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不灭性与超越性

秦耕耘意识是不灭的，是与人类共存的。从自然角度说，真理是恒在的，没有真理的恒在，就不会有自然与高级生命，人类也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对人类世界来说，真理意识可能存在于某个时间阶段，或存在于某个空间与个人的头脑里，也许是显性的，也许是隐性的。或许成为主流，充满一个大的区域，占据长远的时空；或仅存于人的内心。公元前770年——221年，中国是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与古罗马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罗马共和国延续到公元前27年，内战之后走向帝国时代。古代国家统治是通过地方诸侯治理领地，也就是分封统治制度。这种统治模式容易出现两种矛盾，一个是君主与诸侯的矛盾，一个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如果是郡县制，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很容易显露出来，统治者还需要大量的统治工具，这是统治者赖以存在的条件基础，这就必须改变一些人的作用，还要实行垄断利益分配。这是按着统治目的进行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制度使人才变成了奴才或工具，因此抑制了社会生产与社会进步。无论是从统治成本还是从人的社会生存成本来分析，都是不可长期承受的，也是不能延续的。从社会学来说，没有合理的目的，就不会有合理的社会结构。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诸侯之间的矛盾，王朝统治对于这种矛盾无能为力。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知名的思想家，纵横家与野心家、阴谋家同样活跃于世界舞台，他们都想壮大自己，而又缺少实力与良策，纵横家则奔走于各国之间。他们要走向何方，各种意识力量、思想文化、或受利益驱动的纵横家，或邪恶野蛮势力都在积极发生作用。这是一个蕴育并决定未来的时代，存在着多种可能，他们有各自的主张……在今天，普通人中没有不知道儒家与孔子的，而能知道墨学与墨子的人很少，这与墨家的政治目的与主张，与以统治利益为目的的历朝历代统治有直接关系。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学与儒学一同被列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而孟子认为：“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的成败决定了人的存在形式。韩非是法家人物，韩国人，约是在公元前280年——233年。但当时的法家与今天人们所能理解的法家有本质上的区别。当时的法家所指的“法”则是：“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而从实质上说，这种法家人物只不过是阴谋家的帮凶，是靠出卖灵魂换取食物的可怜虫，他们只为了统治利益而存在，从不思考人的价值。所谓的“法家”，只是他们的主子赐给他们的名号……他们实际上是权力的忠实走狗，是人中的败类。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况的弟子，韩非不善于讲话，文章却很厉害。他的《孤愤》、《五蠹》等文章被秦王看到了，大为赞赏。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非被派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秦王很高兴。秦国的朝臣李斯等人害怕韩非得到秦王的重用，便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致使韩非被关进监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是死于同学之手。韩非是“法、术、势”论者，其法是指专制之法，是以权力与国家目的利益为基点，其术是指藏于内心的，不能告人的，驾驭臣民的权术，是鲜有的将无耻纳入文化机体的政客，但所有的人间无耻与丑恶总是会暴露于天下。韩非所指的势，是指君主的权威，是“生、杀、予、夺的权力。”韩非是君权至上论者，主张弘扬君权，而征服者的本性就是越无耻越是出来露脸，是非廉耻全然不顾。他还是商鞅耕战论的继承人，把人当作是王者之资。而他的“君权至上”与“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是相互矛盾的。韩非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韩非与法家是把人作为统治对象，把权力与国家作为目的。法家思想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并以此分享统治利益。这种思想必须同时找到两个载体，一个是统治阶层，一个是被统治阶层，如果失去一个载体，这种思想就彻底完蛋。它的行为与责任又是分离的，是不成体系的。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人不能脱离权力的怪圈，就在于这种思想没有合理性，是注定失败的。被排挤的不只是墨学，还有杨朱学派。杨朱的言论是依据当时他人的记录而成，杨朱没有留下成文的书籍。因为杨朱学说从根本上就没有把权力与国家纳入其范围，而一些人根据统治需要，对杨朱的话进行恶意歪曲，而末流文人根本无法理解杨朱的学说。杨朱对社会的一句精彩言论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因这句话，杨朱被攻击为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其实在利益方面，人们应该以是否合理所得作为判断，以自私给人作结论的人最好去关心一下垄断货币，或关心一下未经公众授权的统治，或应该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这句话的本意说的是人与其财富的存在形式，指的是方法，与自私毫无关系。如果像杨朱所说的那样，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阴谋家则无法聚集财富，没有垄断货币，无法将天下之资与人身用于自己的目的。