搞出了最接近的那个东西。
他们重新捡起了周穆王“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理论体系，对宗法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完善。姬胡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政策研究团队，自己亲自挂帅并参与意见，由荣夷公全面主持，在吸收历代遗留法典的基础上，根据人法天的思想，充分体现公正、公平、适宜原则，他们写出了《周官》，提出了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体系，完成了历史上最科学的礼乐制王权政治体系建设。
但这个法典一经面世，就受到贵族团队的强烈批判和抵制，其原因就是贵族们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伤害。贵族们最不能接受的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周官》规定的税赋和徭役水平大大高于周公旦时期（产量增加这事他们显然已经忽略掉了），并且通过体现博爱精神的保息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还需要他们分出一些利益给普通平民；第二，山林、水域都收为国有（他们同样忘却了荣夷公之前这些地方都无法产生收益），需要使用者承担较大额度国有资产占用支出（所谓专利）；第三，逐渐放弃西都丰镐，首都功能将要全面迁移到东都洛阳这个更符合《周官》规定的天地之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布局的王城去，而东迁将会给丰镐这些经营多年的大宗贵族带来巨大的财富损失。
贵族们终于又想起周召二公的好处了，他们纷纷向姬胡提出要回归旧章旧程，认为大宗大邦才是国家的栋梁，意思要姬胡罢免荣夷公。他们还为此准备了一个由当时最著名的写手芮国国君芮良夫起草而成，他们都认为未必就充分得一塌糊涂的理论依据：世界上的财利都是上天赐予的，实际上跟荣夷公这个混蛋没啥关系，所以这些财利理应由君王赐给诸侯，诸侯再逐步分配给天下人，可他荣夷公居然引诱君王独占天下人的财利，实在是罪不容赦，如果君王还重用这样的人，则周室危矣。
而姬胡显然对这个后来成为经典的《周官》更有信心，认为自己按土地性质计算税赋之类和收取山林湖泽专利的办法是典型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土地所有权分配之后的二次分配更科学合理，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能得到广大平民和低层阶级的拥护，自然不会听从这些贵族的谬论，并果断采取了高压政策强力推行《周官》法典。
大概是在周厉王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八百四十六年前后，周王室和诸侯们的矛盾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诸侯们发动各方势力到处妄议王室乱政，采取各种措施破坏和阻扰新政的推行。而姬胡也相应增加实施了强力措施，他用了一个叫卫巫的人，组建了一支类似后来明朝锦衣卫的监察执法小分队，对影响改革进程的不法行为和公开言论进行严厉打击，史称“卫巫止谤”。双方终于擦枪走火，相继发生了一些动乱和镇反事件，姬胡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都开始出现人员的伤亡，也有一些低级贵族成员或死于动乱，或获罪伏法，矛盾迅速进入完全不可调和的半暴力阶段。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坚持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会以大多数的名义行事，但实际上，大多数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到了这个时候，贵族气质终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召公召虎带着芮良夫等贵族终日貌似大义凛然地杀到王宫和姬胡、荣夷公等争辩，闭口不谈他们暗中操纵的破坏活动而大声疾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并写下“板”、“荡”等后来入选《诗经》名篇的时候，那些被贵族宣称要剥夺土地使用权的底层阶级全线退缩，全然不顾己方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纷纷躲回家中或者迅速放弃姬胡同盟身份转而投到贵族们的反抗阵营，双方势力在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竟然发生了完全的逆转。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文章备齐，武侠们该上了。周厉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三年，一代名将虢公长父被族人陷害遭刺客暗杀而死，姬胡最死忠的军队易帜。与此同时，召虎幕后指挥，各贵族带有侠客性质的私人武装鼓动并带领大批平民，当街杀死正执行任务的卫巫一众，然后攻打实际上已经开门揖盗、没有任何防守的王宫。
