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丁建军|| 一根烟头和一个鸡蛋

一根烟头和一个鸡蛋

文/丁建军

匈牙利作家莫里滋说，穷人在想哭的时候经常是笑的。

村上有个二爷喜欢喝酒，很多个夜晚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二爷爱我们，有时候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也教我们唱戏，所以二爷那儿就是我们的乐园。

二爷有个土炕，小的时候我经常和几个伙伴去那儿。不回家的时候，喜子和大亮睡在两边，猴哥和我睡在中间。

初秋的夜晚，早就有点凉意了，当然去睡二爷的土炕除了炕是热的，关键是到那儿我们可以尽情的玩耍，二爷不在的时候，有时会吃到“偷”来的苹果甚至还会听到比我大几岁的他们说到村上那个姑娘脸蛋漂亮屁股大之类，所以那时的我不顾大人的反对一有空就去二爷的土炕。

一天我到的时候他们几个正盯着一双绿颜色的球鞋评头论足，原来是猴哥他远房大姑回家，从外地给大侄子带来的，为此猴哥偷了他爹的一代旱烟表示要给他庆贺一下，他们每人卷上了一根我也接过了猴哥递给我的一棒，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四个人开始了烟雾缭绕，地上的鞋子胡乱的摆了一地，只有那双新球鞋整齐的放在正中间，在漂亮的脸蛋和大屁股声中，我们进入了梦乡，那晚我做了一个梦，除了梦见漂亮脸蛋的姑娘，我还梦见我也有了一双和猴哥一样的新鞋。

第二天我们起的很迟，喜子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猴哥的新鞋被烟头烧了一个洞，我们爬起来都仔细去查看，一双崭新的鞋子，一只鞋舌头上面有了一个该死的洞。一节烧尽了的烟头躺在那儿。地上除了横七竖八的鞋就是横七竖八的烟头，只有那双崭新的鞋子和那个刺眼的洞就是一个另类，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在大家的叹息声和猴哥的心痛声中烟头分析会开始了。

小“诸葛”大亮说道，“从烟头所烧洞的大小和方向看，我和喜子睡在两边烟头扔在上面的可能性很小，中间是猴哥和黑娃，候哥不可能自己去烧自己的鞋，所以这烟头可能……应该……大概是黑娃扔的。”几个人频频点头，“嗯！说的有道理。”我吓的六神无主了，只记得当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因为我知道这个分析，那根烟头意味着什么？但似乎又找不出不是我的理由，候哥问，“那你说么办呢？我听大姑说这双鞋一共四块五，我还一天没来得及穿呢？”大亮不急不慢，“一只烧坏了，让黑娃陪你两块，现在穿上也不好看，但你还是可以穿的，所以就让他再陪五毛一共陪你两块五，你看怎么样？”喜子说，“我看这样行”，猴哥愣了半天，“看在咱们几个的关系上，赞能成。钱你可以一定要快，要不然我爹发现了要打我。”那天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到学校的，上的什么课，怎么到的家。我像是背上了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母亲以为我病了，不停的问我哪儿不舒服？

从此我害怕见猴哥，人也完全变了，告别了二爷的土炕，也告别了我们的乐园。但每隔几天猴哥就会把我叫到教室的后面问我“有没有钱？”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田野里各种小草都探出了嫩芽。星期的时候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要去挖黄芪，因为我知道村里的大个子家一斤黄芪可以卖五分钱，几个星期后我把先后挖来的黄芪装了一大袋背到了大个子家。过称后大个子要给我钱时，他的小脚老婆说，“你看你的这都有些干了，湿的话能卖两块钱，现在给你一元。”大个子心领神会互的看了一眼小脚老婆，递给了我一张很新一元钱，我拿着倒掉黄芪的空袋子和那一块钱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大个子的家。多年后学习《卖炭翁》里有这样几句，“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觉得当年的我就像那个卖炭老翁。为了怕节外生枝我直接找到了猴哥给他说明了情况，让他先把一元收下，猴哥接过钱，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剩下的一元钱一定还他。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谷雨过后，田野里越来越绿，很显然再也不能去挖黄芪了。但那一块五毛钱从哪儿来呢？肯定不能向父母要，再说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闲钱，而且现在早就到给地里上化肥的季节了。

一天早上母亲要下地了，不见我去上学，叫我起床上学时我头疼的厉害。母亲拿了一个鸡蛋说，过一阵起来把这个鸡蛋在炒了，吃了就好了，说完母亲就下地去了。过了一阵我起床，拿着那个鸡蛋走到了厨房，想着炒熟的鸡蛋多香啊！就在我要生火的同时我划火柴的手忽然停了下来。这个鸡蛋还有用处，因为一个鸡蛋能卖五毛钱。我不是没有想到鸡蛋，而是鸡蛋母亲盯的紧，那天下蛋那天隔窝，母亲都掌握的很清楚，因为那是全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连体弱的父亲平时都很少吃到鸡蛋。现在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鸡蛋，要是能再有一个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换来一块钱了，人就是这样，什么叫得陇望蜀。

“机会常常是给有准备的人。”一天母亲要去赶集，她把一个扁篮里放了一层麦草，把鸡蛋小心地放了进去一遍又一遍的数，一共只有九个，老母鸡脸憋的通红，“咯咯”“咯咯”，它从草垛旁踱过来又踱过去，母亲焦急的等着，明明昨天她摸过母鸡的屁股，今天是有一个鸡蛋的。她今天计划了很多要买的东西，而全靠这些鸡蛋，要是再有一个就可以凑足五块钱了，但是老母鸡除了“咯咯”“咯咯”就是不下，如果再迟就赶不回来了，母亲没办法，边骂老母鸡边提着篮子和里面的麦草和鸡蛋走了。我可高兴坏了，我爬在草垛旁，一声不吭，就等老母鸡的那一声“呱呱蛋”。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在草垛旁用爪子刨了几下，向四周看了看，它蹲下了身子，憋的通红的脸闭了上了眼睛。我可兴奋了，小心的趴在那儿，像一个侦查敌情的士兵，过了一阵，只听见老母鸡站起身，它抖了抖身上的羽毛，“呱呱蛋”“呱呱蛋”，然后用嘴往中间挪了一下刚下的鸡蛋，转身就去找吃的东西了。我高兴地走过去把带有余温的鸡蛋捧在手里，如获至宝。没等母亲赶集回来，我就把两个鸡蛋拿给了猴哥，因为它相当于一块钱。猴哥嘱咐我，还有五毛呢！我答应着，我如获重释，因为一座大山，我快要翻过去了，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下午母亲赶集回来就去草垛旁找鸡蛋，嘴里说“奇怪了？今天明明有一个呢？”过了好长时间母亲一直纳闷那天的那个鸡蛋哪儿去了?因为她对她的判断是深信不疑的，而这一切只有我是清楚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猴哥小学毕业了，不久就外出打工了，再后来我也有了那五毛钱也没地方去给他。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如今二爷的土房子早已改建成了二层小洋楼，土炕也换成了的双人床，入住的那天，我们几个端起了酒杯，我对着候哥说，“我还欠你五毛钱呢？”听完，大伙儿都笑了。有几个不明真相的问，“啥时候欠的五毛钱?我们怎么不知道？”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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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军，甘肃武山人，常有作品发于《天水日报》、《武山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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