杨朱是把人与财富的自然存在形式看成是秩序，每个人都是目的利益与秩序的载体，他的学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只有每个个体都是智慧的、充实的、秩序的，这样的整体才有质量。下面这段话说的是古代大小君王与文人的关系，出自《吕氏春秋-诚廉》“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春秋时代，人是凭实力立足于世，人的地位高低是由社会与自身能力决定的，不是由某个势力决定的。那个时代，私学已非常流行，各家有各家的内容与主张，野心家，阴谋家也混迹于其中，法家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时手工制作已非常先进，《墨经》中的许多专业知识，今人已不能解读。文化教育和手工的发展说明春秋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稳定富足。当然没有独立的法规这种局面不会始终存在。墨家学说是为所有的人而存在，不论贵贱，不分内外。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爱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人不可能爱所有的人，也不会像政客那样把奴役与憎恨当作主要事情来做，在爱与恨之间选择一个正常态度更为适当。但人在关键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对于一些人，应提供所能的支持。无论是爱与恨都是根据人的本质与个体表现。兼爱需要能力与担当，这对于墨家来说不是问题。交相利，只有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交相利，因为只有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多样性，这是另一个层次的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也分为多个层次，多种范围。有了多样性，人在自由交往时才能互利互惠。那么墨家是怎样从显学位置一下子没了踪迹？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合法的权力，对责任期内所发生的主要事件都必须要有真实的记载。如果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政权，也有能力将其罪恶证据全部消除。而《史记》作为编录以前历史的专业书籍对墨家事迹有条件做如实记录，而《史记》对墨家的记载只有24个字。如果是描述一个人，我们只说他(或她)穿了什么样的鞋子，这样的描述其可信度是多少？他的确是穿了那样的鞋子，千真万确，而这样记录历史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司马迁所能克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墨子。想知道墨家为什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只能从墨家的主张说起，因为我们找不到其它真实可靠的线索。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与非攻与当时正在主张兼并、扩张的秦政权是对立的。墨子认为：国家权力只能通过选举才能产生，反对兼并、侵略与扩张。而秦政权正痴迷于大国梦，皇帝梦。法家的阴魂先后在秦政权身上找到了依附，为主子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罪恶肮脏也能换取世俗世界的羡慕、荣誉、地位和利益，这种交易开创了他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历史，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极力掩盖，想尽一切办法销毁证据。水火不可同炉，黑暗与光明不能并存。到“焚书坑儒”之时，墨家已经被神秘失踪，这就是真实，不管人们能否接受……经历死亡而复生，如果还能保留从前的记忆，证明人的灵魂还在，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不属于任何生命。墨子是属于世界性公民，墨家的失败是所有人的失败。这样的人多了就能改变世界，改变人的存在形式，人的生命才能得到尊重，生命才有质量。人类的共同敌人是邪恶，而不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兼爱与非攻就是用正常平等的态度对待具有不同价值的人，不管他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墨子》一书共71篇，现只剩53篇。而另一本书《孙子兵法》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各种注释与插图、版面设计，装订样式都很精美，简直像艺术品。只推行权力文化，人的思想文化被全面隔绝的环境下，有意识能力的人会知道发生什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有些事失败并不等于没有价值，成功并不等于有价值。两千年之后的世界潮流，正是墨家当初所践行的。愚昧的群体只能接受邪恶，只有智慧勇敢的群体才不会被真理的庄严所吓倒，只有会思想会行动的人们才能为自己创造美好的世界……思想的作用不止在于其本身，还在于其引向作用。墨子的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不仅为人建立了生存秩序，还将人的能力作用与生存目的导向文明，并可以延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杀人的三种形式：可见的就是把人从肉体上消灭；其2就是从灵魂与认知上杀人，使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把思想变成大众文化与意识力量，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目的变为真实；其3就是从经济上杀人，让他们做不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从经济上限制人，符合统治目的利益的就存在，想要在经济上独立的就挤压，消灭。后两种杀人形式，人虽在，其实质已经名存实亡，不能产生人的应有作用。而统治者不会因此而放弃统治权。如果人类不能消除统治利益，人类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