贵族们的私人武装进宫活捉了姬胡和他的儿子，并在混乱中失手杀死荣夷公之后总算稳定了王宫的局势。但王宫外面的局势已经失控，蜂拥而来的平民们邪恶的犯罪欲望已经被完全调动起来，从抢几件东西到烧杀奸淫逐步升级，整个王城里从群情激奋到一片哀嚎再到火光冲天最后是狼藉不堪，就连始作俑者召公的大宅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几乎不保（也可能是苦肉计）。整整持续了十几天的混乱最后终于由召虎带兵平定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
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召公（召虎后来也被成为召伯虎或者召穆公），找来了本任周公（和召伯虎不一样，历史上居然几乎没有周定公的记录，就留下这么个名字），他们决定把姬胡流放到山西的彘地（山西霍州），自公元前八百四十二年开始，周朝采取由召公、周公两相共同管理朝政的方式，（其中，召公主要理事，周公以记录史实为主），史称“共和行政”。
而那本当时流传甚广的《周官》被召公到处搜出销毁，搞得那东西好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直到西汉……
十四年后，雄才大略的周厉王姬胡薨，召伯虎推出藏在家里十四年的周厉王太子姬静继位天子，这便是周宣王。
我们之前曾多次提到并介绍《周礼》和它各种可能的来历，但我坚信不疑的只有这个结论。我曾和朋友闲聊时候提到过我确定《周礼》的作者只可能是周厉王和荣夷公，朋友以其更可能是一个中国古代乌托邦蓝图的说法回应我，我的解释是我们得相信专业的力量，这样一个能打动王莽、宇文周、王安石等很多代英帝名相，为后来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学术思想远胜《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一干后代名著且毫无破绽的伟大作品，绝不可能是非专业人士凭空瞎想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个专业人士甚至一个家族闭门造车弄个七八上十年就可以弄出来的，只可能是一大帮优秀的专业人士结合实际情况边实施边修订完善的结果，从这个逻辑看来，也只有恶名昭昭的周厉王、荣夷公组合具备完成这样远超时代杰作的可能。我甚至相信，我的偶像刘歆（说是他能伪造《周礼》我也不敢相信，但弄个五岳插进去却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完全想到了这点，甚至他看到的版本就可能有确凿的证据，但因要向世人推广这部伟大作品的原因，他把完成时间向前推移了一百多年附会到周公身上，以利于他那位号称再世周公的好朋友王莽。
由于周王室从此失去了历史的话语权，关于“共和行政”这件事情，我的假说故事极有可能比史书记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话语权才是最重要的历史因素。
七绝—咏史
丰镐中兴属共和。
召公门下半皤皤。
诗陈板荡精周礼，
止谤当然赖止戈。
实际上，周厉王并不是历史上唯一失去话语权的非末代帝王，两千多年后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就因为不招文官们待见且其无后，在史书中就被贬得一塌糊涂。最为离奇的是：朱厚照化身镇国大将军朱寿亲临宣化府抗敌前线并取得了应州大捷，亲自率领五六万明军打退了三四万蒙古军队的进攻，自己还奋勇手刃一人，打得对方主将蒙古小王子以后几十年都不敢带兵南下，可这个土木堡战败之后仅仅七十年、足令大明朝扬眉吐气的重大胜利，在那帮没有一个在场的文官们控制下，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个上十万人鏖战了数日的战争只死了六十八个人（蒙古军十六个，明军五十二个）。
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帮文官的阴险嘴脸，让我不免对青春叛逆有底线、不乏英武之气的朱厚照颇生好感，甚至对他身边那几位臭名昭著的刘瑾、钱宁、江彬等宦官和近臣也多了一些怜惜。
说到话语权，慧思明显要有风度得多，在他成为正局级以后，他在衡山地区举行的各项活动中，都极其尊重岳神的话语权，他甚至定期邀请岳神在般若寺岳神殿里讲学，并经常组织佛道两教的学术交流活动。就算是和尚资格的考试，也邀请岳神担任终极面试场的副主任评委委员。
据我所知，这个系列活动是佛道两教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合作研讨活动，也是最为融洽的一次。
但周王室却再也没有机会和诸侯们融洽的合作了。
周宣王即位以后，根本就没有拿到过权利，虽然周定公成了摆设，但除了一呼百应的召伯虎之外，诗人（有可能是诗祖）军事家尹吉甫、废除公田的仲山甫（亦名樊穆仲、樊城之祖）、先当武将后弃武从文当了太史公司马迁祖先的程伯休父、放弃军权当文官的虢文公、因是宣王母舅而成为申国始祖并通过压制南方多年的申伯、后来分晋三国中最早的牛人韩国始祖韩侯、以孝友著称的张姓史上第一人张仲以及大将南仲、方叔等一干文武也纷纷协掌国事并得到封地。开始阶段，这些人还能相互合作，四处出击攻打本来已经臣服周厉王但因共和复叛的西戎、猃狁、南国（可能包括楚、噩）、淮夷和徐国，大体是胜多负少，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宣王中兴。
但随着中原局势不断好转，各贵族之间也纷纷打起了一些小算盘，而周宣王也慢慢有了一些势力，一家独大的召公也感觉到了危机，就逼迫宣王冲周公系下了狠手，让周公旦次子君陈一脉的世袭周公地位再次下降，连记录历史的功能都不保而转手鲁国，而周公旦长子伯禽一脉的鲁国被整得长子不能合法继位，也是混乱得一塌糊涂。又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你争我斗，相关各方实力均有不同程度变化，地位下降的召公再也无法控制朝政，逐步淡出。接下来的十五年左右时间，群臣控制的王室军队屡战屡败（尤其是周宣王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九十年，千亩之败让申国失去了他们压制南方的水军，周宣王也是被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单骑救出），也因此被周宣王重新收回了部分权利并杀掉了几个他认为该死的大臣，然后顺利把王位传给周幽王姬宫湦（或者叫姬宫涅）。
周幽王姬宫湦其实从来就没有玩过什么烽火戏诸侯的无脑游戏，历史中记载他的那些暴行大多也毫无根据，他只是不甘沉沦，继承祖父、父亲遗志，继续和朝臣、诸侯们玩着政治游戏，并奋勇改立褒姒为后、褒姒子伯服（或者叫伯盘）为太子。周幽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申侯因周幽王废黜女儿申后、外孙宜臼之事而恼怒，（也有说是因周幽王派兵攻打西申国捉拿逃走的宜臼），于是串通西夷犬戎大举进攻西周都城镐京，击败西周精锐宗周六师。在骊山之下，犬戎人杀死了周幽王和伯服父子和周幽王的叔叔（或舅舅）郑国始祖郑桓公之后从容退走。褒姒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故有人说被犬戎掳走，也有说和丈夫孩子一起被杀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出现专业史官不间断记录并传世的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作为中国具有信史的开端，但非常遗憾，开头的信史几乎没什么可信的。
当然，之后的信史也有很多根本就不可信。
但我们得说，信史的出现终究是一件伟大的人文事件，为后世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证据，从那时开始，正史就是研究历史的唯一首选。关于它的意义，我曾经结合我谋生的专业这样说过：史官和会计是最相近的两个专业，只不过一个记录政治事项，一个记录经济事项；不管怎么说，只要是专业会计做的，哪怕是一本彻头彻底的假账，也好过根本就没有账，这是私人作坊和企业的最重要区别；历史大抵也是如此。
和会计技术不断提高（谁知道呢？）情况一样，史官的专业技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开始的史官也会犯最基础的错误。
前面曾提到过檿弧箕箙的故事，紧接着下来的就是褒姒一笑倾国。这个记载在《史记》和可能是司马迁托左丘明著的《国语》中当然是可以对照的。大致是说姬宫湦得到大美女褒姒之后，这个冷美人就一直不肯笑，姬宫湦千金悬赏得了一个好办法，就在骊山烽火台那里点了一把火让诸侯误以为敌军来袭而带兵来救，终于博了褒姒一笑，这个就叫烽火戏诸侯；而当申侯带着犬戎军队真正打过来的时候，点了烽火却再无诸侯带兵前来勤王，致使西周灭亡。
（接下来，在犬戎人在西周的都城大肆烧杀抢掠满载而归之后，醒悟过来的就近诸侯才带兵进京，拥立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号称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等卫护或者说胁迫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但这个故事显然是存在巨大的漏洞的。
首先，烽火台的大规模设置极有可能要晚于周幽王。
通过十里左右一个的烽火台连续点燃柴火或者狼烟报警这样的办法得要有体系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够有效运行，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典章是汉朝的。当然，我们相信在秦朝甚至更早的东周时期，烽火台一定已经完全可能作为长城的配套工程出现过。
由于南方多山、天气潮湿，生火比较困难，所以楚人的长城里一定没有烽火台这样的设置。（那位说了，万一真有怎么办？嗯，是个问题，南方植被那么茂盛，万一好不容易生出的火不小心没控制好，把整座山都点着了可就好玩了。）也就是说，烽火台最早只能发源于北方，虽然它有可能比北方的长城略早，但似乎也应该早不了多少。
说得再彻底一点，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兴师动众的爬到山顶上筑一排烽火台绝对不如在隘口修建城池更为经济实用。要知道，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凭借函谷一座雄关就已经让东方六国一直见不到潼关一带的花花草草，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也就是说，如果周幽王之前的周王室有那经济实力，周厉王、周宣王也不会那么和一众诸侯贵族争夺得你死我活，单独的烽火台报警体系在长城没有修之前不大可能被广泛运用。
再就是，在周幽王这事之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烽火台的任何记载和蛛丝马迹，不由得不让人怀疑那帮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历史会计的专业技术水准，是否也搞出了类似当下经常发生的必须六月初上缴的半年心得体会居然大量引用领导七一讲话精神的事故。
其次，哦，在其次之前，我们先插播点别的内容。说到狼烟，很多人都按照唐朝书籍上流传下来的话说，是因为狼粪点的烟笔直且风吹不散，所以军方就到处捡狼粪用来传递战争消息。因为狼烟这事在唐朝还是存在的，这事居然就一直没人怀疑，而读书人往往只记住了典籍。实际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原谅我，我也还是看书看的，没有真实去点狼粪堆试验，）居然有人点了一堆很难搞到的狼粪，发现这东西烧出来的烟根本就没有柴草烟醒目，也完全没有吹不散的自觉。这个事情有两种可能，其一，古代军方的狼烟主要还是狼粪的成分，但他们有没有流传下来的配方，那个添了佐料的狼粪烧起来就是烟浓形直，不排除那时候的军队就专门有人去捡狼粪晒干，并和士兵、战马的口粮以及烧火的薪柴一起送往前线；其二，叫狼烟跟狼粪没关系，但跟狼族有关，我们知道，所有的突厥系民族都是以狼为图腾的，我们历史上遇到的北方少数民族（犬戎自然也是妥妥的狼族）基本上都是狼族，中原人也长期用狼比喻北方胡人，所谓狼烟，最先大抵就是狼来了的信号，（据说从一道烟到三道烟分别代表小股、千骑和万骑的规模），后因为狼族来了，一定就是掠夺与反抗的战争，所以便以狼烟作为战争的代称。
其次，烽火台只可能传递边防战争信息，首都的守卫要通过狼烟示警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就算当时已经有了很多烽火台，也不管那里烧的是不是狼粪，但那烽火台的最重要作用一定是为了让都城或者其他重要的驻军城池及早得到敌人入侵的消息，以利于迅速调动军队去应战。至于都城，离边界那么远，中间还有重重关城阻隔，让敌人悄无声息地长驱直入打到都城这种事情确实不多见。
都城的防卫历来都很严密，就算是后来号称“天子守国门”的大明朝，其都城北京也在长城基础上增加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的设置，根本就不是蒙古骑兵所能觊觎的，何况当时周王室还有整整六师军队驻扎在都城丰镐一带，足可以应付非崩盘情况下的所有局面，更不会是什么一小队轻骑兵就可以攻进去的，李存孝十八骑破长安的故事也只能是在演义之中出现；即使不考虑这些，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四面环水且连接一体、互为倚角的丰、镐两城也很难被没有攻城器具也没有城市攻防战经验的犬戎骑兵随随便便就打破的。换句话说，都城的防卫能力是不需要用烽火台呼叫诸侯救援这种运作机制的。
好吧，那位说了，我偏要又咋样？这事其实也简单，架不住某位周王真的怕死，他决定一旦都城有事，就用烽火台通知诸侯来救，（他也不怕那带兵的诸侯乘机顺手把他的都城给端了，这些人似乎比外敌还难弄，）可早期千里王畿，人家诸侯真要过来似乎够忙活几天，虽然后来王畿都分封给新的诸侯了，但王畿还剩个小半总是应该的，那些诸侯整顿军马赶来也不是太容易。
即使这些都成立，还有个事情也难以解释，由于各地诸侯赶到的时间还不一致，你说烽火戏诸侯那回，周幽王和褒姒他们得在骊山烽火台上等多久啊？恐怕夜深露重之下的褒姒冻得脸都要僵，破颜笑起来有可能比哭还难看。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该去看看地图。
看明白了么？骊山烽火台在大西安的东边。如果按照丰镐城的距离计算，骊山烽火台那里离周王室的都城将近一百里，再往东不到两百里就到了另外一个天下第一关潼关（周王朝时候这座关极有可能没有），再继续往东约一百五十里就是崤山那里的最早的天下第一关桃林塞也就是古函谷关（当时有没有可能也很难说），可以进入中原了。
不论大周朝有没有必要在骊山那里建有烽火台，当犬戎人从西北边攻入镐京，把周幽王赶了近一百里地到骊山脚下，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尾声，点不点烽火，有无救兵实际上根本就不重要了。
那么，之前呢？就算是有申侯带路，悄无声息的犬戎骑兵到底是怎么进来并深入王畿腹地而前线和西北部众多诸侯完全不知情，强大的六师和坚固的城墙怎么都不能稍微坚持个一两天，这些疑问太史公的历史中完全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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